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阻挡住政治危机。他在危机之前死去。他带着政党政治的理想幻灭了。这是历史的悲哀，不是宋教仁一人的悲哀。宋教仁（1882-1913）组建国民党当初为国民党领袖，是年轻的政治家宋教仁。宋教仁，原名炼，字遯，湖南桃源人，自号“桃源渔父”，世称宋渔父。1903年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学习。1904年分别与吕大森、黄兴等组织湖北科学补习所和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准备在长沙发动起义。事机泄露后逃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校、早稻田大学留学，1905年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革命。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国同盟会，任同盟会检事长改《二十世纪之支那》为《民报》，作为同盟会机关报。1906年，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发动起义，未成，旋回东京主持同盟会本部。1910年回上海出版《民立报》，宣传革命。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与谭人凤、焦达峰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组织长江流域各省起义。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法制院院长。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那年任农林总长。不久辞归上海。同盟会成立大会-九一二年夏天，正在北京活动的宋教仁接到孙中山的来函，孙中山在信说他准备到北去一趟，“以觇人心之趋向”，并争取他的铁路建筑计划取得“参议院之赞同，政府之特许”。这时，袁世凯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也再三邀请孙中山北上会商国家的内政纲领。因此，孙中山在八月十八日，自上海乘轮船经天津赴北京。同月二十四日抵京后，袁世凯隆重地按国家元首的待遇接待了，并对他“百般地曲意奉承和推崇，极尽拉拢欺骗之能事”。孙中山认为既将政权让与袁世凯，且“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主张“尽可使之负责”，在思想上准备加以支持，也就不再对袁世凯有所警惕。加以袁世凯表面上对他极为尊重，孙中山又缺乏和袁世凯这样奸诈的人物打交道的经验，所以很容易为他所欺骗。他与袁世凯才会谈过两次，就对袁大生好感，并立即发电报给上海的黄兴，认为对袁“绝无可疑之余地”孰促黄兴“千万先来此一行”，以实现南北“统一”。这样，黄兴也在九月十一日来到北京。孔中山这次在北京逗留将近一个月，他向袁世凯晤谈了十三次。每次谈话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有时一直谈到次晨二点钟。谈的非常融洽。所谈皆国家大事，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等问题。袁世凯口口声声“以国家和人民为念”，对孙中山提出的每一项主张，几乎无不表示同意。孙中山对于袁世凯的会谈甚为满意，上了袁谢言蜜语的当，把这个狡猾的大阴谋家误作好人，完全信赖了他。孙中山甚至天真地对袁世凯表示，支持袁当十年总统，练精兵百万，声明自己辞去正式大总统候选人，不再厕身政界，打算“十年不预政治”，“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即建筑铁路的事业。并于九月九日，正式接受袁政府的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立志要在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然而，就在孙中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八月二十五日)，他便出席了宋教仁将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的成立大会。有部传记说：在辛亥革命后，同盟会的组织由于妥协和各种遭遇，以及内外敌人的拉拢、瓦解活动，很快走向涣散，并发生了分裂，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就不大过问同盟会的活动。实际上，此时的孙中山已是自由党总裁黄兴为副总裁。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所抱的政治主张是摆脱同盟会，另组新党，建立政党内阁。他以为只要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在国会里面争取多数，就可以掌握到实际权力，就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为了实现所谓“政党政治”，积极活动，以同盟会为基础，与官僚政客组成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小政党合并改组面为“国民党”，而且，特意安排在孙中山来京的时候召开。