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口：遇小事就打一个小结或刻一个浅口。结绳记事是许多民族在文字产生前都经历过的一个阶段。
到了新石器时期，文字符号开始产生。在距今7500～85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兽骨、石器上的许多契刻符号，被不少学者认为就是文字符号。1954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发掘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村氏族公社遗址时，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有些陶器上除刻有精美花纹外，还有简单的几何符号，在半坡遗址中发现的几何符号就有二十二种之多。在临潼姜寨遗址发掘中，同样发现许多刻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这时的符号已有四十二种。可见那时的人们已把陶器当做记事的材料。
商、周时，先民们把文字铸或刻在青铜器上，记载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及社会风情。但制作青铜铭文十分复杂，且材料昂贵，在当时只有贵族才可享用，下层人民无法问津。
商、周时，人们把文字写在甲骨上。甲就是乌龟的腹甲与背甲；骨就是兽骨，主要是牛胛骨，另外有少量其他动物的骨头，如马骨、猪骨、虎骨、鹿骨。
甲骨文是商、周时实际应用的文字，是探求古代社会奥秘的珍贵资料。
中国古代还有刻字于玉石上的习惯。公元前219～前210年，秦始皇巡游山东及会稽，每到一地，便把他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威德十分自豪地刻在石头上，每石数万字。
中国古代没有纸的时候，最常用的书写材料首推竹木简，竹片做的叫竹简，木片做的叫木简。每个简上只能写一行或两行字。简的长短不同，所容纳的字数也不同，最多的能写四十个字，最少的只能写八个字。当时的人，写信时常用一尺长的简，所以后来有人把信叫做“尺牍”。要写一篇文章或一部书，就必须用成千上万根简，用绳子、丝线或皮带编在一起，成为一册册的书。
那时比笨重的简牍较为轻便的书写材料是丝制的帛。帛的质地既柔软又轻便、平整，可随意自裁，也易于折卷。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制丝的国家，考古工作者在殷商时代的铜器上就曾发现过丝绸的残片，说明用帛书写的历史也很久远。《论语·卫灵公》中记载了子张问行一篇，因为子张没带版牍，便将孔子回答他的话写在缚扎衣服的大带——绅的上面，由此可知，春秋末期已有用帛书写的事。到了战国时代，用帛书写就相当普遍了。战国初期的思想家墨子，在《墨子》一书中说：
“书之于竹帛，传遗后世子孙。”
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帛书发现。1973年冬至1974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东郊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用小篆或隶书写的帛书，共十二万余字，其中有《老子》写本两种，依次为《德经》《逭经》，《战国策》中文字记载的，多为现存版本所没有的内容。另外还有《易经》《相马经》《医方经》等。马王堆汉墓中还出土了三幅古地图。其中的一幅军用地图，用黑色、红色双线勾框，框内为驻军名称。地图中央绘了三角形的城堡(内注“箭道”字样)，是各支军队的总指挥部，朱红色线画出了警备设防区域的界线。这幅绘在帛上的彩绘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彩色军事地图。
帛轻便光滑，不单易于裁剪携带，而且写字效果好。但帛的价格昂贵，那时买一匹帛的钱与七百斤米的价格等同，而七百斤米相当于当时一个人两年的口粮。据《汉书·艺文志》载，西汉末年内府藏书以卷(帛可以展开或卷起，故而有一卷书之说)记载，仅为全部藏书的四分之一，且大都是重要的书籍，或是有图画的书。可见即使贵为皇室，所藏的书也不能全用帛抄成，众多穷书生就更无力购买使用了，因此有个说法叫“贫不及素”(“素”是指没有写过字的帛)。
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竹简与帛一起记载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貌，对文化、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书写材料或笨重或昂贵，都不够便利。人们呼唤着更多更好更廉价的真正便捷的书写材料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