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教我们大一国文，上第一堂课讲鲁迅的《狂人日记》，一开头他就说：“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我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我们这些新人大学的学生，一时愕然。我当时想：“是不是废名先生自己变成了‘狂人’？”废名的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后来渐渐有所悟，有时作家写的人物的内涵，会被高明的解读者深化。我想，一定有不少研究鲁迅《狂人日记》的学者、作家认为自己对这篇短篇小说了解得如何如何深刻，甚至比鲁迅自己更深刻，但他们大概不会在课堂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只有废名会这样，因为他是“真人”，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有一次，废名讲写作要炼句，他举出他的小说《桥》中的一段描写炎热的夏日，两个女孩在烈日下走了很长的路，忽然“走进柳荫仿佛再也不能往前一步。而且，四海八荒同一云！世上惟有凉意了。——当然，大树不过一把伞，画影为地，日头争不入”。他说：“你们看，这‘日头争不入’真是神来之笔，真是‘世上惟有凉意了’。写文章就要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才叫大手笔。”当时，我也觉得“日头争不入”写得真妙。多少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废名当时说这段话时的神态，他那么得意，那么自信，那么喜悦，这就是废名，一位天下难得的“真性情人”。1947年北京大学的大一国文课，是每月要求每个学生写一篇作文，交给老师，由老师批改，在批改后要在课堂上发回给每位同学，并且要讲评，自然废名是批改我们这一班的作文。有次发文，在发了几个人的文章并说了他的评语之后，当他发到我的文章时，他说：“你的文章像下雨的雨点，东一点西一点乱七八糟。”我一时很窘。当他发给一位女同学的文章时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真像我的文章。”当时我很羡慕。下课后，我看看废名在我文章上写的批语：“有个别句子不错，整篇没有章法，东一点西一点。”我自己看看也真是这样。特别是，废名说“好文章”就像他的文章一样，这大概也只有”真性情”的人才会在课堂上众多同学面前说吧！
1949年后，大概是在1951年或1952年吧！有一天，我忽然看到一篇刊登在报纸(或杂志)上的废名的文章：《一个中国人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的喜悦》，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但当时读这文章的情境，我却有清楚的记忆：当时我为他读《新民主主义论》的“喜悦”而喜悦了，因为我又一次感到废名是一位“真人”，他的文章表现着他的“真性情”。废名的“喜悦”是真情的流露，无丝毫当时流行的大话、假话、空话，完全无应景之义。今天我仔细想想，也许废名真有慧眼，他看到中国如果真的按照“新民主主义”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这不仅是他一个中国人的“喜悦”，而且是所有中国人的喜悦了……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传》的莫须有，就是作者自己，是一部写实之作，读书的序是由周作人写的，莫须有先生传溯的序是由周作人写的周作人在序中说：“本书包括《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和《桃园》等三部作品。《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是废名先生的代表作，也是被人们视为难懂的作品，其实，不是其作品难懂而是人们的意趣和心境比不上废名先生的雅致与平和。”
时任大元师的张作霖在《莫须有先生传》中，废名谈到了执政北京的张作霖。1927年，张作霖决定将北京大学改名为京师大学堂，还在北京大英文系读书的废名愤而休学一年，避居西北黄旗村。30年代初，他每年都卜居西山，从事写作，其中就完成了这部以1927年的经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起初连载于《骆驼草》杂志，1932年12月由上海开明书店以单行本出版。在小说的第八回“继续讲上回的事情”里，莫须有先生给他的房东太太一张印有张作霖小照的邮票，随后即说：“……你看，张大元帅，不久听说就要给日本人炸死了。”
这是全书唯一一个带“泄私愤”意思的情节，却得莫须有先生的形象添了分算命先生的神气。算命先生之所能，在于预说吉凶的方枝。然而“众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废名是被周作人视作“文章已近乎道”的后进作家。
何之谓“近乎道”，知庵老人夫子自道其文章境界属于“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细揣摩之，行走坐看之间，还是有一个有穷尽、有起始的天地时空在，有一个因处境变更而变化的主体在，不能到达得天籁的自由。而周作人又是这样对《莫须有先生传》大加赞赏：莫须有先生的文章好象是一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北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汉港湾曲总是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被披拂抚弄一下了，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莫须有先生《莫须有先生传》第三章名日花园巧遇，倒不是旧小说中的才子遇见小姐，而是莫须有先生撞见正在杏林中解手的房东太太。因为“那个作文章的家伙弄笔头”，两国交兵，先通姓名，于是尚未租房先已有“房东太太”，而房东太太不待莫须有先生自报家门也就知其名姓了。俗见以为“刘老老观园小便”的事情也未免太伤风雅，惟其不知“道在屎溺”的道理。道家的思想本来认为物之间没有界限，所谓的“物际”，只是名谓的不同，因而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一见面可以莫逆于心，也就不是那么荒诞的了。有趣的是，废名的好友卞之琳，在很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关于《莫须有先生传》，先就是第六章的那么一句人厕的描写：莫须有先生脚踏双砖之上，悠然见南山。装疯卖傻，带几分魏晋的狂放。虽然“近乎道”，但是并未免于“有情”。作者借莫须有先生之口说：“唉，人生在世实在就应该练习到同讲故事一样，同唱戏一样，哀而不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切一切关系都够不过如此，恋爱也好，亡国也好，做到真切处弃甲丢盔，回头还是好好的打扮自己。”
