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原籍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尤其以描写北京文化见长。
老舍诞生在一个国家、民族、家庭都深处忧患的年代。他出生前家里已有好几个哥哥和姐姐，他的降生给家庭带来的更多是不幸——沉重生活负担给家里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而在他一岁半时，家中受到了几乎是灭顶的灾难：八国联军入侵，家庭遭到劫掠，而父亲在保卫皇城的巷战中惨死。一群侥幸活下来的孤儿寡母不知何以为生。正像老舍自己所说，自从父亲死后，他们一家人怎么活过来的，连自己也难以说清楚。他说了一件事可反映当时的生活：每逢夜里下暴雨的时节，我们就要坐到天明，以免屋顶忽然塌了下来，同归于尽。
家庭的重担落到了老舍已经四十多岁的母亲身上，她日夜操劳，得些微薄的报酬使儿女们免于死亡。作为一个孩子的老舍，过早地承受了家庭的苦难，从一懂事便知道生活的艰辛，不能不同母亲一起为生活而焦虑，成为一个“抑郁寡欢”的孩子。不幸的生活虽剥夺了他童年的欢乐，却也给了他一般孩子没有的坚忍和深沉，成为他今后艺术生命中宝贵的财富。
像老舍这样穷人家的孩子，在当时一般是很难有机会读书的，老舍一直到七岁，还不识一个字。如果他一辈子没有读书的机会，也许会成为一个很平凡的人，中国现代文坛上也不会有“老舍”和他的杰作了。
但命运对老舍还是宽厚的，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老舍获得了上学的机会。
这一天，一个极富的人——刘大叔（刘大叔本名刘寿绵，官宦之家，前半生大富大贵，晚年出家为僧，法号宗月）偶然地来到老舍家看望他们。老舍家和刘家一直若断若续地保持联系，因为老舍与刘大叔女儿相隔一天出生，刘大叔对他特别关注。
刘大叔一进门看见老舍就问他几岁了，上学没有。得知情况后，他马上说：“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费、书籍，你们都不必管。”第二天，在刘大叔的带领下，老舍进了一家改良私塾，开始了学生生活，这成为了他生命的新起点。
1913～1918年，老舍就读于北京师范学校，期间学习作诗、作文和演讲。1918年，老舍担任了一所小学的校长，此后被提升为劝学员，待遇丰厚，后因故辞职。
1924年～1929年，老舍去英国在伦敦大学任东方学院华语讲师。1930年，老舍从国外回到北平，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胡絮青。经过一年多的了解，他们举行了婚礼，开始了幸福的婚姻生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老舍只身离开济南，来到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创办《抗战文学》三日刊，为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做出了贡献。老舍与妻子儿女分开整整6年，没有一天不牵挂他们。而妻子胡絮育更是含辛茹苦地抚养儿女，侍奉婆婆，直到婆婆逝世之后，她下定决心离开沦陷区去重庆与分别多年的老舍重逢。于是她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穿过了一道道封锁线，九死一生，在近两个月后，才来到老舍身边。
老舍在重庆生活到1945年。1946年他去了美国西雅图，过了3年的旅美生活。1950年，他回到新中国，担任了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艺》主编，次年获“人民艺术家”奖。
1965年，老舍访问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文革”前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革”中被批斗、侮辱，于1966年8月24日深夜在北京投太平湖自尽。
老舍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三处地方：第一是他一生执著于描写城市与人的关系，他用众多小说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第二是老舍作品中浓郁的京味。他作品的广大世界里不仅体现了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简直就是北京文化史的象征。第三是他的作品追求幽默，他把幽默看成是生命的润滑剂，借笑声来使艰辛的人生变得好过一些。
老舍是个作家，他给自己规定下定额，每天必须写2000字。然而每天写有每天写的难处，没有休整，没有间隔，必须不断地想。于是，便形成了“连轴转”，写完了这个2000字，还得为明天的那个2000字而思考。走路，吃饭，浇花，所有的活动，都在思考，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
老舍一生创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约700万字。有长篇小说《赵子曰》、《骆驼祥子》、《二马》、《猫城记》、《牛天赐传》、《离婚》、《四世同堂》，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断魂枪》等，还有话剧《茶馆》、《龙须沟》等。
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以具有独特的幽默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读者，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融合群众口语和文学语言的优点，形成了自己富有浓郁的“京味”气息的语言。是当之无愧的语言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