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周折，于道泉终于得偿所愿，在名师大家的指点下，成为国际着名的藏学家和语言学家。陈寅恪向傅斯年和李济推是以德为先的事例。他与蒋深知其德，也知他极想入史所，于是，他抓住机会，在一次给傅斯年和李济的信中特意提及此事：“……其人之品行固纯笃君子，所学深浅既有着述可据，无待饶舌也。”他对品行纯笃的卓异英才力荐不疲。蒋大沂后来能成为甲骨文方面的权威，陈寅恪的力荐举足轻重。最感人的是他推荐戴家祥一事。戴家祥是王国维在清华大学惟一的研究生，精治经学和古文字学。但是，作为冷门的专业人才，毕业即失业。因此，当陈寅恪得知这位国内稀有人才在上海“无所事事”时，心急如焚。于是，他在。1928年夏天的短短3个月内就分别写了3封信给容庚、傅斯年，希望他们能介绍这位人才到“广州中山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可惜未果。事隔4年，即1932年，念念不忘的他又再次向傅斯年旧事重提，希望戴家祥能到“适宜之大学或专门学校担任数点钟功课。如中央大学有机会，则弟当致一保任负责之荐书与志稀兄及汪君旭初，若他处有机会，亦无不可”。可见其用心良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后来，戴家祥在金文研究方面成果斐然，陈寅恪举荐之功不可抹却。陈寅恪向傅斯年推荐谢国一墨从学术未来发展的眼光才的挑选与举荐的。最难能可贵的，作为学术大师，他坦言承认初出茅庐的学术新秀在某一领域远胜于己，让聚光灯照射在这位年轻学子身上。更令人感动的是，谢国桢其实并没有要求陈寅恪推荐自己，只是陈寅恪觉得确实人才难得，才暗中力荐，且力告傅斯年不可声张，其用心可谓良苦。另一位他极力推荐的张荫麟，也体现了这种知人善用的可贵精神。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最后，他还郑重其事地声明：“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之友人之类也。”
或许，在别人看来，陈寅恪这种评论多少有点过誉，但是，若我们仔细研读张荫麟着作，同时，参考后世学界将张荫麟推崇为“梁任公第二人”的评论，就不得不承认陈寅恪的评论恰如其分。陈寅恪的同事浦江清和学生朱延丰都希望能翻译一些西洋着作，于是，他写了封信给胡适：“近来又有清华教员浦君江清欲翻译Ovid之Metamor-phoses，不知公以为然否？浦君本专学西洋文学，又治元曲，于中西文学极有修养，白话文亦流利，如不译此书，改译他书，当同一能胜任愉快也。又清华研究院历史生朱延丰，欲译西洋历史着作，不知尊义如何？
是否须先交呈试译样本，以凭选择？大约此二君中，浦君翻译正确流畅，必无问题，因弟与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朱君则历史乃其专门研究，译文正确想能做到，但能流畅与否，似须请其翻译一样式，方可评定也。”
一个是学术助手，一个是自己的研究生。手背手心，舍一难忍。他只好如实反映，为胡适代加分析，甚至替他想好解决办法，真是难为这位热心人。特别是朱延丰当时正陷于情感困苦之中，这位希望能分散爱徒抑郁的史学大师一知内情便亲自出马，挥笔相求。不过，同是对待这位爱徒，陈寅恪在学术上的做法却显得有点“不近人情”。因为，在后来留学名额教授讨论会上，作为朱延丰导师的陈寅恪却推荐另一位学术更成熟、并非自己学生的邵循正出洋留学，在当时引起不小震动。这无疑是他谨严治学，不徇私情的直接反映。前者的温煦与后者的严苛，正好全面展现了这位学术大师的为学为人风格。在困境中着说立说朱自清是现代散文创作中的贡献鲜有人及，他涉猎甚广，长期担任清华中文系的主任，与陈寅恪接触较多，对陈寅恪的学识人品极为推重。1936年，他在给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一封信中写道：“历史系、中国文学系教授陈寅恪先生薪金已逾400元，曾于二十三年援用有特殊成绩一条规定加薪20元。迄今已历三年。呈当续聘之期，拟仍援用该项规定，请转商梅校长于二十六年加薪20元。陈先生工作极为精勤，其着述散见本校《学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组《集刊》者，质量皆可称述，当为君所熟，乞向梅先生转述。”
陈寅恪不论处境顺逆，不断研究，笔耕不辍。自1926年受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南迁的11年间，陈寅恪在北平渡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其间，除了教课授徒之外，他几乎把所有闲暇时间都用来作学术研究，大约发表了五十余篇学术论文和序跋，取得了海内外瞩目的学术成就。流寓西南其间，陈寅恪一方面为学生开课，一方面克服视网膜脱落、视力大损，又思虑过度，肠胃病发的困难，坚持研究。时联大教职员工生活艰苦，陈寅恪各所在的文学院开始设在蒙自，1938年夏迁回昆明后，“陈寅恪、罗常培、郑天挺、郑昕、游国恩等，都挤在昆明靛花巷的单身宿舍里。”而就是在这个逼窄的宿舍三楼上，潜心学术的陈寅恪还不时被敌机来袭的警报骚扰，他为此还总结出了“闻机而坐。人土为安”的跑警报经验。“机”者，敌机也，“入土”者，人防空洞也，因为当时靛花巷楼下空地上挖有一个防空洞，经常水深盈尺。但一闻警报鸣响，陈寅恪即在居住楼下的傅斯年等人的帮助下，带着椅子坐在水里面，直到警报解除。正是在这种时断时续的研究中，他抱病完陈寅恪1940年在香港(时双目尚未失明)1940年夏，陈寅恪接受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之聘，飞赴香港作中转，但因战局变化，只得滞港等待机会。