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读者可能都知道“作法自毙”的故事。据《史记·商君列传》说，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诬告谋反，遭到追捕，商鞅赶紧出逃，到边关的一家旅馆躲藏。旅舍的主人不知道他是谁，不肯收留，并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意思是，商鞅规定，投宿的人如果没有官方发给的身份和出行证明，旅舍主人就要受处罚。商鞅听了这话，长叹一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意思是，我立法的弊端，竟然到了这个程度。后人于是把“自己出的主意，反使自己受害”称为“作法自毙”。
商鞅后来被车裂而死，实在悲惨。商鞅的悲剧，主要与他在变法时伤害了一些权贵，尤其是和伤害了太子的师傅有关。而他出逃藏匿时被旅馆主人拒绝，却证明了他所推行的新法是得到严格执行的，他应该为此感到自豪而不是后悔。商鞅像因为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令民什伍”，即按5户为伍、10户为什的办法把人口编制起来。其功能之一，就是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尤其是防止作奸犯科之人到处游荡。为了更有效地达到目的，还规定了连坐之法。如秦律规定，若有人进入某甲家中，将甲杀伤，甲呼喊有贼，四邻（即同伍之人）和伍老、里典等负责者外出不在家，没有听到甲的呼救声，四邻可以免除处罚，伍老和里典虽不在家，也要处罚。秦律还规定，同伍同什之中，出了作奸犯科之人，知道而不告发者，处以腰斩之刑；告发者，可按杀敌斩首之功受赏；隐匿作奸犯科者，按降敌之罪受罚，同样也是杀头。立法之严，可谓空前。故后人在比较周朝和秦朝的户口编制时说，虽然二者形式上差不了多少，但主旨大相径庭，前者重在教人们互助互爱，后者则重在“一人有奸，邻里告之；一人犯罪，邻里坐之”，大失圣人君子以德治国的原则。
实际上，周朝的户口编制，也有维持治安的意思在其中，只是没有连坐的酷法而已。到春秋时，各诸侯国兴衰不定，传统礼教设防已不起作用，人口自由迁徙和逃亡情况严重，不得不加强人口管制。如管仲在齐国推行“三国五鄙”的户口编制时就明确说，善于治国者并不单纯依靠城郭防范，而且要辅之以什伍之法，使人们互相监督，这样，“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即逃亡者没有地方躲藏，游荡者没有可容留之处，这样国家的政令才可以畅通无阻地贯彻，百姓不敢到处乱窜，召之即来，一心向上。
什伍其民的作用，是否真像管仲说的那样大，缺乏更多的史实来证明。但，从管仲到商鞅的这套办法，在秦汉以后的历朝都实行过，则是事实。比如，汉承秦制，在汉代的乡亭组织中，照样有伍老、什长，百姓中的善事恶事，都要向上司报告。而且，汉代的亭长，主要职责就是捕捉盗贼，并且有亭佐、求盗、亭父等吏员协助。乡的负责人叫三老，职责之一就是听取诉讼，排解纠纷。有的乡亭中还设有监狱，那些犯有过错和小罪者，乡亭的头头可以让他进去呆几天。
汉末到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中，乡亭组织遭到破坏，而对重建基层户口编制，各朝都比较重视。在重建户口编制中，尤其注重相互监督和连坐之法。如南朝刘宋政权重建乡里组织时，规定同伍中有人逃亡，其余人家代出租役；同伍中有人犯法，其余人都要受罚，甚至牵连一村之人。
号称一统盛世的隋唐时期，对户口编制中的社会治安功能也毫不放松。如唐律明确规定，里保组织中若有以“巫蛊”（即用巫术毒虫等法）害人者，除同居之人要受处罚外，里正如果知道而不及时纠正者，要流放3000里。而流刑在唐宋以后，一直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
维持治安功能体现得最为集中的，还数宋代的保甲法。王安石变法时推行的保甲条例规定：每一大保（50户）每夜轮差5人，在本保范围内巡逻，遇有盗贼，须及时击鼓报告，本保大保长须率同保之人前去救应和追捕。如果盗贼进入别的保内，巡逻人员要接递击鼓相告，并配合邻保人员捕盗。如果捉到的盗贼属犯有徒罪以上罪行者，每捉到一名，赏钱3000；属杖刑以上者，赏1000.赏钱由犯罪人的家产充抵。还规定：同一保内，如有人犯抢劫、盗窃、杀人、谋杀、放火、强奸等罪行，知而不告者，按保伍法的有关规定严格处罚；如果容留强盗3人以上达3天，同保中的邻人虽不知情，也要处“不觉察之罪”。
通过彰善惩恶和裁决纠纷来维持基层治安，是元代户口编制的一大特色。元初，在乡村推行社长制，每50～100家为一社，设社长，在城市中则称巷长。元朝法律规定，社内若有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不遵父母兄长教令、凶徒恶党之人，先由社长叮咛教训，如果不改正，要记录在案，等到上面的提点官到来时，在社内众人面前审问，如确有不轨行为，就在该家门上用大字书写“不务本业，游惰凶恶”等字样。如果本人知耻改过，由社长报告上司，可擦掉所写内容。如果不改正，遇到本社有差役时，就派他去当差。什么时候悔过自新了，才可擦掉所写内容。除此之外，还授权社长调解和裁决社内婚姻、家产、田宅、债务等不属违法重罪的纠纷。
对于可能发生的盗贼非法等事，元朝对社长及时觉察的要求也很具体。元朝法律说，凡是为盗非法之人，肯定都有个住处。如果住在社内，社长一定能够发现。因为这些人或不务正业，或出入不时，或服用非常，或饮食过度，或费用无节，或原贫暴富，或安下生人，或交接游惰，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生盗之由，社长应该及时觉察并报告官府。如不能发觉或知而不报，则要受连坐之罚。
满族入关建立清朝后，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很重。清初，康熙皇帝就说，消灭盗贼最好的办法，还是从前的保甲法，应该仿效古法，并加以适时变通。因此，清代保甲法实行范围很广，全国各个地方，各个民族，从城市到农村，从旅馆到寺庙，一律按保甲法加以编管。特别是清朝中期以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加剧，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更是强调保甲法的“弥盗”即消除盗贼的作用，加重保甲长失察盗贼的连坐责任。一些地方“能吏”，也往往不遗余力，对人民实行高压控制，这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同时也增添了人民的反抗心理。
古代户口编制中的维持社会治安功能，在现代国家中也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它的积极作用，自不待言，而它的消极作用，也不可忽视。尤其是鼓励相互告发和连坐之法，实施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或者，邻里之间各存戒心，今天你告我，明天我告你，大家都不得安宁；或者，苦头吃够后，都学乖了，看见不三不四的事情，干脆大家都不吱声，使上面什么也不知道，免得你我连坐。所以，古代户口编制中的这一功能，在实施中往往是先严而后松，甚至是先有而后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