话是这么说，可弦外之音满透着激愤于悲哀，本来“道在屎溺”似乎是一种解脱的轻盈，一种齐万物生死的自由。然而莫须有先生命名了那“茅司见山斋”之后，回眼瞥见其后的墙隅大有塌台之势而逃了出来，终究是感叹一点儿不可超越的沉重了。废名的小说是有一种沉重感的，鲁讯说：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象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有见其有意低佃，顾影怜之态了。莫须有先生不是东方的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也不是今世的漆园吏、彭泽令。他是一个京派文人以一身禅机道心，于某时某地和一场春秋大梦的偶遇，用莫须有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世界正同一个人的记忆一般大小。”
“过尽千帆皆不是"废名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周作人的风格，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代表作作家。1929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属乡土文学。废名的代表作有长篇《桥》及《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等，后两部更在诗化的追求中透露出对现实荒诞的讽刺。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他将周作人的文艺观念引至小说领域加以实践，融西方现代小说技法和中国古典诗文笔调于一炉，义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做誉为“废名风”，对其后的沈从文等京派作家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在40年代的汪曾祺身上，也可以找到他的影了。废名虽说是个名气很大的作家，但读他品的人却不多。是何缘故呢？因为他的文章曾被人们认为是第一的难懂，只有周作人和俞平伯是他的知音。他写的都是大部分人摸不着头脑的丈二散文，这又使一部分人越发地想站到板凳上去摸它。废名承认他在写作表现手法上是“分明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不肯浪费语言。”
废名，可谓是楚地的一个奇才。曾写过《胡适传》的文学史家易竹贤先生在为《废名年评传》作的序言中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的创作不算多，却极具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常有珍奇精品，耐人咀嚼寻味，”早在20世纪30年代，着名评论家李健吾就曾说过：“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有的是比他通俗的，伟大的，生功的，新颖而且时髦的，然而很少一位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
文学评论家格非则认为：“研究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废名是不可或缺的。”老作家汪曾祺1996年曾断言：“废名的价值的被认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真正做肯定，恐怕还得再过二十年。”废名在文体建构、叙事方式等方面所进行的探索，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资源之一。废名文学创作的探索性、实验性、前卫意识及个性化色彩，在文学史上无疑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陈建军编着的《废名平谱》作为学者的废名，建国前和建国初都曾在北京犬学任教。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时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吉林大学)工作。他的佛学研究、鲁迅研究、诗学研究等都是很有特点的。大学教授废名又是一个诗人气质很重的性情中人。比如在开篇所讲的另一个怪人熊十力，即是他湖北老乡，可是，从他与熊十力的关系来看，就很能想见其为学为人的卓尔不群。他们是好明友，学术上又是论敌。近人陈建军先生积多年的劳作和心血，写就废名的年谱长编，搜集资料之齐全，征引之广博，考证之精审，都是极见功力的。其所附录的《废名研究综述》和《废名研究资料目录索引》更是为废名研究者和受好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至于废名的近于禅，已经可以明确地指出，这是与他的出生地很有关系的。六祖慧能这个广东“猫獠”就是在这里接受的衣钵，并且将禅宗发扬光大的。民风浸染，或不足怪。还有就是废名的“狂”，他虽然对熊十力颇有微词，可是在“狂”这一点上，一般无二。熊十力写书署菩萨专用的：“造”字，废名则在《阿赖耶识论》前言里一开头就说：“世间无人比我担负了更艰难的工作，世间艰难的工作亦无人比我做的更善巧。”
废名的“特立独行”还有不少的逸事，如用毛笔答英文试题，参禅人定胜守出家和尚等等，《年谱》中多有引录。当代学者杨义认为，废名虽然算不上是“大家”，“但我们应说：废名的名字是不应该废的。”
对废名的为人为文，可拿丰子恺在《子恺绘画》中的二句诗来作结：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