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士、农、工、商为主体的户口类别体系，是中国古代社会户籍制度的基础，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础。这一户口类别体系中，充分体现着贵贱不移、尊卑有序、重本抑末的统治思想。
士、农、工、商之中，士为贵为尊，农通常为良，工商为贱为卑。四民之间，不准随意变换。比如，秦汉的“弟子”是准士类人口，秦律严禁县令、县尉把吏卒冒充为弟子，也不准随意把弟子除名，违者处以罚金或徒刑。魏晋南北朝时，士、庶之间有严格的界限，官府经常“检籍”，编修“百家谱”，定期清查士籍，以防冒伪。宋代对“官户”的改立、析户以及免役的田亩，都有严格的程序和限额。明朝开国之初和其后，都再三申明，所有军、民、匠、灶（即盐户）、工、乐等户类，均以初次登记的户别为准，如果有诈冒脱漏等情形，对本人及相关官员处以杖刑或充军等刑罚。为保证宗室贵族人口的纯洁，一些少数族入主中原后还曾明确规定，本族人口不准与汉族或其他民族人口通婚。据说，魏文帝为了使六个弟弟的婚姻能门当户对，竟强迫他们的原配降为妾媵，以诏令形式另纳高门华族之女为正妃。
各个户类的人口，既有身份的区别，又是职业的划分。职业须世代相袭，不得擅自改变，并且须以本业为主，一般不许兼营他业。战国时管仲在齐国首创四民分业的户口编制时，就明确要求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秦国则“禁民二业”，即不许百姓兼业。汉代的班固曾将此作为圣王之道加以总结，明确“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当皇上的就是要以此来规范各类人口的职业，使当官的当官，种地的种地，做工的做工，经商的经商。唐宋以后的法律都明令“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下人之利”。意思是，工商业者永远不能当官，当官的不要经营工商，与下民争利。明太祖则常常以“务使农归于田亩，士笃以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为治国的最高理想境界。
与农业社会相适应，历代特别是秦汉以后都把“以农为本”作为立国的基础。与农相比，工、商是末。重本轻末，重农抑工商，遂成为历代王朝奉行的基本治国之道。反映在户口制度上，就是扶持农户，歧视、限制甚至打击工商户。历代推行的各种田制，如职田制、王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等，立法主旨都是防范和限制过度的土地兼并，稳定和扩大自耕农户和半自耕农户。相反，对从事工商业的人户，则尽量加以限制和贬抑，在正式的国家制度中，不能享有与农户同等的待遇。
但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必然要对贵贱不移、尊卑有序和重本抑末的户口类别形成冲击。顺应这种发展变化，在维护统治基础的前提下，适时对户口类别之间的关系做些调整，是历代户口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通过征辟、进学和科考等途径进入仕途，从而改换门庭，是多数时期都允许的法定通道。特别是在科举制盛行的年代，出身低微的莘莘学子，一旦金榜题名，即可升为仕宦门户，甚至跻入皇亲国戚之列，功名利禄随之而来。清末谴责小说《儒林外史》中说，原本贫困潦倒、被人瞧不起的范进中举后，一时间高兴得发了傻，平时常常嘲讽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以及其他邻里亲朋，对他的态度在中举前后有天差地别，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范进从此后门庭变换、富贵逼人了。
通过功绩晋爵升级，由贱变良，由卑到尊，是古代户别转化的又一条正常通道。商鞅变法时，规定以斩敌首多少、军功大小升级晋爵，使不少立有战功的庶民甚至奴隶进入贵族行列。秦汉以后，军人或军户地位逐渐下降，一旦名入军籍，多成贫困之民。但若是有特殊功勋者，还是可以升迁，改变原来的身份地位。此外，有些朝代，比如明代，还规定已被登记为军户的家庭，若确系单丁即家中只有一名男彩绘文官俑子，或者经过查验过于贫穷，也可由军户转登入普通民户。
以赎买方式改变身份，在多数时期也为法律许可或官方认可。西汉时，有输粮入边者赐爵的规定；东汉时，还曾公开卖官鬻爵，这给一部分富裕农户进入仕途、改换门庭，开辟了合法途径。这一作法，不时被后代所仿效。明清小说中，有不少这样的故事，一些本属于贱民的人口，如乐户、丐户或妓女等，遇到心肠好的达官贵人，或通过其他办法，赎身为良。有的故事曲折委婉，非常动人。
