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文化因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而得名。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被学术界公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它之所以重要，是这里发现的大量栽培稻遗存，为我们展示一个早期稻作农业的图景；这里保存完整的木构干栏式建筑，让我们得以了解南方中国建筑特点的形成；最早的养蚕证据，最早的漆器，最早的水井……丰富的材料里，全国之最、甚至世界之最屈指可数。更为重要的是，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令长江史前文明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中国古文明的另一个源头从此进入了研究者的视线。
河姆渡遗址地处宁（波）绍（兴）平原的南端，离历史名城余姚25公里，百里姚江像条蜿蜒的碧带绕过这里，与奉化江合流，最后注如入东海。1973年，余姚县的罗江公社为获高产，决定在河姆渡村北建造防洪排涝的水站。当水闸基坑挖到3米多深时，发现了大量的黑陶片和木构件，还有一些动物骨骼和鹿角。人们出于对文物强烈的责任感，立即停工并将这一情况报告公社，随后层层上报，得到省文化局的重视，决定由省博物馆迅速进行抢救性质的发掘。
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工作就这样仓促开始了。这年夏天的第一次的抢救性发掘，面积只有几十平方米。但是丰富的文化遗物已经令浙江学界兴奋莫已——这是浙江境内当时知道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此多样的遗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农业工具——骨耜
同时，考古学家们也对周围的地形环境进行了初步考察，经测算，河姆渡遗址的面积超过40000平方米。姚江河道的形成比遗址年代要晚，因此冲掉了部分的遗址堆积。分布范围如此之广的遗址在当时的浙江，是绝无仅有的。
面对这么巨大的遗址，几十平米的收获显然不足以窥其全貌。趁热打铁，这一年的年末，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第一期的正式发掘开工。这一次的发掘面积有600多平米。工作跨越了整个冬天，到第二年的1月份才告一段落。这次工作探明了河姆渡遗址四层文化堆积的特点和差别，这四层的划分一直沿用到今天。除了出土人工遗物近两千件外，还有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和整片整片的木建筑遗迹。更为难得的是，在这次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栽培稻遗留。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随后的几年，浙江的考古学家转人室内，开始对这次发掘的收获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各方面的专家愈来愈认识到，要解决村落布局、文化内涵的变化等高层次问题，发掘面积仍然不够，实物资料还十分有限。1977年10月，国家文物局拨专款，河姆渡遗址的第二次正式发掘开始了。这次的发掘人员更多，发掘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米。在发掘过程中，北京的许多老专家不畏路途遥远，一次次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如果说在这之前，河姆渡遗址是浙江人心目中的骄傲，那么从这一次发掘开始，它已经牵动了全国上下考古学与历史学界的心。不负众望的是，同前次发掘一样，77年的工作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材料，尤其是保存完好的稻谷、稻杆、稻叶和谷壳，颜色鲜黄，外形完整，还有一些稻谷与稻杆连在一起的稻穗。保存状况简直令古农史的专家不敢相信。
实用陶器——陶盆
河姆渡遗址中如此众多有机质遗存完好保存，要感谢大自然的力量。根据研究，这种罕见的保存状况归功于特殊的土壤条件和自然环境。由于遗址地下水位很高，有的文化层甚至低于今天的海平面，文化堆积才得以长期浸泡在水中，隔绝了空气，避免了细菌微生物的侵蚀；另外，文化堆积本身也功不可没，由于堆积中夹杂大量植物茎叶、木屑一类的腐蚀质，令土壤呈弱酸性，具有了良好的防腐能力。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遗址中见到大量的动植物、木构件遗存。它们和其他人工遗物一起，为史前史、农业史、建筑史、艺术史，乃至古地理、古气候及科技史等多种学科提供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并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发现。
实用陶器——陶盆