地点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发布了《国民党政见宣言》。改组后的国民党，将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部分放弃殆尽，甚至把“男女平权”也从政纲中取消了；并且滥收党员，把许多投机政客、封建官僚，以及向来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都拉进国民党。这样一来，本来就由于成员复杂而十分松懈的同盟会，完全变成一个庞杂的改良主义的政治团体，很难发挥什么战斗作用了。有传记称：“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不满意的，但他为了维持大局，希望政治能上轨道，还是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在这次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为理事，胡汉民等二十九人为参议，还有名誉参事七人和各部干事三百余人。许多国会会员、内阁成员、各省代表和长官，均被列名为党员或干事。当时孙中山表示不愿过问党事，实际并未担负责任，他不久即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而去专心致力于铁路建设事业了。自由党全称是“中华民国自由党”。1912年4月由李怀霜、戴天仇等联合部分立宪派分子和同盟会员组成。总部初设上海，后迁北京。在各重要省市设有支部。提出“维持社会自由，扫除共和障碍”等政纲，致力扩张民权、振兴实业。并经常组织演讲。发刊《民权报》为机关刊物，揭露袁世凯等封建军阀的罪恶统治（1913年8月在北洋政府镇压下被迫结束）。
吴玉章回忆《辛亥革命》：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宋教仁等已经组成了国民党，正在为实现他的政党政治的幻想而日夜地忙碌着。他以为国民党只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粗织责任内阁，中华民国即可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得到“长治久安”，吴玉章袁世凯的大总统就只剩下一个元首的空名了。他为了在选举中取得多数，不惜把大批的政客和封建余孽拉入党内。他为了使这些人能够接受，又不顾许多同盟会员的反对，把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尽行删除。“平均地权”被改为“注重千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被改为“维持国际和平”，这就是说，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完全被抛弃了。甚至连“男女平权”的主张也被取消，因此更遭到女同志们的反对。有个叫唐群英的女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刚打下南京的时候曾经作过女子北伐队的队长，这时即因反对宋教仁取消“男女平权”
的纲领而要打倒他，以致闹了一场风波。但这不是最大的风波。惨遭暗杀当北京第一次国会举行选举时，国民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所得的议席占了绝对的多数；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宋教仁坚持中华民国的法制，又不为袁世凯所诱，他奔赴长江流域各省进行宣传，为成立“政党内阁”积极准备舆论，从而遭到了袁世凯的忌恨。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在袁世凯授意下，赵秉钧、洪述祖派遣特务武士英在上海沪宁车站枪杀了正要北返的宋教仁，江西都督李烈钧(革命党人)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在江西湖口首先举起了武装讨袁的旗帜。接着，黄兴也在南京宣布讨袁。这就是“二次革命”。这是讨袁军的过山炮。孙中山等从宋教仁之死中惊醒过来，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决心“非去袁不可”。这是孙中山及其同志在研究武装讨袁事宜。采自《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下集。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宋案”。接着，袁世凯于四月二十六日，以盐税和海关税担保，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协定。这个协定的签订，据多种来自国民党人的说法是：“未经法定手续，袁将利用大批借款，以扩充反动军队，准备对国民党用兵。镇压革命。这样，袁世凯这个大阴谋家、大卖国贼的狰狞面目就彻底暴露了。”
