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履行了入会手续，成为同盟会的正式会员。张静江为革命活动连续支出巨款，使通运公司的资金周转发生困难，以致停业。他一面设法维持经营，一面继续尽其所能资助革命事业。有一次，他接到孙中山催汇巨款的电报，即决定变卖通运公司下属的茶店以筹款项，但还没找到买主，起义却已经失败了。后来这家茶店终于卖了出去，大部分款项仍用于革命活动。1909年，于右任得到张静江的资助，印行《民吁报》，因发表了声援朝鲜革命的文章而被捕入狱。张静江多方营救，在于右任出狱后又资助其东渡日本。这年，他为摆脱经济困境，曾计划设立通义银行，但未能实现。所办的《新世纪》等刊物也因赔累太多而于1910年5月停刊。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张静江正巧回国。他大力支持陈其美、周淡游等人在苏浙各地发动起义，并在此时结识了陈其美手下的蒋介石。他在上海的寓所，成为革命党人的秘密交通站，促请孙中山回国的电报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当时东北革命党人蓝天蔚到上海寻求援助，张静江即为他秘密购买大炮4门、步枪3000枝。南北对峙之时，同盟会员彭家珍在北京舍身炸良弼，也得到过他的资助。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提请张静江出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这个职位许多人欲求不得，张静江却坚辞不就。他准备约集兄弟数人，加股通运公司，专心从事贸易。当时，南北尚未统一，他与褚民谊等以商人身份捐献10万两充作军饷。这对刚刚建立的、财政非常拮据的南京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资助。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陈其美就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率军进攻北洋军占据的江南制造局，张静江亲赴前线激励士气，并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接着他又和蒋介石一起赶到南京支援当地的革命党人。此役失败后，袁世凯在上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张静江利用自己在当地名门世家的声望和种种社会关系，想方设法掩护革命党人，有的资助其生活，有的馈赠旅费，并帮助不少人顺利逃亡到日本。张静江除在经济上倾囊接济革命党人之外，也亲自参与和组织武装活动。1913年5月，驻节扬州的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受抚于袁世凯。为除掉袁氏的这个帮凶，张静江组织了一次成功的暗杀活动：他知道徐宝山嗜好古董，就请四川革命党人黄复生秘密制造一枚炸弹，放入通运公司预制的古董箱内，并摹拟徐宝山派往上海寻购古董的艾某的笔迹致书徐宝山，诡称找到一个铜器，是三代古物，先派人呈送鉴赏，如果中意，然后再议价钱，另派人把古董箱送到了扬州徐宝山的副官处。徐宝山开箱观看古董时被炸，当场毙命，时人均为除掉袁氏一个爪牙而拍手称快。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任命张静江为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他毅然受命。但因为他住在巴黎主持通运公司，加之宿疾难愈，不能赴日本就任，所以由次长廖仲恺代理其事，并凭其信誉向各地华侨借款。1913年10月29日，蒋介石由张静江做监誓人，在上海填写了入党誓约，成为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党员之一。中华革命党成立后，陈其美在上海领导反袁活动，袁世凯对他恨之入骨，授意张宗昌将他杀害(被害于1916年5月18日)。这使张静江和蒋介石失去了共同的朋友——陈其美既是蒋介石的盟兄，也同张静江结拜过把兄弟，是蒋、张相识交往的中介人，他的被害，使他们更直接地走到了一起。蒋介石对陈其美的遇害十分悲痛，他失去的不仅是兄长、密友和导师，而且失去了对其个人前途至关重要的保护人。在寻找新的依靠的时候，他自然地把目光投向了张静江。张的财富与声望、张与孙中山的亲密关系、张在革命党中的地位以及与江浙财团的密切联系，都对蒋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正是他所企慕、并千方百计地想要接近和加以利用的。张静江对蒋介石也有结纳之意，认为这个年轻人能文能武，机敏果敢，是个有用之才，因而多方面给予支持和鼓励。可以说，张静江对蒋介石也像对孙中山一样，都是在其最困难的时候大力相助，从而与其结为至交的。1916年9月，蒋介石回到上海，与张静江的交往日益密切。在张的说合下，张、蒋与时任中华革命党总部军务部长的许崇智焚香换帖，结拜为把兄弟。从此，张便以盟兄的身份更加有意识地对蒋予以各方面的关照。1917年底，孙中山建立援闽粤军，把许多中华革命党的干部和军事人才配置于军中。蒋介石先后被派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等职。由于陈炯明及其亲信把粤军视为自己的禁脔，对外来势力着意进行排挤；加之蒋介石性情骄躁，与人寡合，因此多次负气离职，或是滞留上海、宁波，或是闹着要出国留学，或是游山玩水到处逍遥。