有时，从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官方也会主动放贱为良。唐律规定，卑贱人口到一定年龄时，可以通过“老免”形式成为良民；身体有疾病者，可减轻劳役，严重者也可放出为良；家中有人受勋，可由贱口变为良口；遇有庆丧等朝廷大典，常常会有赦免令，放贱口为良民。对于私家奴婢，只要主人同意，官府一般允许放免为良，但须由家长具状手书，家中长子等共同署名，并经过所属州县批准，才能除去贱籍。清代也常有“除贱为良”的诏令，如雍正年间，就曾大规模地将山西、陕西一带的乐户、江南的丐户、浙江的“惰民”、广东的“蛋户”和“九姓渔户”等特殊贱民以及衙门里的各种役使贱仆除去贱籍，并规定经过一定时限后，其子孙可以科举入仕，改换门庭。
“改土归流”，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户别转化途径。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以及湖南等地，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或与汉民族杂居的地方。元、明以来，中央王朝采取土司制度来管理这些地方。所谓土司制度，是指“土司”与“土官”并立的管理制度。前者包括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职，虽受封于中央王朝，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官司；后者包括土知县、知州、知府等，是按汉族地区行政建制设立的地方衙门长官，但由少数族头人担任。土司制度带有浓厚的封建领主割据特征，土司制下的户口，实际上是土司的领民。由于各级土司官骄横不法，土民受土司盘剥严重，处于农奴或半农奴境地，反抗事件时有发生。与此同时，中央王朝与土司的矛盾也日趋尖锐。清朝雍正年间，依照明朝和清初的一些成功作法，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即废除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王朝直接委派流官治理，使这一地区的人口，由土司制下的领户，变为国家正式的编户齐民。
除了上述法定的或官府允许的转换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是通过各种非法途径改换门庭的。史称魏晋南北朝的士籍，与普通百姓的户籍之间有“天壤之别”，士籍的管理也因之非常严格。但即使这样，一些奸猾之人，往往买通主管官员，偷偷改动户口注记，增减“三状”，即父、祖、曾祖三代的资历，进入“士流”。这种情况，历代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比如汉末以后的僧道，可免赋役，官方虽有进入佛道之门的法定资格和程序，配发“度牒”也有名额限制，但大量人口还是常常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进入寺观，或成为僧道，或成为各种依附人口，并且屡禁不止，乃至酿出“三武之祸”。
上述户口的变换情况，合法的也罢，非法的也罢，都是由贱入良，或由卑变贵。相反的情况，即由良入贱，由贵变卑，也是常常发生的。如商鞅变法时规定，宗室人口如果没有军功，不得再列入宗室户籍；由于本人不务正业、好吃懒做而由富变贫者，要列入贱民之籍。清代满族“八旗”人口中，如果逃亡，或者犯罪，或违法抱养人口，都要“出旗为民”，即销除旗籍，改为普通民籍。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对汉族“八旗”人口中自愿出旗为民者，也予允许。此外，历代犯有重罪之人，除本人服刑外，其亲属往往都要被发配为各种贱民，或收归官府，或由贵族之家役使。还有一些家庭生活过于贫穷者，也常常“自愿”卖身为奴，由良入贱。
而在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之际，特别是战争年代，贫富贵贱的转变，非常普遍而又迅速。一些本来贫贱之人，碰到风云际会，成为大富大贵、大红大紫之人；而不少本属于贵族行列之人，一夜之间，便失去原来的地位和财富，沦为贫贱之民。尤其是在相对落后的少数族入主北方和中原的过程中，常常把大批汉族达官贵人掳掠为奴，身份一落千丈。改朝换代之际发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更是直接把矛头对准那些官僚贵族之家，这时，就会出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