“CC”与国民党派系的斗争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大革命后，国民党就出现派系了。除最大的“CC”和“蓝衣社”之外，还有段锡朋在江西组织的“AB团”，周佛海在江浙组织的“实践社”，童冠贤、张清源在河北组织的“新中学会”，王宗禹在河南组织的“民主大同盟”。仅上海一地就有“前进”、“改进”、“贡献”、“夹攻”等反共组织。
陈果夫、陈立夫弟兄组织的“CC”派系，是深得蒋介石宠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系统特务组织。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太子派被纳入中央委员会，成为特务组织的领导中心，遭到国民党左翼丁维汾系的各省市党部反对。蒋介石一怒之下，便以组织部部长名义向中常会提出：“这个特务系统不依总章规定产生，由中常会决议产生。”淫威之下，“新中学会”、“三民主义大同盟”控制的20多个省市党部听命于“CC”。因此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夫当上秘书长，蒋介石连任组织部部长，张厉生、余井塘为组织部秘书，形成了“陈家党”。
蒋介石在“三大”上提出整理党务方案，解散原有的各省市党部，在全国进行清洗，由二陈亲信和“CC”分子接收全国各省市党部，并掌握其组织部门。
蒋介石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仿照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办法，将“CC”发展成法西斯集团，名叫“青白团”（取青天白日之意），由陈果夫、陈立夫、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7人组成领导机构。
我参加“青白团”（这时已改为“青年社”）是在陈立夫家的地下室秘密进行的。这是个阴森恐怖的地方，台桌上烛光惨淡，冷气逼人，壁上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旁边挂着身着戎装的蒋介石像，由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徐恩曾等主持，张道藩为监誓人。我在这两个像前宣誓完毕后，监誓人张道藩训词：“如违反纪律，要受最严厉的处分，以致处死，领袖叫如何就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
为扩大力量，先后由张厉生在北平组织“诚社”；齐士英在东北组织“东北青年学社”、“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陈泮岭在河南组织“武德社”，刘不同组织“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潘公展、吴升先在上海组织“上海协会”等外围组织。
1938年“青白团”与“复兴社”矛盾日深，蒋介石在汉口宣布解散这两个组织，但“CC”派系仍然存在。这时张厉生因破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有“功”，受到蒋介石赏识，便以他为组织部部长。“CC”中有少数人被陈诚拉走，另起炉灶与二陈作对。后来，朱家骅继张厉生为组织部部长，便对“CC”分子大肆清洗，以亲信取而代之。
1939年，刘不同由英国回国，声明脱离“CC”。而国民党派系众多特别是胡汉民、孙科、汪精卫、蒋介石等派系互相攻击，矛盾重重。蒋介石一派拥有武力和江浙财阀势力，加上美国支持，始终居于统治地位。“CC”是蒋政权的核心，江浙集团是核心的核心。
20多年漫长岁月中，“CC”既攻击其他派系，又遭别的派系围攻，特别是受到以张群为首的政学系攻击。
政学系前身可溯至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国后，鉴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政权力量非常强大，他也组起政党来。为避国人耳目，便暗中出钱，由运动进步党的梁启超出面，想以此与国民党抗衡。后来，一部分进步党人与国民党的部分投机政客联合组成政学系，在北洋军阀中进行政治投机，谋求高官厚爵。北洋军阀不懂政治与经济，借政学系为其策划，尤以亲日的黄郛、张群、杨永泰为主力，开始同蒋介石勾结。蒋介石则利用他们的政治经验，为自己建立政权服务。后来因内讧，杨永泰在武汉遇刺身亡，政学系为张群所控制，张是对蒋效忠不渝的人物。
“CC”在经济、金融部门中与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孔宋派系，武装特务部门中与黄埔为核心的“复兴社”作殊死斗争。派系斗争的结果是全国各省市国民党组织全部落入“CC”手中。“陈家党”又恢复起来了。
“CC”势力不断壮大，二陈尽力培养中坚分子，在中央政治大学学生中和该校毕业后安置在各级行政部门的新官僚中物色对象。政大毕业生高的当上专员、县长，低的也是区长、县府科长，把全国专署、县、区各级行政权抓到手里。出现政大学生不会失业，人人有官当的现象。