后迁延太久，盘费告罄，甚至到了炊米无着的境地，不得已，经中英文化协会负责人杭立武联系，好友、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斡旋，陈寅恪向西南联大告假，就聘香港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次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1947年清明，陈寅恪偕同妻子唐篑，携女儿陈美延，邀约嫂子黄国巽到北京近郊长椿寺祭扫在寺中的陈三立灵枢。左起：黄国巽(陈衡恪的第三任妻子)、陈寅恪、陈美延、唐贫。陷，港大停课，陈寅恪没有工作，生活再度陷于困窘之中，日伪势力更是交相胁迫，使他不胜其扰。他写信给傅斯年道：“弟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此仅病贫而已，更有可危者，即广州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尚不足甚为害，不意北平之‘北京大学’亦来诱招，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教科书之事，弟虽回绝，但无旅费离港，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孤寂中的陈寅恪只好闭门闲居。面对囊空如洗的困境，陈寅恪以读书、着述为乐，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撰写。夏承焘是一代词宗师，品评鉴赏眼界颇高，但他在四十年代初看到商务印书馆新出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后，在其《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记载道：“略翻一过，极佩其精博。近日治中古史者，诚卓然一大家。予曩年妄欲治宋史，见此杰作，可以缩手矣。”
1949年之后，面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陈寅恪的感受是压抑的，不自由的，瞽目膑足更让他身心备受煎熬，无以诉说，他把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叹全部寄托在着述方面，《柳如是别传》即是他在这期间完成的主要书稿。《柳如是别传》自1954年动笔，至1964年成书，全书八十余万字，字字含情，真可谓“十年辛苦不寻常”。它虽写的是柳如是和钱谦益之间的“青事”，但正如吴宓所指出的那样：“盖藉此以察出当时之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陈寅恪也自述说：“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陈寅恪在广州中大寓宅廊中授课陈寅恪借钱柳之情事抒发对家国的感叹，由个体生命之独立与自由推及民族之精神独立与思想自由，寄慨不可谓不深了，而其毅力与意志，正如其助手黄萱所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稳，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宋凤英在《知识分子的知音陶铸造》一文中写道：广州解放前夕，胡适和傅斯年屡次来电报催陈寅恪到台湾去，被他一口回绝了。蒋介石曾几次派人去接陈寅恪，但是均未如愿。没能把陈寅恪这样的“国宝”带到台湾，蒋介石一直感到很遗憾。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链对陈寅恪的爱国情操十分敬重。如何对待这样一位旧社会过来的专家、学者，1956年，陶铸在广东高等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也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的知识分子，我看，他是我们的朋友。”陶铸将陈寅恪当作自己的朋友，经常去看望他，帮助他解决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当陶铸去看望陈寅恪时，看到他住房小，书摆不下，着述没有助手，马上通知学校解决。陈寅恪视力差，看不了报，陶铸送了一台当时算是很名贵的收音机到他家去。陶铸还关照中山大学党委说，陈教授视力不好，希望你们在陈教授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专修一条白色甬道，不使他迷失方向。1954年，中山大学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因为不了解知识分子，尤其不了解高级知识分子，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陈旧腐朽”。陶铸知道后，严肃批评了这位党委书记，并要他亲自登门向陈寅恪赔礼道歉。1961年夏天，原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时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的吴宓到中山大学看望老友陈寅恪。据吴宓日记记载，陈寅恪家里“鸡鱼等肴馔甚丰”、“肴馔丰美”。从陶涛1961年11月起，广州粮食局特别为陈寅恪提供面粉、面条及食油的配额；广州第一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穿与用的物品配额；广州第二商业局为陈寅恪提供副食品的配额。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陈寅恪享受到无人能比拟的特殊照顾。1962年7月，72岁的陈寅恪不慎在家中浴池摔倒，跌断股骨。陶铸闻讯，亲自去医院看望，并和医院研究治疗方案。因为陈寅恪跌断股骨，只能长卧床上，陶铸指示，特为陈寅恪配备三个护士，在住房、吃饭、穿衣上，都给予特殊的照顾。两年后，又有人说：“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陶铸听后，勃然大怒，说：“陈先生74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着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特殊照顾吗？”陶铸一言，暂息风波。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后来对她的朋友说：“只有陶铸，才真正懂得陈寅恪的价值。”
