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氏族社会后期，一方面，仍以血缘部落族居为基本组织形态，另一方面，氏族部落之中的私有制萌芽，各种争端已显端倪，这时，与之相应的半血缘半地域性的人口编制方式产生。如《尚书大传》中说，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即以井田制的方式编制人口，平分土地，防止争端。其具体组织形式，就是前已述及的井一为邻（8家），邻三为朋（24家），朋三为里（72家），里五为邑（360家），邑十为都（3600家），都十为师（3.6万家），师十为州（36万家）。这种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户口编制的主要功能，就是通有无，均贫富，同风俗，共患难。
进入阶级社会后，历代的户口编制中，也都程度不同地保留了原始共同体时人口编制中的这种功能。管仲在齐国实行“三国伍鄙”时，就要求同一组织中人“死丧同恤，祸灾共之”。北魏“三长制”中，三长的职责之一，是使邻、里、党内人口互相救助。北宋推行保甲法时，明确要求保甲内人“力役相助，患难相恤”。当时有人这样说，实行保甲法，能使富人依赖穷人之力维持治安，不怕遭遇盗贼，穷人依赖富人土地为生，不怕贫困。使贫富之人相互依赖，安居乐业，再没有比保甲法更好的办法了。此话虽有些言过其实，但却道出了立法者的主观意图。至于元代村社制的互助特色，更为后人称道。明初，朱元璋曾十分感叹地说，古代风俗淳厚，百姓互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行，风俗颓敝，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者，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我现在实行里甲制，百户为里，一里之中，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富者助财，贫者助力。如此，百姓哪有穷苦急迫的忧虑。还有，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助之。以此类推，天下老百姓还有不相亲睦的吗？
朱元璋以为只要把百姓按里甲制编管起来，要求各家有无相通、患难相助，贵族庄园图就能使天下百姓和睦相处，其实有点一厢情愿。有了一定的户口编制形式，并不一定能保证人们和睦相处。离得近了，交往多了，虽然客观上有利于加强感情联系，但，也极容易因此而产生矛盾和纠纷，所谓“亲兄弟，高打墙”，不能经常在一个锅里搅稠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还要加强劝导和教育，早在《周礼》的乡遂户口编制中就有这一要求。比如在六乡之中，各级组织的负责人，都有按时“读邦法”（宣传法律）的职责。同时，在主持祭祀、婚丧以及乡饮礼等活动中，寓以尊老爱幼、忠信孝悌等道德教育的内容。秦国号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在什伍组织中，尤重法律教育。汉代乡官的首要职责，是教化百姓，劝民为善。东汉以后，中央部门的各种政令，都要题写在乡、亭的照壁上，并且要组织乡民学习，随时加以更换。元代规定，每个村社中，设立学校一所，选择通晓经书者当老师，专门为社内百姓讲解经书要义，社长要时时留意社内人员言行，切实担负起“劝导乡里，助成风化”之责。
读法、明礼、兴学等，都是正面教育。这是助成风化的基础，但仅有此，也还不够，还需要在实际中奖善惩恶，才能更有效地起到“劝导乡里”的作用。明初规定，全国各地城乡都要建立“申明”、“旌善”二亭，凡是里甲内发生的善事恶事，都要写在上面，以示劝惩。里甲中的婚姻、土地、斗殴等纠纷，里老也在此调解、剖决，以案例现身说法教育百姓。之后又规定，军民之家中若有为盗贼经过劝导而不改正者，要大写“盗贼之家”四字于其门。能改过者，允许里老及邻人担保，除去所写内容。《大明律》明确规定，凡拆毁申明亭房屋以及毁坏照壁者，处以杖刑或流刑。但到明朝中叶以后，亭宇大都毁坏，里甲内的善事恶事也不在上面书写了。一些有志于教化百姓的地方官员，又设置善、恶二簿来替代申明、旌善二亭。如明代有名的清官况钟当地方官时，就竭力推行这二簿，要求里甲头目在这二簿上随时填庄各户人家的为善为恶之事，定期交县司收藏，遇有民间诉讼，以此查考。这一做法，同样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
最有效的劝导乡里、助成风化的方法，就是乡里组织的头目能够以身作则，本身堪为模范，因此，历代都比较注意这些人的选配。其具体标准和原则虽然前后不一，但大都要求有德行，能服众，明事理，善调解，有财力，可济贫。比如汉代推行乡亭制时，要求选择年龄在50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者充任乡三老，掌管教化。同时还设有“孝悌”、“力田”，顾名思义，就是能孝顺长辈、善待兄弟和勤于耕作之人。可见选择三老、孝悌、力田，是给乡人树立一个榜样，引导人们“尊老”、“淑行”、“勤劳”。在中国古代的乡间，也确有不少这样的人，对民间的道德礼仪起着支撑和导向作用。但越到后世，对这方面的要求越淡，而更多地注重是否有力有财，或者，干脆大家轮流坐庄，应付差事。于是，一些乡村恶老恶少以及游手好闲之徒，也得以出人头地，由于恶习难改，难免干出一些伤天害理之事，与“劝导乡里、助成风化”的初衷已相去甚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