二陈的垄断，当然引起政学系旧官僚的不满。但“CC”置之不理，手伸到不可再伸的地步。不久，又把各省民政厅长这个位子抓到手中。陈立夫当上教育部长后，就控制了全国教育系统，以至于各省的专校、联中也全部抓在手中。最后，“CC”再抓经济机构，使企业成为“党营化”，以致骆美真、齐士英等人一瞬间成为亿万富翁。为了紧紧控制企业，拥有经济实力，他们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党营事业管理处”，由陈果夫兼任处长。
抗日战争时期，轰动大后方的“重庆黄金加价舞弊案”发生后，孔祥熙被撤去行政院院长和所兼财政部部长，由宋子文任院长，俞鸿钧任部长。陈氏兄弟对孔祥熙表示同情，“CC”趁机把金融业抓到手中，陈果夫任农民银行董事长；徐继庄任邮政储金汇业局经理；赵棣华任交通银行总经理。最后把中央信托局也抓到手里，“CC”政治集团摇身一变又成为财政资本集团。
“CC”的王牌力量，就是所掌握的特务系统，仅中央组织部的一个调查科，是不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客观形势促使陈立夫在曾养甫任调查科科长时，将该科扩大建成“暴力指挥部”，由叶秀峰负责。不久，徐恩曾在二陈和蒋介石同意下，将“暴力指挥部”正式建立成“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
1937年，军事委员会成立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陈立夫又为首任局长，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为副局长；第一处处长徐恩曾，掌管社会情报和行动；第二处处长戴笠，掌管军事情报和行动；第三处处长丁默邨，掌管新闻、邮电检查。不久，由金斌任处长。另设一个指挥部，指挥各省、市党部调统室及上海特区的活动。
指挥部还在苏州和开封设有集中营式的两个“反省院”，这两个机构表面上属于江苏、河南高等法院，实际属于总指挥部，院长人选由二陈向蒋介石推荐，由高等法院任命。盐务稽核所撤销建立盐务局时，“CC”又打入盐务部门，开办训练班，由各省、市、县调统室保荐人员受训，毕业后派在各盐务机构任督察。
重庆谈判后，蒋介石把中统局交内政部，改称“内政部调查统计局”，各省、市称“调查处”，县为“调统室”，换汤不换药，为中统原班人马。
“CC”势力强大，招致其他派系不满，特别是政学系反对最强烈。杨永泰虽然被刺身亡，张群继管，但矛盾并未消除，旧恨新仇更为激烈。政学系提出“融党于军政”来打击“CC”，“CC”提出“融政于党，以政治军”来还击，双方明争暗斗，有时公开赤膊上阵，刀枪相见，闹得血肉横飞。
蒋介石在汉口组织豫、鄂、皖、赣“四省剿总司令部”时，杨永泰（当时尚未被刺）任总部秘书长，集党、政、军于总部，实际是集中于他个人之手，借调整组织为名，将四省国民党的负责人改称“主任委员”，由该省军政大员兼任。“CC”在党里势力大部分转入政学系手中，实现了“融党于军政”的目的。“CC”受到这个沉重打击之后，恨而不言，因杨永泰这着棋，是以蒋介石名义行动的。二陈也不示弱，就以“融政于党，以政治军”的办法回击，狠抓政治部门，办法是：“从纵到横”、“由上及下”，再“从横到纵”、“由下及上”，“CC”打进行政、教育部门，待其巩固后便向中常会告状，控告政学系毁党，张道藩、余井塘、张厉生等奔走于张继、邹鲁这些元老面前，逼着政学系把党权还给了“CC”。当然是先把豫、鄂、皖、赣四省党领导权收回。为加强领导，省、市党部以至于县基层一律改为书记长制，以此巩固权力。哪知为时不久，“复兴社”斜刺里杀出，用军事力量夺走四省党的领导权，逼得四省党部书记长加入了“复兴社”。
在高等、中等学校中，“CC”与黄埔系展开了拉锯式的争夺战，竟发展到逮人、杀人的地步。河南大学教授张金鉴，原是政大学生、“CC”分子，因拒绝加入“复兴社”，被特务逮捕；开封“CC”负责人陈泮岭组织的国术馆，“复兴社”说有异党分子藏入，派人搜查；“复兴社”南京负责人任觉五，把政大学生三人绑架杀害，办事不密，让“CC”抓到证据。此事陈立夫命我调查，因我与任觉五内兄龚鲁、龚愚私交较好，只好拖延。后来互捆扭送到蒋介石面前，结果任觉五受到撤去中央军校政训处处长职务处分，一直冷了好几年才重新起用。
由于派系斗争日趋激烈，1939年，蒋介石公开宣布解散“CC”、“复兴社”两个组织，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在中央设“中央团部”，省、市设“支团部”、特别市的区和县设“分团部”，采取干事长制。
“CC”、“复兴社”两个组织，表面上同时寿终正寝，但各自幽灵仍在，随时想借尸还魂，互相间的矛盾转变成了上层分子的矛盾。
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导致了“CC”的官僚政客和党阀间重重矛盾，最突出而富戏剧性的是李敬斋出钱唆使陈泮岭姘妇的丈夫，向法院告陈诱奸和霸占有夫之妇。这场桃色官司打来打去，终于把陈泮岭的福中公司总经理搞下台了。
梅佛光、马毅、齐士英也在进行殊死战；山东刘志平与×××，也拼搏得血肉横飞；北平陈石泉和鲁涤平斗争也很尖锐；天津时子周和邹汉元、邹华之间矛盾也很复杂。真是哪里有派系，哪里就有拼死拼活的搏斗。在蒋介石面前扯不完的皮、丢不尽的丑，弄得蒋介石大发雷霆，伤透脑筋，只好各打五十大板一顿臭骂，骂得双方狗血淋头。