其间，蒋介石(即蒋志清)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誓约书，主盟人是张静江(即张人杰)孙中山、张静江等对他时常进行指教规劝。蒋介石感佩张静江能“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因而对张怀有一种“敬惮之心”，将其视为仅次于孙中山的良师。他在1921年1月10日给张静江的信中写道：“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以冀有成。弟自知尚有贤贤嫉恶一日之长，惟养气功浅，加之自少欠缺居敬工夫，持之不能恒久，故随俗变迁之病，仍不能免。每用自戒，而终未能痛改为恨。季陶为我益友，而公则为我良师也。惟自苦天资顽钝，素性暴躁，对于爱我诸公，恒未能奉若神明，而且时出侮辱之言行，既伤感情，复灰友心，非有一二笃爱友好，严厉督责，因事规正，终恐陨越贻羞。吾公患病，行动不便，又不能常亲聆教，此弟所以孤陋益甚，日月无长进也。”对兄长的恭敬之态跃然纸上。张静江也确有长者风度，对蒋常加督责鼓励。1921年6月，孙中山讨伐桂系取得了胜利，张静江闻讯致电蒋介石：“广西完全解决，可痛饮一杯，但内部多未妥帖，公私待商者甚多，请曲意节哀来沪面商一切，是所至盼。”当时孙中山也一再电催蒋介石赴粤。但蒋以母亲去世不久，要为之守孝为名，不肯离家。孙中山写了一封亲笔信，命张静江直接交给蒋介石。张静江臂缠黑纱赶往奉化，表示愿意替蒋守孝，促其赴任。情理难却，蒋介石这才不得不跟着盟兄上了路。孙中山为筹措革命经费，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由张静江与戴季陶等具体主持其事。1920年交易所正式开业，当时蒋介石经常滞留上海，便也去与张、戴一同经营。蒋介石没有资金作本钱，张出钱为蒋代购了股份，对此蒋介石很是感激。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困孙中山于永丰舰，蒋介石奉召赴难之时，特意致书张静江，以后事及两个儿子相托，对其抱以最大的信赖和倚重。次年8月，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出使苏联考察，行前归后都与张静江进行商议。此后不久，蒋就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1924年1月，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静江由孙中山提名为中央委员并列入主席团，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孙中山对这位以万贯家财资助革命的富翁，始终抱以敬佩之情，誉之为“革命圣人”，并亲题“丹心侠骨”四字相赠。蒋介石(左三)率师北伐要赴前线，张静江(坐者)、吴稚晖(左四)、谭延闿(左五)等送行于广州黄沙车站，中立小孩是蒋纬国张静江所料想不到的五朵金花1924年春天，原先一向是爷儿们撑世面的西藏路大庆里张家，一下子变得像个女性世界，一群天仙般的青春少张静江与妻子及其五朵金花在美国女突然“从天而降”。她们整天唧唧喳喳，情绪非常激动，常常在一起严肃而紧张地讨论国家大事，诸如街头流浪儿的收留问题，公共场所的卫生问题，黄包车工人的生活问题……在别人早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怪的事情，她们却不能容忍，像是发现了中国非常了不得的社会大问题，需要呼吁政府立即拿出办法来。她们时而你辩我驳，时而引经据典，有时一本正经地一起涌向大人们讨说法，甚至还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像五四时期的青年一样发动民众……原来是张静江的五朵金花回来了。姚蕙夫人生的几位小姐1908年跟父母住在法国巴黎(荔英和箐英出生在巴黎)，因张静江的通运公司最初就设在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全家移居美国。接受了西方的人文观念，对西方的音乐、舞蹈、美术都有很好的感悟，对美丽的服装尤其感兴趣。她们常常会弄来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布，几个人你拉我扯地在身上左缠右缠，稍微一摆弄，就做出了时装模特儿的效果。弹钢琴更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她们坐在钢琴旁边随便切磋一会儿，手下就会流出属于自己的欢陕乐曲。如果不是她们的母亲不幸去世(姚蕙与孩子们在纽约一个公园里散步时，不幸被树上掉下来的枯枝砸中，脑溢血而去世)或许她们就一直在美国生活下去了。五朵金花的后母朱逸民与张静江但是张静江那时已从单纯地为革命提供经费，发展为直接投身革命活动了，因而多数时间在国内活动，于是五个小姐就由她们的舅舅姚叔莱夫妇带领，回到上海。令她们的父亲感到意外的是，整天在眼前飘来飘去，似乎弱不禁风的女儿们，一旦回到国内，突然一个个都成了女革命家。她们中最小的箐英才12岁，最大的蕊英也才二十岁出头，与她们的后母年龄差不多。芸英和荔英刚高中毕业，不到二十岁，都是如花似玉的年龄。她们没想到自己的国家竟是这样落后，总之样样看不惯，样样都不好。于是就像在美国看到的街头演说家一样，也尝试着走上街头，呼吁男女平等，呼吁耕者有其田，抨击时弊，号召革命。可惜小姐们只知道批评社会的阴暗面，至于这些阴暗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才能使国家光明起来、强大起来，却拿不出救世良方，这种宣传也就不会持久。