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丧俗，是指安葬、哀悼死者的一系列礼仪活动。人们采取丧葬礼俗，最终目的是既要使死者满意，也要让活人安宁。为了不使死者发怒，就要按期祭奠，超度亡灵。由此可见，中国的丧葬礼俗，是原始观念和封建观念的混合体，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流传，时至今日，丧葬礼仪仍残存着不少的旧痕迹。在整个丧葬礼俗过程中，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其间的话语，凝含着一个坚韧的结——念祖怀亲。这个结，表现在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实体联系之中，也表现在两者间的精神联系之中，儒家的伦理色彩、等次观念、温情脉脉等，皆融入丧礼的每一细节。
丧俗产生的历史根源
不同的葬法葬式，其演绎而成的丧葬礼仪有着迥然相异的程式和内容。远古时期，葬法葬式的形成或选择往往与人们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实行树葬或叫风葬的，多为生活于森林中的民族，如我国古契丹人，将尸体悬挂树上，三年后焚烧尸骨；水居民族，如独龙族对非正常死亡者，扔尸体于江河中，任其飘流；中国西北的氐羌民族，因生活在高寒地区，火于生活的重要性特别突出，影响到丧葬，于是也盛行火葬。以火为媒介，让死者的灵魂随着冉冉上升的烟雾飘入天堂。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生存环境不同，从事的生产活动不同，以及心理素质的差异等诸方面原因，形成了各自的葬式葬法。加之由于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反映在丧葬的法、式方面，其样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世界上的主要丧葬形式在我国几乎都可以找到，由于篇幅的限制及为了撰写的集中，本书的内容以汉族为主。
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表明，丧葬习俗决不是人类一诞生就具有的，而是到了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早期的人类，人死以后，并不埋葬。那时的人类，刚刚脱离动物界，依靠采集和狩猎为生，整天为获取生活资料而忙碌。这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们的思维能力也不发达，还没有产生灵魂观念。人死后，就地抛弃尸体，置之不顾。在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人们很难保证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因此，人们甚至把死者的尸体吃掉。恩格斯对此曾经作过明确的论述。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像书籍中所描写的纯粹打猎民族，即专靠打猎为生的民族，是从未有过的，靠猎物来维持生活，是极其靠不住的。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来保持颇久。恩格斯所说的“这个阶段”，是指“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即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又说：在这以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
人类最初的丧葬活动，是为了保护尸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智力逐步增长，产生了灵魂观念，认为一个人具有“灵魂”和“肉体”两个部分，人的死亡，是“灵魂”离开了“肉体”，所以，“肉体”就没有知觉。将来，“灵魂”还会回到“肉体”里来。因此，活着的人要把死者的“肉体”保护好。这种对“肉体”的保护行动，就是早期的丧葬活动，保护尸体的地方，就是墓葬。
我国的丧葬礼俗至迟在旧石器晚期已经出现。在1933年发掘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下室有墓葬的遗存，经过系统的发掘，出土有完整的头骨三个，以及头骨碎片、下颔骨、体骨和一些零星的牙齿。死者的身体下面铺撒着红色的赤铁矿粉，随葬以燧石石器、石珠和穿孔的兽牙等物。在死者身下撒赤铁矿粉，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常见的葬俗之一。红色象征着鲜血，而血又是生命的来源和灵魂的寄身之所。在尸体上撒赤铁矿粉，表示给死者以新的血液，赋予新的生命，或者表示他并没有死，只是长眠罢了；或者说是希望死去的同伴能够复生；或是希望死去的同伴的灵魂到了另一个世界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棺木彩绘，制作非常精致组织，既是当时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又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生产集团。母系氏族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时，人们认为同一氏族的成员，不仅生前生活在一起，死后仍然要回到祖先那里去，同祖先生活在一起。所以，同一氏族的人死了，要埋葬在一起。随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一个统一的氏族公共墓地，便随之而出现了。而且，整个的掩埋过程，必然是集体活动，这样就出现了仪式程序。
