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is much discussion in the Englishspeaking nations about how to “rebuild” social capital，with ideas ranging from “citizenship education” to pedestrianisation and arts； but I was glad to see that the 2002 report was extremely cautious about the ability of policymakers to change things. The last thing we need is naggingnagging adj.唠叨的，挑剔的 n.唠叨，挑剔. I also much enjoyed its worried little digression into the negative side of social capital-oldboy networks，microcommunities that exclude outsiders，ethnic ghettos，and so forth.
Mr. Halperns book will come to more informed conclusions than I can； but my own instinct，from the research and from observation，is to draw only two. First，were not quite as cynical as we say we are，and nothing like as cynical as our media. Secondly，the worst crisis of trust is not actually between citizens，but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ir government and institutions. The remedy for that is in the hands of politicians，who ought to police their own ambition and greed and that of their corporatecorporate adj.社团的，法人的，共同的，全体的 friends. Interference from the top is a lousylousy adj.（俚）污秽的，恶心的，生虱的idea. Example from the top would be much better.
我们的确相互信任
这年头，你能信任谁呢？这是剑桥 大学的大卫·哈尔朋和关注“社会资本”的唐宁街战略小组的研究人员们共同提出的一个问题。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向世界不同国家的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您是否认为大部分人是可以信任的呢？”
结果很有意思。从统计数字得出的结论是：社会混乱、宗教衰落、公众丑闻、家庭破裂以及对犯罪的恐惧使得我们不那么信任他人了，这成了引起轰动的头条新闻。对40年来类似的调查进行的比较研究表明，英国人对他人的信任度降低了一半：20世纪50年代，我们中60%的人回答“对，大部分人可以信任”；20世纪80年代持肯定答案的人减少到了44%，而如今只有29%。
在爱尔兰和美国，信任度也在持续下降；而与此同时，挪威人、瑞典人、丹麦人、荷兰人却对相互间的正直诚实表现出极大的信心，他们的信任水平在上升。在墨西哥和日本，人与人间的信任度也在提高，这一现象虽然有些难以理解，倒也很有意思。相互猜忌的多疑金棕榈奖非巴西人和土耳其人莫属。对上述问题持肯定答案的，前者还不足3%，后者也仅有6.5%。法国人显然从未相互信任过，现在也依旧如此。这样看来，我们一年年地越来越不像斯堪的纳维亚人，而越来越法国（或者土耳其）化了。
来看看英国，结论是很明显的。哈尔朋先生和其他调查人员列举了一些原因，解释我们为什么显得不再那么相互信任：终生工作观念的覆灭、离婚率的上升、生活的流动性、移民的增加、咄咄逼人的商业行为准则、大众传媒造成的新的孤立隔绝。“你用财富来摆脱其他人带来的不便，”哈尔朋说，“你确保有自己的房子，而且，因为有五台电视机，你连电视都不必同家人一起看。”
上述一切都言之成理；而认为矿工罢工、食品丑闻、令人对金融业冷眼相看的养老金和捐赠基金崩溃等现象损害了社会凝聚力的说法也同样言之成理。此外的其他原因还有贫富悬殊，社会构成种族混杂：因此有人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优越的社会福利和人口的单一性造就了那里较高的“幸福指数”，信任也就随之而来。
这项调查的确是有益的，但是也需做些说明。问题在于如果像去年那样，调查时只不过问问是否“总的来说，大部分人是可以信任的”，得到的也许就是一个随意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回答，因为英国人个个认为自己机智精明，不会轻易上当受骗。我们的文化对讽刺艺术情有独钟，媒体吹毛求疵，不放过涉及私人、公众的任何一桩欺骗背叛，即使再微不足道，也要极尽能事大肆宣传，并以此为乐。在我们的幻想世界里，我们喜好多疑，爱看描写犯罪的惊险故事和间谍小说。从乔叟笔下的忏悔者到热播喜剧中的人物德尔小子，这些流氓无赖无一不让我们心向往之。我们并不善于准确判断风险，一次次的调查表明，我们对于犯罪行为的恐惧大大超出了正常范围。
所以，我们习惯性地声称自己不大信任他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荷兰人乐于对他人表示信任友爱，并引以为豪（我刚刚乘一艘荷兰轮船航行了两个星期，荷兰人普遍都非常坦率诚恳，让英国人个个显得像吝啬鬼）。而我们英国人更喜欢撅着嘴摇着头，假装机智精明。
然而看看英国社会每天实际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人们对陌生人绝对信任，其程度之高令人惊诧，而这仅仅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社会。有些受访者告诉调查者“总的来说，不能相信别人”，但实际上，他们整天都不经意地信任着那些远方的陌生人。每次搭乘火车或飞机，你都等于将生命交到了那些素昧平生的工程师、设计师、司机、飞行员、交通管制员的手里。你将密码告知银行的电话服务中心时，就是在表示信任；你将信用卡号输入某个互联网网站时，就是在肯定这家从未打过交道的公司正直诚实，信任那些软件设计者的良心。
我们表达信任的方式数不胜数，早就超越了农民们在床垫下藏金子掖手枪的原始阶段。我们涌进电影院、俱乐部，吃下数以百万吨计优劣无法鉴别的汉堡和即食饭。我们知道其中必然有诈，消费者节目便是这么说的。然而关乎消费者的新闻报道数量激增也许正是由于我们信任有加，心满意足。花20分钟想想英国广播公司“监察”节目揭露的那些欺骗消费者的伎俩，就会发现，大家并没有一直生活在怀疑之中；相反，在生活的很多方面，我们松懈到了轻信的地步。
但是问起这个直率的问题，我们立刻想到了那些公然让我们大失所望的人们：违背竞选诺言的政客；使我们的未来岌岌可危、而管理者却拿了红利四处旅行的那些养老基金；变得庸俗低劣的明星们。我们因为不想让自己显得像个傻瓜而说“不”；但转而又像羔羊般相信其实万事大吉。只要本周去社区休闲中心看看有多少人不愿费事锁上更衣柜，就知道我的话没错。除了在警戒心极强的社区之外，不上锁的比例之大，简直让人吃惊。
这种心态并不十分健康。我们的言论终将成为我们的思想，能证明这一点的事实美国比我们英国更多。不过广义地说，信任显然是与“社会资本”相互关联的，社会资本包括各种网络、联盟、地方社团等等把人引入共有空间的任何东西。教堂、俱乐部、慈善团体、社区大学起到的积极作用非常显着。通勤和工时过长造成的危害显而易见，糟糕的城市规划和治安同样贻害不小。大批女性走出家庭和社区迈向工作岗位也没有助益。短期雇用合同也断送了旧的工作场所俱乐部。
关于各英语民族怎样“重建”社会资本，有人建议进行“公民责权教育”，有人建议建步行街、运用艺术等等，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2002年的那份报告在涉及决策者的改革能力时非常谨慎。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指责抱怨。报告中有一部分对老同学关系网、排斥外来者的小社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等等社会资本的负面问题表示了担忧，这虽然有些偏离主题，可我也很欣赏。
哈尔朋先生书中的结论会比我的更有见地；但通过上述的调研和自己的观察，我本能地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我们并没有像自己所称的那么愤世嫉俗，当然更不像媒体那样冷嘲热讽；第二，信任的最大危机并不在民众之间，而存在于民众与政府、民众与各种公共机构之间。补救办法则掌握在各位政客手中，他们应该控制一下自己和他们的商界朋友的野心与贪欲。
自上而下的干预令人生厌，自上而下的表率会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