虽然河姆渡出土的资料一次次引起了学界的震动，但大家当时最关心的属文化的年代问题。7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工作仍集中在黄河流域，河姆渡遗址偏隅东海之滨，没有可资比较的“邻居”，年代问题急需科学的测定。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实验室首先对河姆渡出土的橡子果实和含稻壳的陶片进行了碳14的测定；1976年，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又对木头标本进行了测定。通过数据的整合，可以肯定，河姆渡遗址最早的文化堆积距今已经有7000——6000年之久。在黄河流域发掘的仰韶文化村落——半坡遗址远近闻名，河姆渡的这个年代数据比半坡还要稍早一些。当时的学界普遍认为黄河是中国文明的摇篮，这一消息显然是撼动世界的重要发现。自然也会有一些人对个测定结果提出疑问。为了更可靠的确定遗址年陶塑人头代，1977年发掘时，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特地派专家亲临遗址，现场采样，通过对四个文化层不同样本的测定和校正，河姆渡遗址第三、四层的年代距今7000——6000年毋庸质疑。
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河姆渡人的生活图景在我们的眼里逐步清晰起来。
考古学家重视陶器群的研究，因为陶器是新石器时代最为丰富，地域特征也最为突出的一类文化遗物。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很特别，人们称其为“夹炭黑陶”。由于在陶土中羼杂了植物茎叶，烧造火候又较低，加上缺氧，使陶胎中的有机质仅仅达到炭化的程度，使陶器的表面呈现为黑色。根据专家的分析，河姆渡的夹炭黑陶是在制陶的黏土中有意加入炭化的植物茎叶和稻壳所至。这些植物茎叶和稻壳事先经过燃烧炭化，然后掺入黏土再加水拌和，这样可以减少陶坯的干燥和烧制过程中收缩而产生的开裂，提高陶器的耐热性能。当时的陶器主要是手制，一般分几个部分做好口、肩腹部和下腹部连底部，然后再拼接成完整的器物。河姆渡的陶器明显的特征是有一周周的凸脊，这并非是装饰的功用，而是为了加固器物的拼合接缝部位。不过这种拼接的技术，使河姆渡陶器有其独特的造型和艺术性。
鸟形象牙雕
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中除了大量的石器以外，骨器、角器和木器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当时的编织和纺织技术十分发达。在发掘中，普遍发现有苇席的残片。当时的湖沼中一定盛长芦苇，因此智慧的先民原地取料，剖成细薄的长条，编织苇席。根据研究，当时的苇席具有不同的功能：有的用作承托屋顶（这在现在农舍还十分常见）；有的编织考究，当为室内铺地之用；还有的用于分隔房间或是铺于窖藏的底部，使用十分普遍。搓绳技术也被广泛使用，河姆渡出土的一件陶罐上还留存着系耳的一段粗绳索，还发现了一条长达2米的细绳子，其长度可谓全国史前遗存之最。尽管遗址中没有出土纺织品残件，但是大量的纺轮和经专家辨识的作为纺织工具的骨器的出土，表明当时的纺织技术水平也不容轻视。
手工业生产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遗址中发现的漆器。1977年发掘中出土一件漆碗，胎为木质，器壁表面有一层薄薄的红色涂料，微有光泽，椭圆形器的口径大约是长径10.6厘米、宽径9.2厘米。经过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红外光谱测定，这种朱红色的颜料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皮的裂解光谱图相似；同时，科学院植物所的专家也从植物样本中，通过孢粉分析找到了漆树的花粉；通过科学测定，漆器终于得到公认，它使我国使用生漆的历史提早到了7000年以前，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国家。
河姆渡人可能当时已经使用了筏，尽管没有见到实物。但是遗址中出土了木桨、藤条、绳索等相关的遗物可作旁证；另有一堵木构板墙中，发现一块中间被挖空的木板，根据形状分析，应是废弃的独木舟，被再次利用来作板墙。由于发掘集中在居住址内，所以见不到交通工具亦在情理之中。可贵的是，我们看到了陶制的独木舟模型；另外远在山东长岛的史前遗址中，也有发现与河姆渡遗址类似的陶器出土，因此，河姆渡人的水上交通能力，可以通过分析略知一二。
在居址中发现的水井遗迹可谓是河姆渡人的另一个骄傲。因为中原地区发现的水井很少，最早的一例年代也要比河姆渡晚了2000多年。河姆渡的水井又是中国发现的最早实例。水井是以定居生活和稳定的农业为前提的，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重大。此外，遗址中同水井有关的出土物是大量樟科类的植物叶片，其中不少种类属于药用植物。这和水井的开凿使用一样，改善了当时的卫生条件，对河姆渡人的体质健康和人口繁衍十分重要。
谈到农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中国最为丰富的史前稻作遗存。由于保存环境良好，遗址内发现的稻谷遗留，在出土时色泽鲜艳，外形饱满，可惜出土后马上变色炭化，我们只能通过彩色照片的记录来保存这些珍贵的资料。稻谷类遗存的出土状况，一般是芦苇茎叶、稻草、稻谷、谷壳和木屑残渣等交互混杂的棕褐色堆积，在遗址中层层迭压。厚度从10——40厘米不等，最厚的有70—80厘米。有学者推断，原先的堆积厚度超过1米。如以其中约1/4为稻谷和谷壳来估算，换算成稻谷就有120吨以上。这简直是个惊人的数字。不管推算夸大与否，河姆渡出土稻谷的数量无疑是全国第一，甚至在世界的史前遗址中也十分罕见。
出土稻谷虽然大多炭化，但是根据农学家的分析，我们仍然能够了解当时栽培稻的种类和质量。宁波、绍兴一带在历史上一直是晚籼稻栽培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类型，也属于籼亚种中晚稻类型。由此可见当地稻作农业从7000年至今的传承历史。