1908年1月16日，陶铸生于湖南祁阳县，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2月中旬，陶铸到广州工作，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后陆续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代主席、广东省省长、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1966年5月后，陶铸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等职。可托“六尺之孤”的人选1948年底，陈寅恪由清华大学南迁上海，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蒋天枢曾多次拜谒问候。
1949年陈寅恪就任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教授后，时国内政治气候于旧时代知识分子极为不利，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气氛甚嚣尘上，蒋天枢却不为所动，两次赴穗探望恩师。第一次是1953年秋。在这一次探问中，陈寅恪已有将毕生心血之作托付给1953年9月，蒋元枢(左一)第一次南下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左二)蒋天枢的意思，多年的师生情缘使陈寅恪认识到，蒋天枢是他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的最佳人选。师生临别时，陈寅恪赠诗蒋天枢云：“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陈夫人唐筼亦赠诗云：‘不远关山作此游，知非岭外赏新秋。孙书郑史今传付，一扫乾坤万古愁。”
之后，“反右”风起，一夜之间，许多知识分子成了右派。陈寅恪受陶铸等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的关照，虽未戴右派高帽，只划人“中右”之列，可也是不少人避之不及的危险人物。蒋天枢却在自己的《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栏目中填上：“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
第二次是1964年。这时候，陈寅恪右腿股骨已于两年前折断。蒋天枢那时曾拟请上海中医骨科名家王子平、魏指薪治疗，因陈寅恪不愿转徙而作罢，陈寅恪已成了实实在在的瞽目膑足之人。那天蒋天枢到陈宅时，陈师母因事外出未归，没有人招呼他，躺在床上的陈寅恪就径直与蒋天枢谈论起来，蒋天枢则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的床头听着，几个钟头没坐下。这一年，清瘦的蒋天枢已六十二岁。
这一次面晤，师生之间终于完成了托付大业。陈寅恪在写给蒋天枢的赠诗中郑重交待道：“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
陈寅恪虽然目盲，到底还是洞明人事，他没有看错蒋天枢。蒋天枢也到底是陈寅恪的弟子，他没有辜负老师的嘱托。他晚年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陈寅恪遗稿的校订编辑上。17年后，1981年，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终于付梓印行，久违了的陈寅恪的名字终于浮现在了大陆学者的面前。当出版社将3000元编辑费送到蒋天枢手里时，蒋天枢一口气拒绝道：“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
作为《陈寅恪文集》附录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也随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蒋天枢在“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10周年，余亦老矣。”
蒋天枢蒋天枢终于把他的老师的“名山事业”，永远地留给了世人。
公元1969年，陈寅恪病逝。
陈寅恪是一个情理兼胜的史学大家。
在陈寅恪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已是年届80的断腿盲翁，学术生命乃至人格遭到前所未有的践踏与凌辱，卧病榻上仍被批斗，书籍手稿以至文物什器被抄掠殆尽。去世前，他留下了一份申请书，是向组织请求允许他从个人的少量存款中支取一定数目以维持生计，请求暂时保留工友以维持生活，令人不忍卒读。其中写道：“唐(即陈夫人)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人都跌倒在地……”读到“如唐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时两女儿全家都去干校)，死了也无人知道”，此情此景，欲哭无泪。逝世前数日，他为夫人留下了令人肝胆俱裂的诗句：“涕泣对中衣，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