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诗人和科学家一直在探索人类大脑的奥秘。我们两只耳朵之间的软组织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可我们对它却知之甚少。有人认为它跟身体其他部分的功能不相干；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块用来刻写我们经验的白板；还有人说它只是我们遗传基因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大脑。但这种与众不同是如何形成的，仍然是激烈争论的话题。从神经学和遗传基因学领域来看，有关先天一后天之争的答案正在逐渐明朗。为了弄清这些问题，让我们看一看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就大脑问题发表的见解吧。
这位48岁的教授是蒙特利尔人，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9年25岁时毕业。198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就任心理学副教授并在该学院工作了20年，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心理学教授。但他却是由于出版科普书籍而成名的。《语言本能》、《大脑如何工作》以及《白板》均是学术界和普通人都喜欢的书。
他的著作最吸引人的是，他能把来自完全不同的领域（心理学、神经学、生物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的发现整合在一起。科学家很少涉足他们专业以外的领域，他们的看法未免有点狭窄。跟他们的看法相比，平克对大脑的理解，视野比较广阔，而且包容各家之说，他愿跟广大读者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研究成果常常是有争议的。在他的《白板：对先天论的否定》一书中，平克综述来自发展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用这些最新研究成果来质疑现代社会在先天一后天争论中偏向后天的趋向。他说，他还愿意强调，对孩子的发展，父母的影响比基因遗传更重要。在我们对待犯罪、性别区分甚至艺术的态度方面，也能发现同样的偏见。他谈到了在接受进化对形成我们的大脑所起的作用方面所存在的戒律，并且把这种怪现象归咎于我们近代史上一些可怕的事件，尤其是纳粹主义。他把社会历史和科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希望科学能影响我们讨论未来社会政策的方法。但他的这些观点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抨击。
他对人类大脑的理解受到一些不同思想流派的影响。他说：“乔姆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第一个打破不能讨论先天问题的戒律。在50年代末，当他首次开始写这方面的文章时，人们认为万物都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大脑是一块白板。但他说大脑天生组织得擅长于某些东西，其中包括语言。”
他还受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那场“认知革命”的很大影响。他说：“这种理论认为，大脑加工信息，所以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计算系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为在实验室研究智力表述铺平了道路。在实验室研究智力表述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控制思想的心理学行为模式以前一直认为，大脑中的东西是无法研究的。
后来，他又受到第三方面的影响，那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那场进化生物学领域的革命。他解释说：“该理论认为，如果大脑中的任何部分是先天就有的，那就需要对它是怎样获得的作出某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最终还得来自进化生物学。这种现代生物学是威廉·汉密尔顿和理查德·道金斯等人创立的。”
平克把这些影响和思想综合在一起后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在大脑是怎样工作的这个问题上有严重的错误观念。他说：“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大脑是一块白板，其所有的组织机能来自父母、社会和文化。另一种错误观念认为，生物学给了我们诸如性、饥饿、口渴等原动力，并且认为在大脑中还有另外的某种东西，使我们能理智和控制冲动。我认为，尽管我们确实有原始驱动力，但我们大脑中还有复杂的理智机能，这是进化的产物。”
那么，他在这场先天一后天之争中采取什么立场呢？他说：“有一些极端分子说，一切都是学习的结果，例如，暴力是后天学会的行为；但也有一些人说，一切都是基因遗传的结果。后天论极端分子采用的辩论策略是把持中间立场的人都变成恶魔，这样就更容易驳倒他们。作出误导的第二个原因是，有些事情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后天的，例如脑神经回路就是随机性的偶然事件，我认为这对形成不同的个性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个原因是，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肯定是互相影响的。只有存在能以某些方式学习的先天的机制，后天的因素才能起作用。假如我是一只黑猩猩，我即使在日本，也不可能会讲日语。我们之所以能对周围环境的信息进行加工，是因为我们拥有天生用来以某种方式做这件事的大脑。”
在主张后天因素的极端分子和像平克这样主张更多基因遗传和进化因素的人之间发生这样激烈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是令人惊讶的。人们会想，他们都是要达到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更好地理解我们大脑的发展。只有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这场争论，才能明白这些科学上的对手为什么要如此坚持他们的立场。讨论心脏和肺如何工作完全是科学领域的讨论，但讨论大脑如何工作涉及我们在社会上的行为准则，因此要考虑到从宗教领袖到政治家每个人的利益。
承认基因遗传在形成我们思维方面所起的作用，就会涉及一种深远得多的担忧。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可怕的优生学理论，他不可否认地受到进化科学的影响，并且还使用了诸如“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
这样的字句。尽管反对先天说的观点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但历史学家认为，是希特勒大屠杀造成的恐怖关上了进行这种讨论的大门，使它成为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禁忌讨论的话题。
最新研究引起的最有意思的想法之一是，有人认为在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之外，还有第三种因素。平克认为这第三种因素就是“大脑神经回路的随机性偶然事件”。他解释说：“当大脑在子宫里和出生后的头几年形成自己的神经回路时，遗传基因并没有提供每一个神经细胞的具体蓝图。因此，神经轴突是长在左边还是长在右边就像是扔硬币那样有随机性，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决定它的方向。如果有几十亿这样的随机偶然事件，加起来就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人，既不是基因遗传的直接结果，也不是取决于在你的大脑形成的时候你学到的东西，而是随机的偶然性。”
在这方面还没有做很多深入的研究。证据主要来自对单卵双胞胎的研究，因为他们有相同的遗传基因和相同的生活环境。平克说：“他们只有大约50%的相互关联，即他们之间有50%的差异既跟他们的遗传基因无关，也跟他们的生活环境无关。我们知道，具有相同遗传基因并在同一实验室环境中培育出来的像蛔虫和果蝇等简单动物，其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有的蛔虫可能活20天，而有的可能活60天。这就是随机的偶然性。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例子，说明人类的许多差异也是随机的偶然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