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深知四川军阀复杂难以对付，便以政治攻势先行，于1935年派贺国光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替他的势力入川打前站。贺原是四川速成学堂学生，川军各派许多军人都与他同学，他来为蒋介石联络恰如其分，贺被派入川，早已胸有成竹。到重庆便在原镇守使署（清时总兵衙门）挂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的牌子，奔走于各派军阀之间。各派军阀经过政治攻势和私人关系，而且迫于形势只有靠拢蒋介石，便联名发出通电欢迎蒋委员长入川。
与贺同时入川的还有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总队长康泽。这是一支军事、政治、特工综合队伍。进入重庆首先扼住军事要塞佛图关（后改称复兴关）。康泽是安岳县人，黄埔学生，对四川情况很熟悉。他在群众中展开政治活动，积极宣传中央政策，同时在川军中插入钉子侦察情况。刘湘也不示弱，便以冷开泰为首搞起土特务。双方肉搏了几场，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
四川军阀范绍增是绿林出身，很重江湖义气，对人慷慨豪爽，挥金如土。他迎请贺国光住到他豪华的范庄别墅，二人关系日益密切。
蒋介石势力入川以后，与川军各派军阀展开明争暗斗，进行智与力的搏斗。
刘湘沉着稳重，不随便说话，肚子里却计谋百出。蒋介石早已了解，贺国光入川时便对贺说过：“此人深谋远虑，是个难对付的人。”蒋介石想到红军长征北上，刘文辉防守大渡河不力，恨之入骨，便抛出以刘湘扼制刘文辉之力。刘湘是刘文辉侄儿，但想统一四川，便不顾以侄儿打叔叔招人议论之嫌，发动“安川之役”，把刘文辉撵到西康。蒋介石便施两手办法：派刘文辉为西康省省主席，派刘湘为四川省省主席，使二人互相克制。刘文辉表面接受委任，暗中在打主意。蒋介石第二着棋是派曾在保定学堂同刘文辉同学的张笃伦出任西昌行辕主任，对刘文辉进行监视；贺国光当然是监视刘湘。
刘文辉对张笃伦一再拉拢，表示真心投靠蒋介石。暗中通过政学系人物邓汉祥（贵州盘县人，任四川省秘书长），走张群、何应钦的路子，又利用女婿伍培英与陈诚亲信方天（江西人）走陈诚的路子，与陈诚挂上钩，再走上侍从室陈布雷的路子，晋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当然不会消除对他大渡河防守不力之恨，而与之虚与委蛇。
西安事变发生，刘湘认为机会到了，便采取行动接收了成都行辕、成都军分校、行辕特务团、中央通讯社、中央、中交、中农几家银行，联络四川军阀通电反蒋宣布独立。只有杨森、王陵基二人在看火色不急于表态。万未料到蒋介石脱险回到南京。蒋介石也趁热打铁，积极布置解决刘文辉的行动，他密令成都军分校学生提前毕业，作好接收刘文辉部队的人事准备。先头人员已过了雅安向西昌进发。就在这时，蒋介石接获情报，日本对华将发动战争，即立命进康人员返回原地。刘文辉从此住在西康，不出川抗日，保存实力，伺机东山再起。
邓锡侯也是保定学生，孙中山先生反袁时邓参加护国军，捞到政治资本，他只有95军一个军，军械也不精良。被刘湘挤到川康边境，伸展不开，蒋介石利用邓、刘之间的矛盾，任命邓锡侯为川康绥靖主任，表面上看来可调度川康军队。刘湘统一四川后，他二人不能合作，只能中蒋介石之计互相牵制。邓锡侯见状不妙，便请缨出川抗日，蒋介石任命他为22集团军总司令，后由孙震任总司令，邓仍任川康绥靖主任。同时任王陵基为嘉宜农垦总司令。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甫系军阀首先成为瓦解对象。中央特务和地方特务各显神通，明争暗斗起来。
在蒋介石分化瓦解下，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王陵基等产生不同程度动摇。