除了稻谷遗存以外，大量出土的农业工具也为了解当时的农业活动提供有力的证据。河姆渡文化的农具主要是骨耜、木耜和木锄。两次发掘中，先后共出土骨耜200多件。长期使用，使这些骨器的刃部十分光滑、磨损也很严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作活动的频繁程度。以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原始农业经历了刀耕火种、锄耕和犁耕三大阶段。然而河姆渡遗址大量骨耜、木耜的发现，令我国的早期农业发展史需要重新书写。专家们认为，单就骨质农具而言，河姆渡文化稻作农业的耕作形态，就已经堪称世界上先进的耜耕农业。这也表明，早期中国不同地区的不同经济形态，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
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是家畜的饲养。河姆渡第二次发掘中出土的家猪的残骸经鉴定个体就高达两三百头，这是普遍饲养家猪的有力证据。另外，还出土了16个较完好的水牛头骨及其他骨骼，这也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被驯养的水牛。
除了农业与家畜饲养，采集狩猎在当时也是不可忽视的生计方式。河姆渡人用于狩猎和捕捞的工具主要是骨镞、骨哨、骨鱼镖和木矛，几乎全部出自早期的文化堆积层内。这也反映了狩猎采集经济在河姆渡人生活中比例渐次减弱的趋势。在早期堆积中，骨镞出土有1000多件，说明了狩猎活动的活跃。数量次之的是骨哨，将近200件，这是一种早期的乐器，同时有“呼鹿”的功用，用以召唤同伴和引诱猎物。第二次的发掘中，还有一些鲸鱼脊椎骨和鲨鱼牙，这是河姆渡人海洋渔猎的一个反映。
这些出土物使我们对河姆渡居民的饮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从炊器上遗留的残渣来看，主要的食物当然是稻米。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多达60余种，显然又是先民的肉食来源。通过统计，这其中最多的是水生动物，数量之多甚至无法细算。仅以清理的一小部分龟骨为例，最小个体数就达到1570多个，其他鱼类也就可想而知。《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果隋赢蛤……。”这种“饭稻羹鱼”的生活，不仅楚越，甚至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代。
衣食住行中令河姆渡人自豪的还有“住”这一项。大量的木构建筑遗迹，成为了中国建筑史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重点。千辛万苦通过对木材加工痕迹的研究，表明河姆渡文化已经具有了高超的木作技术，脱离了原始低级的阶段。多达十几种榫卯结构，尤其是双层卯头的出现、梢钉的采用以及燕尾榫和企口板的发明，均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木构建筑史上的奇迹，对后来的中国古建筑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高超木作工艺下形成的干栏式建筑风格，配合当时特定的居住环境，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此类建筑遗迹，成为了南方早期典型建筑式样的源头。
发达的生产水平和稳定的生活，必然会孕育出辉煌的艺术和精神成就。提到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艺术和精神文化。其中，精湛的雕刻工艺最为人称道。雕刻的材料相当讲究，主要有象牙和骨、木器，设计奇巧，寓意深远。题材主要以鸟为主，常见的还有太阳、鱼、蚕等形象和几何形的图案。刻制精细，刀法娴熟。以“双鸟朝阳”图案最为著名，是艺术史和原始宗教研究中必举的实例。当时的造型与雕塑艺术也十分精湛。这主要都反映在陶塑作品上，表现的题材多为猪、羊、狗、鱼等常见动物形象。还有多件形态各异的陶塑人头像，五官端正，栩栩如生。此外，陶器上的绘画装饰艺术主要以在陶器上的刻画线条来表现。这些图画作品线条粗犷有力，既有形象写实，又有抽象写意。鱼禾纹陶盆、稻穗纹陶盆、猪纹陶钵和植物纹陶块等作品，都是陶器绘画艺术中的佼佼者。
与原始艺术密不可分的是河姆渡人的精神世界。从上述的雕刻及刻画图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具有了对称、两分的审美意识，也会利用重复连续花纹等比较成熟的装饰艺术形式，体现了河姆渡人较高的美学观念。经常出现的鸟、太阳等形象，可能与当时的原始信仰有关。根据古文献记载，东南沿海的早期部族以鸟为图腾，位于东海之滨，崇拜日神也在情理之中，伏羲、帝俊等与太阳有关的始祖神就大多发源于东方。当然，早在六七千年间，人们的原始崇拜发展到何等的程度？他们的精神世界到底又是何种模样？这些有关无形的“思想”的问题，都无法由实物资料中直接获得答案。我们也只能由河姆渡人信手留下的一些片段，来想象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在史前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的发现，令亚洲稻作农业发源问题集中到长江流域。后来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也不断证明，长江中下游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区。河姆渡文化的性质一直以来不乏讨论，但比较一致的是，由此为源头的江南文化谱系对后来的日本和台湾原始文化都产生了影响。最关键的是，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令人们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起源，长江流域无疑是中华原始文明的又一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