其实不要说她们，就是她们的父辈，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不也是被这难求的“救世良方”难为了一辈子吗？但是显而易见，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以及其父早期的社会改革的思想倾向，在她们的脑海里早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尤其是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不违心地屈从别人的个性，也令她们的父亲大为惊讶。几年之后，当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内部出现宁汉分裂的严重局面时，张静江是蒋介石的铁哥儿们，支持南京，力主“清党”，与武汉政府的宋庆龄、胡汉民、居正、陈友仁等绝然对立；而他的五朵金花，这时候却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武汉方面，支持了宋庆龄！
她们中凡是后来留在大陆的，都与宋庆龄保持了联系，张荔英还嫁给了陈友仁先生。这是张静江所没有想到的。当时的蒋介石夫人陈洁如是张家的常客(1924年)，也为小姐们的美丽和活力而感到震惊。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里曾这样描述初到上海的这几位小姐：“五位可爱的女儿，每位都穿着齐整，显得聪明、帅气而迷人。她们一起回家来与她们的父亲与后母同住。她们不象普通小姐，而都曾先在法国，然后在美国接受教育。在我看来，她们简直就是摩登的极致。我对她们那种自然爽朗的神气、潇洒大方的仪态及雅致的服装，尤其印象深刻。她们真的不同于上海一般姑娘，我认为她们棒极了！”
陈洁如与张家大小姐张蕊英尤其合得来，认为她“最温婉可人”。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张蕊英给了她精神上的支持。在后来世事多变的几十年中，她们始终保持了纯真的友谊，堪称知心朋友。陈洁如与其他几个小姐关系也不错，她六十年代初去香港定居前，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款待时，周恩来问她还想见什么人，她说想见见张静江的三小姐张芸英。叶公好龙的张静江张静江身为资产阶级的一员，推翻满清封建统治是其诚心所愿，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却抱敌视态度。尽管早年他在为宣传无政府主义所办的《新世纪》周刊上，曾专辟《万国革命之大风潮》栏目，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概况，甚至登载赞扬巴黎公社的文章，但其目的，只在汇集反清革命的力量。及至他自己也进入了“政府”，看到工农运动并非按自己的意愿去发展，便不由自主地暴露出叶公好龙的本相。他决不允许无产阶级的壮大危及本阶级和集团的利益。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蒋介石具有先天的一致性。因此，他对蒋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极为关注，得知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他惟恐骤行不义的蒋介石会陷于进退失据的窘境，遂急驰广州，扮演起蒋氏军师的角色。他到达广州的当晚即赶到蒋介石的住地，鼓励蒋“止其(共产党)包办之运动而约束之”，对蒋在中山舰事件中采取的种种手段大加赞赏，称其为“天才”。张静江的到来，使深陷孤家寡人境地的蒋介石顿时觉得有了支撑，每天共商反共计划。按其预谋，蒋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使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大为下降，由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张静江担任，不久张辞职，此职又由蒋介石担任(后因蒋赴北伐前线由张静江代理主席职务)。至此，蒋介石权势大增，为日后实行军事独裁打下了基础。1926年7月9日，蒋介石率师北伐，张静江留守广州，成为后方策划反共阴谋的核心人物。当时任组织部代理部长的陈果夫在组织部内专行反共之事，每遇重要事项都请张静江决策。陈果夫曾计划以自己的亲信接管主要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广东省党部，因感事关重大，问张是否应请示蒋介石。张静江对陈果夫说：“应该做的事，就负责做去，不必请示，本党整个政策并没有变更，领袖不能表示态度。如果去电，叫他如何答复？我们的事只要审慎处理，不要增加蒋先生的麻烦。”在他的授意下，陈果夫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其反共计划，在“改组”广东省、市党部之后，又陆续向各地党部选派一批反共分子。这些人出发前，张静江总要亲自接见，讲些“救党的责任放在诸位身上”之类的话，以示鼓励。7月间，中山大学发生沈某组织法西斯组织残害共产党员的事件。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置沈某时，张静江对其百般庇护。