王缵绪表示忠于蒋介石，便将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趁龙云路过成都时，签订三省防共反蒋协定之事，秘密报告蒋介石。因此王缵绪当上四川省省主席。这事被潘文华知道并拿到证据，即与邓锡侯、刘文辉密商对策。召集164师师长彭焕章、163师师长陈兰亭、126师师长谢德堪、新九师师长杨晒轩，新7师师长刘树成、18师师长周晓岚、137师师长刘元瑭，列举王瓒绪罪行，通电请蒋介石撤去他省主席之职。蒋介石借机命王缵绪出川抗日，四川省省主席由他自兼，以行辕主任贺国光兼秘书长代行主席。不久，蒋介石以张群代主席，继而正式委任。如此一来，把四川摆布得四平八稳了。
王陵基是留日士官生，川军中诸人与他貌合神离，刘湘对他也有反感。他是1927年“三三一”惨案中杀害中共重庆地区委员会书记杨窨公的罪魁元凶。王在四川吃不开，只好通过顾祝同向蒋介石请缨抗日，派为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借此拉走了四川两个军。
蒋介石整治刘湘的办法是任他为七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为副司令长官，命刘出川抗战。刘湘率领潘文华、唐式遵两个军开赴江西、安徽前线，陈诚又使手脚把潘、唐两人调开，使川军首尾不能呼应。
刘湘出川后，蒋介石曾令他守南京，此时日军已逼近镇江，人数众多，武器精良，士气正锐，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南京是绝对守不住的，所以，刘湘便婉言推脱，推脱得了蒋介石推脱不了日军，他的部队和日军接触几次，兵力被大量削弱。中央军撤离南京后，雨花台一战，日军的现代化武器把装备窳劣的川军击溃。
此时，韩复榘被枪毙的消息传来，刘湘如坐针毡。自思与蒋介石明争暗斗了若干年，现在被调出川，似猛虎离山，施展不开，损兵折将，也失了防地，蒋介石现在收拾他，是易如反掌而理直气壮。他越想越觉可怕，便将司令长官职交唐式遵代理，自己连夜到武汉，长途奔波，以致胃溃疡发作。
蒋介石得知刘湘潜逃，异常震怒，立命陈诚、戴笠、宪兵特高组、中统特工调查他的下落。陈立夫、徐恩曾也亲令我插手此事，并每天报告情况。
很快就得知：刘湘藏在武汉万国医院。蒋介石采用陈布雷建议，将刘湘藏身之地公开出来，并说“刘湘病愈后仍将返前线抗日”，逼得刘湘不能隐藏身份。同时，宪兵、特工已把医院内外监视得严严实实。
1938年1月21日，刘湘死在医院。关于刘湘的死，当时有几种说法：一说是被吓死的，因为他和韩复榘一样丢失防地，而且还临阵脱逃，挨枪毙的命运在等待他。一说是被特工叫护士用安眠药毒死的。一说是被气死的，因为斗了许多年，终于败在蒋介石手下。还有一说是病死的，他的胃溃疡原很严重，胃穿孔而死。
刘湘一死，甫系军阀随之瓦解。
编者按：此文所记事与《川军抗战亲历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一书有关文章所记述情况相左：一、刘湘出川抗战是在各方面力量推动下，认识到抗战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主动“请缨杀敌”的。二、刘湘防守南京，并无“临阵脱逃”之事，曾积极建议组织抗战，“宣誓与南京及前方将士共存亡”。三、刘湘发病，并非在从南京到武汉的途中，而是在南京。四、刘湘并非“潜逃”，而是发病于昏迷中，蒋介石“令左右设法护送至汉口”，且与张群秘书同行，因而并非“藏在武汉万国医院”。（参见该书中乔诚所写《刘湘出川抗战前后》和范长江所写《刘司令官精神不死》）
姚文元与其父
1982年，我随县政协参观团到重庆参观。我在重庆生活二十余年，算得上是个老重庆了，在渣滓洞、白公馆、红岩村等地，我怀着愧疚的心情向委员们历数当年特务的罪行，致使那些年轻的女讲解员惊奇万分。她们哪里知道我是这些罪行的见证人呢！
一天，参观团路过大溪沟一幢大楼。这里不是预定的参观之地，但是，就是这幢楼，勾起我对有关姚文元及其父姚蓬子的回忆。
这幢楼原是国府路282号，“中统”头子徐恩曾住在这里。徐是我的上司，我常去向他汇报工作，在这幢楼和中统局本部里，多次碰见姚蓬子去交情报和领取津贴费，每次大洋300块。因为姚由徐单线领导，特工纪律严格，不许过问横向情况，所以我和姚只是点头之交。但是我后来听费侠谈过他的情况。
费侠是徐恩曾老婆，国民党立法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