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认为“精”是气的物质基础，是人生命之源泉，故主张存精以养生。如《管子·内业篇》：“精气者，气之精者也”“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脏以为泉源”。此外，他还提出存精的具体方法：“爱欲静之，遇乱正之，勿引勿摧，福将自归”，即节欲存精是也。《吕氏春秋》强调精、气、神和形体的统一，是生命的根本。如《尽数篇》说“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也”。老、庄主张“静”以养神可以长生；吕不韦却主张动，认为“流水不腐，户枢不矮。吕氏以外，于华于也是主动的，他认为：“营卫之行，无失厥常，六府化谷，津液布扬，故能长久而不敝。流水之不腐，以其游故也：户枢之不蠹，以其运故也。”孔子则主张要动静结合，如《孔子家语》载：“若夫智士仁人将身有节，动静以义，喜怒以时，无害其性，虽得寿焉，不亦宜夫。”
此外，诸子还都认识到自然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提出“天人相应”的观点。
例如：老于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但老庄是主张消极的顺乎自然的；管子则主张主动地与自然相适应，如《管于·五行篇》说“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荀子则更积极地主张改造自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有“人定胜天”的思想。
先秦诸子的养生思想与实践，到了《内经》可谓来了一个大总结，它从医学的角度来讨论养生问题。《内经》对人的生长发育过程，有很精妙的观察与概括；对衰老、变老的机理，有很确实的认识：还明确提出“治未病”的观点，对预防病变、保健延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内经》对于养生的原则主要有两条：一是调摄精神与形体，提高防病、防老机能；二是适应外界环境，避免外邪侵袭。《上古天真论》说：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而去”，是比较全面的概括。《四气调神大论》中，则更具体地阐述了四季的不同养生方法。此外，还记载了许多具体的养生术，如《异法方宜论》的导引等。《内经》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历代的养生着作，多数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典籍——《黄帝内经》。全书共十八篇，分《素问》和《灵枢》各九篇，《素问》主要论述脉理和病因，《灵枢》主要论述经络和针刺。它总结了战国之前的医疗成就和治疗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等问题，确立了中医学的独特的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在阐述医学理论的同时，还对当时哲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阴阳、五行、天人关系、形神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它一方面用当时的先进哲学思想为指导，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在业已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医学的基础上，丰富和提高了先秦以采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黄帝内经》中许多内容大大超过了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医学水平。
在形态学方面，它对人体骨骼、血脉的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和容量等的记载，基本上与实际情况吻合。如它称人的食管与肠的比是1∶35，非常接近现代解剖学得出的数据(1∶37)。在血液循环方面，它提出“心主身之血脉”，认识到血液在脉管内是“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的，对动静脉也有一定的了解。这些，比英国哈维于1628年发现血液循环早了一千多年。稍后成书的《难经》是一部堪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共八十一篇，托名扁鹊所着，以答问形式阐发《内经》本旨，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对《黄帝内经》的不足多有补充，同样成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
两汉时期中医学的发展
西汉初名医淳于意(前215~？)首创医案(时称“诊籍”)，详细记录患者姓名、职业、地址、病情、治疗经过、预后等情况，不但体现了医生严谨负责的职业道德，而且为总结经验、发展中医学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和行之有效的手段。
我国医生的传统医德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发扬光大。东汉初年名医涪翁(1世纪初)对病人“不限贵贱，皆磨踵救之而不求报”，就是这种崇高品德的一个典范。
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业已形成的基础上，两汉时期我国的名医大师更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如东汉卫汛(一作卫沈，3世纪人)撰有《颅囱经》一书，谓“小儿初生，颅囱未合，证治各别”，论述了儿童与成人不同的生理结构和治疗原则。《颅囱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儿科专着(原书佚于明代，今本为《四库全书》辑佚本，两卷)。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被后世尊为“外科始祖”的东汉名医华佗(？~208年)，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展了我国的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学。他将莨菪子、乌头等药制成“麻沸散”。施行手术时，先让病人用酒冲服，然后可以开腹剖背，或切脾、割肿瘤，或剜去淤积，清洗内脏。然后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便愈合，一个月后，就能痊愈。华佗用“麻沸散”施行全身麻醉术，较西方发明全身麻醉早了一千六百余年。