1942年，朱家骅任组织部部长时，建立自己的派系，狠着心肠下手，对各级党部中的“CC”分子大肆排斥，清洗出去。我在重庆市党部受到冲击，转向行政部门，仅保留住一个闲职。为此，陈立夫弟兄大发牢骚说：“朱骝先（朱家骅号）单对我们开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还都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国民党政府“总统”。各省、市县选举“国大代表”，三青团、“CC”竞选斗争激烈。由于三青团乱拉人入团，甚至吸收了四五十岁的人入团，更有国民党员兼团员者。“CC”认为这样做破坏党团关系，违背组织原则，党团矛盾日渐尖锐复杂，特别以重庆最为严重。尽管蒋介石采用党团合并办法，将省、市、县以及中央各级的三青团人马并入党部为副职，仍不能解决。因为党团矛盾，也就是“CC”与“复兴社”的矛盾，一天比一天尖锐，直至蒋家王朝崩溃，逃到台湾，矛盾仍未休止。
不堪回首话“中统”
国民党“中统”与“CC”派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CC”是国民党最大的派系，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组织的，内部人称二陈为“开山祖师”，兄弟二人深得蒋介石的宠信。
1928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陈果夫、陈立夫及其亲信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并进入了中常会，陈立夫当上秘书长，蒋介石连任组织部部长，陈立夫为副部长，张厉生、余井塘为组织部秘书，形成了“陈家党”。
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方案，即：解散原有的各省、市党部，在全国进行清洗，由二陈亲信和“CC”分子接收全国各省、市党部，掌握其组织、宣传部门，随后成立“中统局”。
1937年，调查科并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为“调查统计局”。陈立夫为首任局长，下设三个处：第一处处长徐恩曾，掌管社会情报和行动（地址在瞻园路）。第二处处长戴笠，掌管军事情报和行动（地址在鸡鹅巷）。第三处处长丁默邨，掌管新闻邮电检查，以后是金斌任处长（地址在小西路）。在这三个处之上有个“局本部”，在西华门四条巷非园；另有一个指挥部，在中华门道署街明朝徐王府（清时作道台衙门）。下设总务组，张祖模任组长；组织组先由顾建中任组长，后由黄埔学生王思诚继任，指挥各省市党部调查统计室及上海特区；训练组由王杰夫、刘桂二人分任正、副组长。还在苏州、开封设有“反省院”。
对外活动第一处用中央组织部名义，第二处用军事委员会名义，全由徐恩曾负实际工作，重大事件由陈立夫决定，陈不能决定的报告蒋介石决定。
随后很快在各省、市、县党部设立调查统计室，组织庞大，室下设科，科下设课，课下设组（县级只设组），并在学校、社团、公会、工会、机关、工厂设情报员，内部叫“细胞”，后改称“党网通信员”。
1938年正式建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调查统计局”。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为正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
中统局1938年迁重庆，局址设在九道门兴华小学内，后迁罗家湾原川东师范学校内。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原址。
中统内部组织
局长室：局长、副局长、主任秘书、秘书；
人事科：科长、副科长，由局长直接指挥，主管人事升迁调补；专员室：由局长直接指挥，级别同组长、科长，专搞设计、法制、联络和临时工作；第一组：主管情报、资料、档案、文书、总务等科，并设情报、秘书、总务、登记、资料、档案、译电等室；第二组：主管党派（以中共、进步党为对象）、帮会、宗教团体、盗匪、扒窃集团、日伪汉奸，设一至四个科分管以上工作；第三组：主管训练和对外，下设第一、第二两个科。以后把第二组第四科扩大为经济调查处，下设经济检查大队（简称经检队），主管全国经济、日伪经济和解放区经济；交通处：主管全国中统的电台、电信器材及沦陷区、解放区秘密交通（包括交通人员）；研究室：主管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和策略、共产主义理论和史料的研究等；统计处：主管与侍从室第三处的联络呼应，扩大档案工作，将共产党人、民主党派人士、进步爱国将领和人士情况编成档案卡片；实验区：重庆实验区，直属局本部，该区工作为全国各省、市、县的调统室作示范，专管逮捕、绑架、拘押、刑讯、破坏等；附属机构：直属局本部的交通部调统室；财政部盐务调统室海工部工作组；司法官训练所调统室；内政部县长训练班调统室；外交部公务员联谊组调统室；中国文化服务社调统室；教育部调统室。
中统人事制度与管理不同于国民党的一般机关，是按军事编制，组长、处长少将衔（专员中有同级的），科长上校衔，科长以下是上、中、少尉衔。负有特殊使命的人，哪怕是个调查员，所领取的生活费比科长级的还多，属特别待遇。
特务证件（派司）有两种：一是调查证，是高级特务使用，上面附有“凭证可带手枪一支、子弹百发，宪、军、警机关予以协助”的条文；一种是职员证，是一般特务使用。另有两种章都是银质的，一种是圆形蓝底红字“中央党部”四个字；另一种是像纽扣大小，上面一个红色“中”字，有的是用英文字母。证章时常换，有时一年更换三四次。局本部还掌握有中央和地方各机关的“来宾证”供外勤特务活动时使用，用毕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