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志·魏书》记载，建安年间，曹操当司空时，能够以身作则，每年征收户调时，让家乡所在县“平赀”，县令评资时，把曹操家和曹洪家评为同一等级，曹操说，我家的资产哪有曹洪家多！曹操这样说，不知是戏言，还是确实感到他家不如曹洪家富裕。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当时评资定户时，不管是公侯将相，还是平民百姓，是一视同仁的。唐时，在“两税法”实行前，评定户等的范围原则农事画像砖上包括所有编户，实际则主要在土著有产人户中进行。“两税法”实行后，规定王公以下，现任各级品官及地主、工商业者，还有各种流寓浮客之家，以及军队官兵之家，只要有庄田者，一律要纳户税，而当时户税是按户等高低负担的，因此上述各类人户，不分是官是民，是主是客，原则上都要评资论等，一体纳税。到宋代，因为土地自由买卖、兼并严重，社会上形成有田产的主户与无田产的客户两大户口类别，评定户等原则上只在主户中进行，包括主户中的官户、工商户，都要评资论等。明清的军、民、匠、站以及各种商户，也都要评定户等，实行“官民一体纳税当差”。
评定户等的资产范围，历代略有差异。但主要内容，则大体相似。
一是土地。在户等制正式推行前的汉代“訾算制”中，土地是主要的项目。曹操推行户调制时，田租与户调是分开说的，似乎按户等征收的户调中不含土地，但在实际评资中，土地往往要列入资产范围之中。隋唐时期，土地是否入资评等，好像没有明确的说法，但从有关资料分析，土地是以若明若暗的形式计入资产中的。到宋代时，土地入资论等的形式因地而异，趋向多样化。有的地方只计算各户的亩数，有的地方则按土地质量分等计算，有的只计算应纳的税粮，还有的只计算各户每年下种子的数量。以后各代，实际上都把土地作为评定户等的主要资产。但由于土地已经按亩征税，又要入资论等摊派其他赋役，形成了实际上的双重征课，地多之户，显然加重负担。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有的朝代规定土地入资评等时，可适当低估其价值，以减轻土地“重征”之弊。
二是丁口。隋唐以前的丁口是否入资评等，说法不一。但汉代户口调查的“訾算”中，丁口是明确折算成钱计入家产中的。南朝刘宋时，一库曾取消户调户等，实行“丁调”，即按丁口征收布帛等实物赋税。唐代丁口入资论等则明确无误。也有人考析后认为，唐代户等有两种，一种是按贫富即财产多少评定的户等，用于缴纳户税、地税；一种是按丁口情况评定的户等，用于轮充差役。以后历代，实际上都把人口包括家中奴婢作为评资论等的重要根据，以致有的人家为了避免评为高等，分家析产，隐匿人口。
三是其他动产和不动产。如房屋、牲畜、工具乃至房前屋后的树木等等。总的情况是，当国家财政困难时，评资定户的物质资产范围就扩大，相反，则小一些。
魏晋南北朝的评资定户，通常按九等进行。当时叫“九品相通”或“九品混通”。之所以按九等定户，有人认为，大概与曹魏时实行的“九品官人法”的选官制度有关。因为户等制和九品官人法实施的时间大体一致，而且同为九个等级。但到底是“九品官人法”借鉴了“九品相通”的户等制，还是后者由前者演变而来，尚无定论。
大约成书于北魏时期的《张丘建算经》中，有九品相通的算题实例。如有一道算题问，按户征收户调，平均每户应纳3匹（每匹约4丈），九品混通，每等应差2丈，各等户的负担分别应是多少？答案是，上上户应出5匹，每等递减2丈，到下下户则应出1匹。平均下来，刚好每户3匹。因为采取从高到低递减的办法分担户调，所以又叫“九品差调”。在北魏和隋唐的户籍残卷中可以看到，各户户主姓名下面都要注明“上”、“中”、“下”等字样，表明当时各户被评定的户等是要记入户籍之中的。
到了宋代，则在乡村户中按五等来定户，坊郭户（即城市户口）中按十等定户，在有的地方，也有按九等定户的实例。宋以后的户等，则通常为三等，有时也细分为九等。
各等户的具体资产标准大都无法考定，但肯定是因时因地而异，无法也不会完全一致。如北宋在广南路一带按五等定户纳税时，各等之间按应纳绢布数额划定，一等户在10匹以上，五等户为1匹3尺至1尺。而在通计“物力”即按各户资产总价值量定户时，38贯500文为第四等，再少一文，就成了第五等。因为各等之间总得有个数量界限，有时资产差几钱几分，就可能成为高低不同的两个等级。而一旦被定为高等，所纳赋税远多于低等。于是，在评定户等时，各户都尽量想方设法力求能被评为下等。官吏趁机上下其手，弊端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