为培植从事党务活动的骨干，陈果夫与张静江商议，由组织部创办了党政训练所。但诸事并非尽其所愿：一些共产党员也进入训练所学习，张、陈对此耿耿于怀。当训练所发生风潮时，张静江要市公安局长李章达派警察镇压，因后者未予理睬，他竟请政府将其免职。同时，借这个机会，把共产党员和参与风潮的学员全部开除，使张静江、陈果夫(左一)，陈立夫(后排右一)在蒋介石登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原有的100名学员仅剩下50余名，多属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年11月，张静江的父亲病逝。蒋介石在江西听到消息，特意致电张静江，请他暂时不要回上海奔丧，继续坚守广州主持一切党务。张静江果然寸步不离，一心一意为蒋坐镇后方。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全国革命的重心移到了长江流域，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1926年12月中旬，谭延闽等中央执监委员启程北上，途经南昌时，被蒋介石截留。蒋无理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旨在置国民政府于自己的肘腋之下，挑起迁都之争。张静江支持蒋介石，留在南昌，拒绝赴汉。这期间，他与陈果夫指使亲信占据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公开摧残工农运动。
为了扩大蒋介石的政治力量，1927年3月10日，张静江致书一年前被蒋介石排挤出国的汪精卫，为蒋介石说项，劝其捐弃前嫌，尽快回国，与蒋携手反共。
3月26日，蒋介石进入上海，加紧与中外反动势力勾结。从4月2日起，蒋介石、张静江、李济深、李宗仁等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反共“清党”问题。2日晚，由吴稚晖提出弹劾共产党案，随即由张静江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呈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对各地共产党员实行“非常紧急处置”。4月4日，张静江等又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出所谓《护党救国通电》，为“清党”反共政变大造舆论。上海的阴谋准备就绪，4月10日，张静江又乘专轮赶赴家乡南浔，亲自布置武装“清党”。4月18日，在屠杀革命人民的腥风血雨中，蒋、张之流额手称庆于南京，建立起又一个“国民政府。”
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是张静江主政浙江的一大盛举张静江以元老自居，我行我素的张静江大彻大悟，不仅敢于不买中央政府的账，即使是蒋介石的意见有时也不放在眼里。蒋介石原拟以路矿权利向德国借款，从杭州建造浙赣铁路通至南昌，一次建成重轨。而张静江则着眼于牟取高额利润和早些还本，坚决主张先造杭州至江山一段，由他向银钱业借款建造轻轨，认为这样成本低，客货运输费收入短期内即可偿清借款，于是执意动工而置蒋介石的主张于不顾。同时，他对浙江的公路建设也未能与蒋介石的“军事计划”相配合。蒋介石命令浙江省首先建造浙赣边境及浙江、浙南山区公路，以便于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闽西苏区进攻，而张静江出于对实利的考虑，先以全力建成杭州至绍兴的一段公路，成为全省惟一有盈余的公路。这都使蒋介石大为恼火。
这时，张静江同国民党中的一些新贵的矛盾也在滋长。走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是张静江的政治理想。他认为只要全力发展资本，国民党的统治即可巩固，因而把戴季陶从理论方面歪曲孙中山的主张、陈果夫鼓吹的“合作运动”、“二五减租运动”
时任浙江主席的张静江等统统视为多余，致使陈果夫通过省党部推行的“合作”
和“二五减租”在浙江一筹莫展。
此外，他在浙江省政府内也四面树敌：他曾因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国民日报》社长胡健中发表不利于自己的文章而擅自将其逮捕，结果遭到国民党中央和行政院的电斥；为在省府内争权夺利，他与原来的亲信、省民政厅长朱家骅反目成仇，并借故将其免职。
张静江的政治独立性越来越难见容于心胸狭隘的蒋介石。加之在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权力再组合中，血缘姻亲的利益远比异姓昆仲的情谊重要。宋、孔家族的地位不断上升，张静江的地位却日趋下降，因而其政治上的失落也就势所必然。1930年，蒋介石派人去劝张静江“自动”辞掉浙江省主席的职务。张静江闻言，勃然大怒地说：“我偏不辞职，叫他免我的职就是了。”经劝说，张静江亲自到河南会见正在前线督师(当时正值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进行中原大战)的蒋介石以解释误会。蒋介石让他在会客室等了好久才出来见面。张一见蒋就怒不可遏地说：“你现在架子这样大了，我从前去见总理也没有等过这么长久！”正被中原战事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亦勃然大怒地回道：“我看你在浙江要独立了，等我把阎、冯打下以后，再来打你，你等着吧！”说罢即转身离去。