总之，两汉时期，中医学已经超越经验行为阶段，完成了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创立工作，为中医学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坚实的基础。
秦皇、汉武，都是长生不老的热烈追求者。因而，社会上出现了一批自称持有长生术的方士和得到的神仙，道家也得到很大发展，以后更益以佛家。于是，炼丹术、服石法、神仙术以至房中术之类养生之书，充斥天下。就拿《汉书·艺文志》
来说，把医书列为方技类，下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前两种合计十八家，四百多卷；后两种其敷相若，可见当时影响之大。当然，这些书今日所见甚少：而且，我们也不能抱一概否认的态度，而要提倡沙里淘金的精神，去发掘其中的宝藏。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前168年)出土的竹简、帛书中，就有关于经脉学说、脉学诊断和治疗的记载。而在武威出土的东汉早期医药简牍，内容更加丰富，包括内、外，妇、五官等科医方三十条、用药一百种，有汤、丸、膏、散、醴、滴、栓等剂型，且几乎全是复方。
约成书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共录药物三百六十五种，计有植物药二百五十二种，动物药六十七种，矿物药四十六种，在临床上有明显的疗效。《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完善的药物学专着。该书提出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七情和合等原则，一直为中医药学所沿用。
东汉张仲景(150~219年)长期刻苦钻研《内经》《难经》等古代医书，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并广泛收集有效方剂，着《伤寒杂病论》一书。他从临床实际出发，吸取当时医学上的新成就，把《内经》
以来的病因学说，脏、脉、经络学说同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等辩证方法有机地联系起来，总结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八法，还论述了一些处方用药的加减变化规律。《伤寒杂病论》是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医学经典，为中医治疗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仲景不但是个临床专家，而且也很重视养生，他曾抨击那些平时不注意摄养身体的人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救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至于具体的养生原则，他在《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曾提出：“若人能兼慎。不今邢风千忤绎络”“导引、吐纳”“房室勿令竭之，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以及“饮食禁忌”等等，都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华佗不但是个一专多能的外科专家，他对养生学的贡献也是很大的。他主张积极的体育锻炼，认为是去病延年的重要途径。他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他根据古导引法，创造出“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华佗坚持作五禽戏，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吴普仿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师徒二人，都是养生有道的光辉范例。
东汉时王充在《论衡》中也有养生专论，并已有寿命与遗传有关的创见：“夫禀气渥则体强，体强则命长；气薄则体弱，体弱则命短”。所谓禀气，即先天的禀赋，应与现代的遗传有关。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医学的发展
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中国自分裂而走向新的统一，边疆地区的进一步开发、民族大融合的出现，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迈入一个“黄金时期”，中医学也呈现出一派蓬勃兴旺的景象。
两晋至隋唐，佛、道两教盛行，也影响到医学。有些医学家，其实也就是道家，如陶弘景、葛洪、孙思邈等。陶弘景的《养生延命录》与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都是养生学的重要着作。上层阶层炼丹、服石的遗毒，直至明代还时有兴者。对于神仙迷信之说，当时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张华《博物志》即用实例来揭穿方士的骗术，否定得遭成仙之说，并提倡确有实据的长寿老人的长寿经验。
唐代孙思邈虽然受佛、道二教的影响，但他毕竟是临床医学家，所以他养生的主导思想仍是实事求是的。他本着“不违情性之欢，而俯仰可从；不弃耳目之好，而顾丐可行‘以及’易则易行，简则易从”的原则，对养生之道作了具体详尽而又通俗的论述，叫人一看就会，而不似老庄之学那样虚无缥缈。他既主张静养，又强调运动；既提倡食疗，又主张药治；既要求简朴，又注意卫生；既强调节欲，又反对绝欲。不但衣、食、住、行都谈到了，还专题讨论了老年保健；不但养生，而且特别注重道德修养。孙氏养生有道，并且身体力行，据说活到一百零二岁。孙氏着作中有关的养生资料，是唐以前和他自己经验的总结，对后世影响很大，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后，附有《孙真人养生法》节文一卷；今存的文献还有《唐孙思邈卫生歌》和《摄养枕中方》两种，《千金》食治篇与养性篇，也有单独梓行者。