丧俗的最初定型
在母系氏族社会内部，人人平等，在社会地位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因性别不同而有差异。这种平等的关系，在氏族公共墓地的墓葬中，充分地反映出来。同时，在母系氏族社会中，男子属于母亲的氏族，死后必须回到本氏族去，埋葬在本氏族的公共墓地中。云南省宁蒗县永宁区纳西族过去盛行男不娶、女不嫁，由男子去女方进行拜访性形式的“阿注”婚，这是一种不稳定的婚配形式。凡实行“阿注”异居的男女双方死亡之后，各自只能分别埋葬于自己母方的“尔”（氏族）或“斯日”（家族）公共墓地之内，而不能将他们共同埋葬于任何一方的“尔”或“斯日”墓地之中。这种葬俗显然是同氏族群婚或早期对偶婚相适应的。因为在这种婚姻形式下，配偶双方都没有稳定的和独占的同居，也无共同的经济生活。他们之间除了短暂的两性结合关系之外，可以说别无其他关系。因此，死亡后只能埋葬于各自的血缘共同体墓地之中。这种葬法显然是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前期的状况。我国考古发掘清理的大量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也充分反映出了这一时期墓葬文化的特点。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氏族成员之间贵贱的进一步分化，丧葬习俗也逐渐增加了宗教的仪式行为。如山东滕县（今滕州市）墓葬中已出现了木椁，胶州市龙山文化遗址中又有玉冶，这些后来都成为丧葬礼仪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夏商周时期，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已向系统化、程序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周代，为一个崇尚礼仪的时代。对周人来说，丧葬礼仪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他们认为上古之民穴居野处，故其丧葬礼仪也草率简单。《周书·异域上》说：“死者则以苇箔裹尸，悬之树上。”《周易·系辞》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这是灵魂观念未出现，或为灵魂崇拜尚不发达时期，人们处置尸体的情形。因此，三代时人往往将当代的丧葬礼俗引以为骄傲。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习俗发生始互西周时期，中国的丧葬习俗经过一万多年的演进发展，已产生出诸多别具一格的并为后世所罕见的敛葬习俗。从当时的文献资料来看，丧葬礼仪已初具雏形，属纩、三月大殓、饭含、棺椁制度、明器制度、裢制等都已出现。
到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俗已基本具备。当时丧葬礼俗的特色，在于强调伦理秩序的充实和道德架构的建立，由此规定出亲属团体的层级亲疏关系，以及比附于社会的政治等级制度，使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在这种丧葬礼俗中获得有机的统一。由于丧礼无不本之伦理秩序和政治秩序，故而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也变得十分繁复。
先看处理死者的丧俗，《墨子·节葬下》云：“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如湖北随州市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死者口中有玉冶，耳鼻口边有玉，双手有玉握，身上的纱、绢、绣、锦、麻等衣衾残片达234团。荀子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终始一也”。
再看对亡故者“饰终”殓殡前后的一系列仪式。初终当天有属纩、复、楔齿、缀足、沐浴、饭含、设饰等仪式。丧亡的次日早晨举行小殓仪式，至第三天行大殓仪式。此后即进入停殡待葬期，但《礼记·王制》有云：“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土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则大殓在第三日举行，主要行于中下层社会，于上层社会有在第五、第七日举行，当然也可能是显贵的大殓仪式繁复，须费多日告成。至于停殡期限，七月、五月、三月之别亦只是举其大略言之。及下葬又有执绋牵柩车至墓地的礼节，有下棺入墓穴的“窆”礼，有设酒食的奠祭礼，有迎尸主牌位返回的仪式，有初虞、再虞、三虞的安魂仪式，有卒哭及告子祖庙的拊祭仪式，等等。此后，在服丧期间，还将举行周年奠祭，即行小祥祭，死后二十五月时行大祥祭，二十七月行谭祭。三年丧服期满，还要举行除服仪式。至此，丧葬习俗的程序才告完成。可见，在战国时期，我国葬俗已基本定型。
丧俗的演变
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仪大体上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丧葬礼仪制度，而且趋于隆重化。以西汉中期为界，秦汉丧礼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西汉中期以前的贵族大墓多土坑直穴木椁墓，沿用旧的丧葬礼仪，讲究棺椁，礼器制度。墓主人上下有等，身份有定，法度森严，不得逾制，而且墓中随葬品组合是以礼器为主。另外，墓中纳有珍宝、食物、器皿等，品类繁多，资用丰厚。这完全是基于宗教迷信的态度，相信死者在阴间继续存活，相信超自然的幻想世界。亲情哀思只是敬神明鬼的附属。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儒家思想对人日常生活的制约，其以伦理为基础并以人情为旨归的丧葬态度，逐步改变了盲目信奉鬼神的丧葬仪式，象征性的墓室、器物、俑开始大量出现。