当“宋案”发生时，孙中山在日本的考察访问已经结束、正准备从长崎启程回国，他闻讯后立即于二十七日赶回上海，对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始翻然悟彼奸人，非恒情可测”，这个血的教训中猛醒过来，抛弃了对袁世凯的幻想，真正认识到“袁世凯不是个东西”。他提出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在南方各省组织讨袁军，立即兴师讨伐；并揭露了袁企图通过借款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阴谋，宣布借款违法，中国人民绝对不予承认。从此，孙中山又踏上了坚决武装讨袁的战斗历程。孙中山坚决武力讨伐袁世凯的主张，遇到了国民党反袁军事准备未完成的不利情况，因而，开始时并没有得到国民党上层领导人们的支持。先是黄兴不同意，坚持要通过法律程序，查明真相；后来，胡汉民又以“时机未至”拒绝首先在广东宣布独立，陈其美等也以没有海军防守，反对先在上海举兵独立。他们的迟疑不决，忍辱退让，使袁世凯的气焰益发嚣张。六月间，袁悍然下令将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职，并派兵南下进攻革命党人。在北洋军阀的进攻威胁面前，南方各省国民党人环得不仓促应战。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举兵讨袁，“二次革命”(又称赣宁之役、癸丑之役)爆发了。在上海的孙中山立即促令南京、上海等地急起响应。于是，由黄兴前往南京，在十五日宣布江苏独立。接着，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省市也先后宣布独立。这月中下旬，孙中山一再发表宣言和通电，声讨袁世凯杀害宋教仁、违法借款和挑动内战等罪行，要求袁引咎辞职，否则，将以过去“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来推翻他的反动统治。对于因“宋案”而引发的“二次革命”吴玉章也有如下的记述：1912年底，国会选举开始。宋教仁到处演说，俨然像西方“民主国家的竞选一样。后来选举“胜利”了，宋教仁更得意忘形，到处发表他的政见。正当宋教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时候，袁世凯已经为他挖好了陷阱。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他临死仍希望总统“开诚布公”，竟然还不明白就是这位总统要了他的性命。宋教仁被刺后，革命党人的幻想破灭了，他们被迫于仓皇中起来和袁世凯斗争。宋教仁的被刺，无论什么人都知道它的政治背景如何。袁世凯为掩盖天下耳目，故意装模作样地说要“穷究”和“严办”。很快真象就大白了。原来指使行凶的是国务院官员洪述祖，而指使洪的又是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谁都知道，赵是袁世凯手下的特务头子，因此毫无疑问，指使赵的就是袁世凯自己。袁世凯的阴谋被揭露出来了。于是他一不作、二不休，干脆不经参议院通过就违法向帝国主义大举借款，扩充军队，准备用武力来彻底消灭南方各省的革命力量。1913年4月，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所组成的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镑的“善后”大借款。同时，他命令段芝贵、冯国璋率师南下，准备以段芝贵所率李纯等部进攻江西；以冯国璋、张勋两部进攻南京；此外，并以郑汝成、汤芗铭率领海军协助作战。他于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便在6日间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反对借款、抗拒中央，下令免掉这三个国民党人的都督职务。随后至7月间，他又发布“讨伐令”，向国民党人所率领的军队大举进攻。孙中山先生于3月自日本回国的时候，恰好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事件发生了。他回到上海，非常气愤，决计兴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这时，我为了反袁，也到了上海。当善后借款成立，风传袁世凯要撤消国民党粤、赣、皖、湘四督之际，我即向孙中山先生建议，主张四督联合通电，反对袁世凯违法，并声明在合法政府成立以前，不接受违法政府的命令，以此先发制人。孙中山先生很同意我的意见，但黄兴不赞成。黄兴说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他反袁的军事准备。其实，这时国民党反袁，正如袁世凯反国民党一样，彼此都明白，还有什么秘密呢？结果袁世凯抢先宣布了免除国民党都督的职务，使我们的反袁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的地位。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接着，15日，黄兴在南京强迫苏督程德宣布独立，响应江西讨袁。这里，令人释然的是，吴玉章老人在文中说得很清楚：“黄兴说这样一来，就暴露了他反袁的军事准备。其实，这时国民党反袁，正如袁世凯反国民党一样，彼此都明白，还有什么秘密呢？”
——由此，也就说明当初孙中山向袁世凯表示“支持袁当十年总统”之语，以及“不再厕身政界”之说，只不过是虚以委蛇的故事而已。但是，正因为袁世凯信以为真，才得于胆大妄为，肆无忌惮。新兴的政党政治，不应该是三国时代的曹、刘、孙的政治谋略。顺便说一句，时下的易中天先生，正在大《品三国》，却不知他要把读者引向何处去？不过，有一点尤须说清楚，权谋政治永远对中国的政党政治是个互设互动的政治陷阱。中国共和的总统制政治，就在这一惨案下流产了，随之而来的是共和政治的危机。这时候，一个帝制时期曾经以立宪消弥革命的时下统一党理事之一的熊希龄也就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