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兵法，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谋定而后动”，如果没有全面的筹划和准备，是不能贸然行事的，否则就会成为盲动。而采用什么样的谋略来“动”，则是更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做一样的事情，但因为谋略不同，所以结果也不尽相同。就比如，同样是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江山，袁世凯就长袖善舞，一面对着清朝的太后哭泣说自己逼不得已，一面又忙不迭地逼迫末代皇帝溥仪退位；而曹操、曹丕父子则对汉朝皇帝采取刻薄而又严厉的态度，惹得一片骂声。
改朝换代是一件大事情，如果决定要进行这一行动，无异于用自己的身家性命进行赌博，这是一场成王败寇的豪赌，正所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而在进行豪赌的时候，一面做足官样文章，一面实施自己的计划，又是野心家，又是慈善家，让人放松警惕，才能一举成功。历史上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就是这样的成功典范。“陈桥兵变”是宋太祖赵匡胤发动取代后周、建立宋朝的兵变事件。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世宗柴荣突然一病而死，宰相范质受命扶助柴荣幼子柴宗训继位为恭帝。这时恭帝年仅七岁（一说五岁），后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局势，一个由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策划的军事政变计划正在酝酿着。
翌年正月初一，传来了契丹和北汉发兵南下要攻打后周的消息。其实，这个消息正是赵匡胤派人放出的，目的就是要借助这个“外敌入侵”的假象来调动军队，为自己的野心服务。可以想像，如果当时后周的权臣们能够认真分析形势，准确获取信息，就能分辨出消息的真伪，从而阻止兵变的发生。可是后周的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真假，以为国家真的面临着军事威胁，就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
正月初三，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开封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兵变计划就付诸实践了。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这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即宋太宗赵炅）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欺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
表面上看来，这确实是赵匡胤本人不知情而且“被迫”发生的一场军队哗变，但是仔细考察蛛丝马迹，就能看出其中的问题了。问题之一，就是赵匡胤在当时的地位。在柴荣在世的时候，赵匡胤作为柴荣十分信任的大将，担任着禁军将领的职务，并且最后做到了殿前都点检的职位。作为当时炙手可热的军官，赵匡胤在当时的权力是十分大的，而且，五代时期，改朝换代都是由控制军队的大将进行的，有前例可循。问题之二，就是为什么传来契丹和北汉进攻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带兵出征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哗变发生。看上去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事件发生的地点，是距离都城十分近的陈桥，军人为什么不在京城出发之前就进行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不在远离了京城，被镇压的危险变小之后再进行这样的举动？显然，这是有预谋的，一开始就是为了制造出行军过程中发生兵变的假象而且利于迅速控制中央政权的篡位行为。问题之三，为什么煽动军人进行哗变的都是赵匡胤的亲信？真的是他们替赵匡胤忿忿不平吗？显然不是，他们只是替赵匡胤说话，让赵匡胤本人保全一个忠臣的形象而已。
这么一分析，赵匡胤作为野心家的形象已经暴露无遗了，而通过这些伪装，他也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遵从军心的忠于后周政权的慈善家。接下来，就是如何用慈善家的面目，去实行野心家的霸业的具体步骤了。
当赵匡胤“答应”将士自立为天子并且率部队返回京城之后，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促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出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做北宋，赵匡胤死后被尊为宋太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