如今的蒋介石已不再是那个仰仗张静江的接济并满脸虔诚地乞求指教的三弟了，早年对“良师”的敬意也早已变成至尊者对老臣的不耐。张静江却不识“时务”地倚老卖老，结果是“患难至交”险些成了冤家对头。无奈，张静江只好满腹恨意黯然回浙，遵旨“自动”辞去省长职务。他虽仍居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但早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时已通过一项议案：“建设委员会应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交各部接管”，使建设委员会的职权大为缩小。1931年10月，以宋子文为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后，建设委员会更是名存实亡，张静江成了有职无权的摆设。
蒋介石的疏远、权力的丧失和痼疾的日益严重，使张静江意态消沉，渐渐离开了政治舞台。每当看到年轻的部属和亲友，他总是说：“不要做官，没有做头！”
当然，蒋介石在张静江死后的《褒扬令》中，仍然称其“出主浙江省政，兼长建设委员会，推轮肇始，筚路开疆，硕画宏规，民生攸赖”，赞扬他的这段“政缔”。
张静江辞职后悠游莫干山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当得知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无辜的消息时，正举箸向肉的张静江投箸而起，决心从此戒腥茹素，以示对弱肉强食的侵略行径的仇视与厌恶。
1935年8月，印光法师抵上海，张静江专程登门拜访。法师与他频频耳语，离别时张突然号啕大哭，自觉大彻大悟。这位早年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徒、浪迹欧美的阔佬、20世纪初年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花甲之年却在佛门找到了归宿。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静江携眷由上海乘轮至香港。1938年1月建设委员会撤销。
3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张静江因病不能出席，仍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8月，他离港赴欧，继而前往美国，寓居纽约。
1942年12月，在张静江的纽约寓所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国际社团同盟”大会(WorIdConfederation0fInternationalGroupments)，旨在向各国政府呼吁和平。美国、法国以及南美各国国际社团代表都出席了会议。张静江被推为大会主席，由李石曾代为主持会议。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夫人主持了闭幕仪式。这是张静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享有在国际上从事公众事业的荣耀。3年后，痼疾使他双目失明，只能以收听广播和吃斋念佛苦度余生。其间，只有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曾带给他短暂的欢慰。1948年5月，蒋介石就任总统，聘他为总统府资政。这对行将就木的人来说当然没有任何意义。
1950年9月3日，张静江病逝于纽约。他虽然晚年备受冷落，死后却极一时之哀荣。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等都纷纷电唁，并给遗属汇寄治丧费。16日，台湾“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中央党部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为之题写“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6年后(1956年)，在张静江80诞辰纪念会上，蒋介石又为其题词：“毁家纾难，以从事革命，踔厉无前，以致力建设，侠骨豪情，高风亮节，一代典型，邦人永式。”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重新给予蒋介石(前排右四)掌握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张静江(前坐者)也争得了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果夫对张静江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能为国家建设，能为国家增加资本。会赚钱，又有会用钱的本领。在全国、在本党，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中国会赚钱的不算少，而真正会用钱的却不多。本党同志当中，会替自己赚钱的大有人在，能为国家为党赚钱的就很少了。至于肯为国家为党用钱，又能够在短期内替国家赚钱的，则惟静江先生一人而已。”此话虽有过誉之嫌，却也并非全无道理。张静江，的确是一位由帝国富翁到一个具有商人头脑的政治介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