至今尚存的养生学专着，以这一时期为最早，有晋代许逊《灵剑子》、梁代陶弘景《养性延命录》、隋代巢元方《巢源补养宜导法》、唐代司马承桢《天隐子养生书》、唐代施肩吾《栖真子》《养生辨疑诀》、唐代王焘《外台辑养生导引法》等，共十一种。其书佚存目者，尚有张湛《养生集要》、王仲丘《养生纂录》、高福《摄生录》、郭霁《摄生经》、斐煜《延寿赤书》、郑景岫《四时养生论》、穆殷《四气摄生论》等七种。
最后，这一时期，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扩大，中医学与其他各国、各民族医药学的渗透、交流也日渐密切。印度医学随佛教一道传入中国，汉译《龙树论》《婆罗门药方》等作品介绍了许多印度药物和药方。中亚着名科学家，医学家阿维森纳(980~1037年)所着《医典》中，有许多药物、药方采自我国中医典籍。阿拉伯国家使节和商人也赠送和贩人中国大批乳誊、血竭、木香等阿拉伯药材和药方。陶弘景所着《本草经集注》中，多载朝鲜药物，如五味子、芜荑等，中国医书中明示治脚气方为“高丽老师方”。552年，我国政府赠日本使节《针经》一套。562年，日本留学生将各类中医医学一百六十卷带回日本。608年，日本推古天皇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等来华学医，十五年后学成回国；带去《诸病源候论》等大批中医典籍。
701年，日本采用唐制，设立专施医药的职官“疾医令”。733年，日本留学生荣睿、普照等来华学医。鉴真和尚于753年东渡日本，带去了大批中医经典。805年，日本医生菅厚清专程来华学医，学成归国后竭力提倡中医，于808年把《素问》等中医经典编译成《大同类聚方》一百卷。后来，日本医学家小野直根还着有《太素经集注》，阐释中医学理论。唐代名人沈俭期、刘禹锡等去过越南，用中医治好许多越南患者，深受越人爱戴。通过与外国医学的交流，既传播了中国科技的光辉成果，又丰富了中医学自身。
宋元时期中医学的发展
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国北方相继出现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少数民族也因而加速了自身的封建化过程，南方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和繁荣，加上战祸连绵，社会动荡，这一切都促使中医学在前代业已获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众多名医大师，各自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和实践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和推进中医理论的发展途径和发展进程，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把中医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峰，从而也推动了养生学的发展。刘河间在《原道论》中，强调气是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他认为：“故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知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指出当时常用的养生法如调息、导引、内视、咽津等，其机理在于调气、定气、守气、交气，起灌五脏和阴阳的作用。李东垣一本刘河间对气的重视，因人体之气主要来源于脾胃，所以在论养生时特别提出《脾胃将理法》。朱丹溪改弦易辙，强调阴精对人体的作用，认为人之一生“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因而在治病与养生上都以激阴为主。朱氏认为随着年龄增大，其阴更衰；故老年病，更多由阴虚造成。由于对阴精的重视，朱氏特别强调节欲，提倡晚婚，着有《色欲箴》；还有《茹淡论》，主张老人饮食清淡，避免因“厚味”助“阴火而致毒”。金元四家以外，严用和倡“补脾不如补肾之说”，为后世广泛运用补肾法抗衰老，防治老年病和其他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一时期的养生着作，今存者计有宋朝的十一种：李防《太平御览·养生篇》、周守忠的《养生类纂》和《养生月览》、佚名的《养生秘录》、蒲虔贯《保生要录》、姜蜕《养生月录》、韦行规《保生月录》、愚芥老人《延寿第一绅言》、赵希鹄《调燮类编》、陈直《养生奉亲录》。这一时期的文人学士对养生学也很重视，苏轼的《问养生》《养生说》
等(见《苏沈良方》)见重于时；其他如马永卿《攋真子·沦养生》、陆游《养生诗》等。
元代中外医学交流亦屡见不鲜。中国药物、针灸法在阿拉伯世界很流行。《马可·波罗行纪》描述了作者在马拉巴所见中药运经亚丁，转输亚历山大里亚等地的情景。1313年，波斯医生拉代德·阿尔汗·阿尔哈姆丹尼(约1247~1318年)编成《伊尔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一书，包括了中医脉学、胚胎学、妇产科学、药物学等诸方面的许多内容，特别提到了王叔和之名。《大越史》记载：元朝针灸医生邹庚曾赴越南为诸王治病。1270年，元朝设阿拉伯式医院组织“广惠司”，由阿拉伯医生主持医疗。1292年，元京城设“回回药物院”，负责翻译“回回药方”，大大丰富了中医药学宝库。
元朝的养生专着共有七种：丘处机(长春子)《摄生消息论》、李鹏飞《三元延寿参赞书》、王珪(洞虚子)《泰定养生主论》、汪汝懋《山居四要》、瞿佑这《居家宜忌》
和《四时宜忌》、忽思慧《饮膳正要》。其中，《泰定养生主论》从幼年就开始注意养生，自幼及壮至老调摄有序，与今日所知变老过程是在老年到来以前很早就开始的论点暗合，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中医学的发展
明清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得以巩固，封建经济也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于是，和其他学科一样，中医学也发展到了一个空前发达的水平，出现了一批总结性的医学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