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屈原，大家都知道他是古代的爱国者、大诗人，因忠心为国而遭到谗害，投汨罗江而死。他的《离骚》、《天问》、《九章》等诗篇，至今脍炙人口。《史记》中说，屈原被流放江滨时，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夫见了，问他：“你不是三闾大夫吗？屈原故里归的屈原庙为什么到这里来？”读史至此，有人可能要问，什么是“三闾大夫”呢？
原来，当时楚国的王族有三姓，即昭、屈、景。屈原姓屈，故也属三姓之一的王族出身。古代户口编制以五家为比，五比（25家）为闾。闾，在古代也泛指里巷的大门。古代同姓血缘族居，三闾，应指昭、屈、景三大姓家族成员分别集中居住之地，也泛指三族人口。三闾大夫，就是负责王族三大家人口的登记、管理以及教化等事项的官职。由此可见，当时的王室贵族人口有专门的户籍，并有专人来管理。屈原曾任楚国屈原像的三闾大夫，本是深受楚王信赖的贵族官员。
其实，早在战国之前就有类似的情况。从殷商甲骨文中的商代贵族世系谱牒来看，那时贵族已有专门的登记。周朝的“国人”与“野人”之别，实际上也是一种贵贱有别的户口类别。但那时，由于实行严格的按血缘关系而定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官与贵基本上是合一的，即贵族阶级同时也是官僚阶级。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新的社会阶层出现，秦国商鞅变法时明确规定，宗室人口如果没有军功，就不能再入贵族名籍，表明当时官与贵开始分离。秦汉以后，新的封建官僚体制逐渐建立，旧的世卿世禄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此后皇族宗室子弟不一定能成为官僚，官僚也不必出自宗室。当然，在整个封建时代，官与贵是不可能真正彻底分离的。直到清末，爱新觉罗氏中的成员，当官的还是多一些。
无论是先秦还是秦汉以后的王族或皇族人口，历代都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门的户口登记。先秦的“国人”，大都是王室贵族人口，“国”中的各级官员，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负责所管范围内人口的登记、管理。从秦汉开始，历代在朝廷中都设有“宗正府”或“宗人府”，专门负责宗室人口的登记管理工作。
宗室人口的登记，有专门的簿册，通常叫“玉牒”。玉牒的本意，是古代帝王封禅郊祀时所用的文书，可能在举行这类仪式时，在玉牒中写有帝王家族主要成员的姓名，以求上天庇佑，后来就专门用来登记帝王家族人口，成为一种特殊的户籍。明史和清史的《职官志》中，对玉牒的登记内容和要求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如明代规定，宗人府负责皇室九族人口的登记，按时编修玉牒。凡属宗室人口，要将其姓名、子女、嫡庶、名封、嗣袭、生卒、婚嫁、谥葬等情况记录在案，并及时向皇上报告。清代还规定，凡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后追尊为显祖）的直系子孙，称为“宗室”，系金黄色带子为标志，称“黄带子”；塔克世的叔伯兄弟等旁系子孙，称“觉罗”，系红色带子为标志，称“红带子”。所有宗室、觉罗，所生子女都要在三月之内书面报告宗人府，内容包括生日、嫡庶、次第、姓名、母姓等。凡宗室人口一律登入“黄册”，觉罗人口一律登入“红册”，同时用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书写。生存者用红笔书写，死亡者用黑色字样标明。宗人府每隔10年将黄册和红册所载内容汇入玉牒。
凡入玉牒的皇族人口，可享有种种特殊待遇。政治上，可以无功受禄，封爵为官，从娘肚子一出来，就非同一般人。虽然有些朝代对宗室人口的政治待遇有过限制，但在整体上，他们毕竟是天生的统治者，这一点，在古代社会是通例。经济上，他们一般不从事直接的生产劳动，或者封有领地，坐享租贡；或者由国库直接供养，并可按等级、亲疏占地建府，役使奴仆。在受教育的权利方面，更是优于普通百姓子弟，有专门的学馆，专聘的老师，所需费用也由宫中或官府拨给。可以说，历代的宗室人口，是高踞于其他所有户口类别之上的一个特殊阶层。
由于这些特殊的待遇，宗室人口的迅速膨胀和管理成为一个难题。史称汉初宗室人口不满百人，到西汉平帝时，已增至十余万人。这些龙子龙孙，有的虽有王位之尊，但不学无术，互不买帐，又无人敢管，不时有人陷入法网。不得已，太皇太后下诏，在郡国设置“宗师”，专门负责宗室人口的教导。但实际上，宗师们根本管不了这些龙子龙孙，宗室人口的逐渐庞大和腐化，遂成为秦汉和以后历代王朝衰亡的因素之一。
当然，宗室人口中，也有不少出类拔萃者。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自不待言，像屈原这样的文学艺术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能人名士，也有不少出自天皇贵胄。除了血统、遗传因素外，也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所受的优良教育和所能获得的机会条件不无关系。但从总体趋势看，越到后来，宗室人口的蜕变越严重。以清代为例，宗室也好，觉罗也好，其近支及有功者均可封爵，无爵者虽为闲散宗室，但也有俸禄。当年努尔哈赤、皇太极统一女真部落创建清朝时，以宗室觉罗为主的八旗军是何等勇猛有谋，但到清朝中叶以后，在种种特权的锈蚀中，宗室和觉罗人口日渐蜕化。他们虽然都还保留着黄带子、红带子身份，但大多数人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谋生无术，坐吃山空，乃至穷困潦倒，了无廉耻。近代文学作品中反映的诸种“八旗”子弟的笑话和故事，便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