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5《四库全书》的编纂
——尊重规律是一种责任我们总是按照自己局限于一时的想法，把自然留给我们的东西肆意破坏掉，等到自然报复我们的时候，才幡然醒悟，却已悔之晚矣。
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帝十分重视文治。他一面继续开博学鸿词科，招收文人学者，编写各种书籍；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
公元1773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借这个机会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可说是一举两得。派了一些皇室亲王和大学士担任主要负责人，那些皇亲国戚大多是挂个名、起监督作用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昀等人。这套丛书就是著名的《四库全书》。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包括历来儒家的经典著作，像《诗经》、《论语》、《孟子》等，和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像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部，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集等。按照四大类集中贮藏起来就叫做“四库”。
要编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先得把书籍收集起来。乾隆帝下了命令，叫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上缴，并且定出了奖励办法，要私人进献图书，进献越多，奖励越大。连下两次命令，各地图书才源源不绝送到北京，只用了两年，就达到两万多种，再加上宫廷内部原来的大量图书，数量就很可观了。
书收集起来了，乾隆帝就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员对图书认真检查，凡是有“违碍”字句的，一概销毁。一查下来，发现在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上代，不那么尊重，譬如他们的上代就接受过明朝的官职和封号，这在乾隆帝看来是很不体面的，于是就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至于像吕留良、黄道周等抗清文人的著作，那就更不用说了。后来再一查，在宋朝人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反对金朝的内容，这种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反对金人后代的满人，也该销毁，或者销毁一部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现这类字句，就随时删改涂抹，这样，书虽然被保存下来，但是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为了这件事，乾隆帝可说是绞尽脑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有三千种之多。
但是不管乾隆帝的动机怎样，这部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到底编出来了，而且保存下来了。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对大批图书进行编辑、校勘、抄写，足足花了十年工夫，到公元1782年正式完成，共收图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当时把全书抄了七部，分别贮藏在皇宫、圆明园、热河行宫、奉天、杭州、镇江、扬州。这对后代人研究我国古代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项重大的珍贵的贡献。至于查禁销毁一批书，当然对我国文化造成了损失，但是这种查禁也不可能彻底。当时就有不少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把许多有价值的书藏了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就有不少当时被禁的书陆续出现了。
智慧解读：
书是先人智慧的结晶，是还原历史的重要工具。清代编撰《四库全书》，居然把古书肆意销毁、篡改，掩盖掉任何于统治“不利”的东西，贻害千秋。其实何止是书，中国的太多文化传统，也往往因为一时头脑发热而任意贴上标签，加以批判、抛弃。传统包含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作为中国人的心理认同，怎么可以随便丢弃？尊重是一种责任，对大自然，我们也是用一句“人定胜天”，就肆意破坏，现在又回过头来治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