“九头怪”是用来镇墓邪的
西汉中期以后用陶质明器取代实用的贵重器物随葬，是中国古代丧葬礼俗的一次重大变革，说明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层对随葬品的观念有了显著的改变，认为将庄园中的所有财产都制成象征性的陶质明器埋入墓中，比那些数量有限的贵重器物更有意义，更能全面展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
魏晋时期，丧葬礼仪大体上与汉代相同，只是汉代明器，魏都从省。由于魏晋玄学兴起，儒学独尊的局面受到猛烈冲击，表现在丧礼方面，就不可能一切都依循古礼，有时甚至有悖礼现象。
当然，魏晋丧礼中最富时代特点的是薄葬风的盛行。这一时期的丧事与以前的秦汉时代和以后的隋唐宋元明清诸代相比，显得格外俭薄，给人以一种革故鼎新之感。曹操是薄葬风气的倡导者，史载他死前遗诏：“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结果，葬事均按曹操的遗愿而办。在父亲的带动之下，曹丕也力主薄葬，他明令自己的丧事一切从简。上行而下效，曹氏父子的薄葬言行对曹魏乃至晋朝的丧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薄葬成为普遍的时尚。
北朝时期，丧葬礼俗汉晋兼采，互为补充。而最富时代特色的是渴葬。所谓渴葬，即未到葬期而提前埋葬，也称高木葬。《公羊传》隐公三年曰：“不及时而日，渴葬也。”注：“渴，喻急也。”《释名·释丧制》说：“日月未满而葬曰渴。言渴欲速葬，无恩也。”渴葬在南北朝时期颇为流行。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繁盛的时期，各种体现封建等级制礼仪的发展登峰造极，丧葬礼俗制度也发展得很完善。唐朝的一些礼仪文化，包括在《大唐元陵仪注》和《大唐开元礼》里，这两部反映唐代礼制的书籍，现都保留在杜佑的《通典》里。根据《开元礼》丧葬仪礼的记载，唐代三品以上四品以下至庶人的丧葬程序一共有六十六道。如果是改葬，尚另有十七道程序。这些程序反映了唐朝封建丧礼的繁缛，同时也具体体现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待遇的不同。这一程序系统是唐代全社会丧礼的法规和依据文本，封建等级的丧制已经控制和规范了唐朝全部社会。这六十六道丧葬程序基本都源于周时的《礼记》，但更加系统化和程序化了。以后宋朝、明朝各代也都以唐代为准，略加增删。
宋代丧礼基本继承了前代的丧礼仪式，只是在一些细节方面有意识地作了调整。宋朝政府为了整饬礼仪，敦厚风俗，曾多次颁发新的丧葬礼仪，严立禁约，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政和礼》。当朝所作的调整，是为了使丧葬礼仪更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使之成为儒家礼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也表明了统治阶级对丧葬礼俗的高度重视。统治者运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来推行丧葬礼仪，使宋代丧礼更带政治色彩。
有元一世，统治阶级为了把丧葬礼制更加牢固地建立在忠孝观念之上，对汉族丧葬习俗，进行必要的改革，对有触于封建礼俗的所谓“伤风败俗”现象作“宣明”或纠正。其原则与作法是“省察风俗，宣明教化，若有不孝不悌、乱常败俗，皆纠而绳之。其利害可以与除，及一切不便于民，必更张者。”譬如，民间有移棺于宗族祠堂或公用厅堂的，但大多停柩于家中堂，立孝堂日夜守灵。一般三日内殡葬，有的则隔旬安葬。又有一些人，将灵柩停放数年不葬。文献记载显示，这种停尸不葬习俗元时颇流行。对此元廷以明今禁止。皇庆元年（1312）三月，中书省一份禁令称：“江南风俗，但有亲丧，故将尸棺经年暴露，不肯埋葬，合准禁止。”从文献记载来看，元廷这些规定似乎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对整个中国丧葬礼仪史的影响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明代丧葬礼仪，主要依据《仪礼·土丧礼》。另外也参考了唐《开元礼》和《朱子家礼》，这从《明会典》中载录的丧葬礼仪可以看出。不过，明代的民间丧葬礼俗有自身的时代发展特色和地区性特色。统治者虽然出于人伦敦化、稳固政权的考虑，对庶民百姓的丧仪制度、服丧制度、居丧仪制、葬法等均有严密详尽的法令限制，要求将各地的民间丧礼纳入正轨，但从明代文献的记载看，民间的丧俗是沿袭各地传统风俗，适应时尚而行，它较官方法定的丧葬仪制灵活，并不完全受法令制度的约束。
清代之初，宫廷丧仪比较简陋。康熙时，在学习汉族儒家传统丧礼，特别是明宫丧礼的基础上，清官丧制初步形成，后又经雍正、乾隆两朝的补充始臻于完备。
清史文献称丧礼为“丧仪”。皇帝的丧礼规格最高，称“大丧仪”。大丧仪的主要礼仪和程序为：小敛、成服、大敛、朝奠，殷奠、启奠、奉移、初祭、绎祭、大祭、除服、周月祭、上尊谥庙号、致祭、百日祭、祖祭、启行、谒陵、安奉等。具体过程十分繁杂，不容尽述。其中虽掺有满族旧俗，但基本框架与明宫丧葬礼仪相同。清代民间丧葬礼仪，与明代一脉相承，没有大的变化，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