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美国伯利汉城拥有2500张床位的陆军医院早已人满为患，到处躺着缺胳膊少腿的伤员，他们痛苦地呻吟着，绝望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因为当时磺胺是最好的抗菌药，可是磺胺用多了，不仅会使细菌产生抗药性，而且会大量杀伤人体的白血球，使伤员的抵抗力大大降低。这样，感染细菌的伤员没有在战场上死在敌人的枪炮下，却在医院里大批大批地死在医护人员的眼皮底下。尽管医生们愁肠百结，心如刀绞，可是谁也没有起死回生的妙药。
一天，陆军医院的院长室里来了一个高个儿的年轻医生，他带来一小瓶淡黄色的粉末，自称这就是医生们朝思暮想的能让伤员们起死回生的妙药。院长尽管将信将疑，但正如俗话说的，“死马当成活马医”，对那些伤口感染的病人来说，还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他就选了49名被判“死刑”的伤员，注射了这种药，其中42名伤员居然退烧康复了。以后，院长又把这种药用于患骨髓炎、脑膜炎、血液中毒症的病人，结果接受治疗的209人中有206人活了下来。院长欣喜若狂，他握着年轻医生的手说：“啊，您的‘神药’真是瘟病的克星。”
其实，这种“神药”的名字叫青霉素。它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项截然对立的重大的发明：科学家发明和研制出了可以灭绝人类的杀人武器——原子弹，又研制出了最有效的救命良药——青霉素。
最先发现青霉素的，是英国医生弗莱明。1928年，47岁的弗莱明是英国圣玛丽学院的细菌学讲师。一天早晨，他同往常一样推门走进实验室，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一夜间细菌的生长情况。他将一个个碟子状的培养皿取出来，仔细观察，发现有一只培养皿里的葡萄球菌培养基发了霉，长出了一团青绿色的霉花。这是实验中常有的情况，按理应该倒掉，重新培养。所以，他的助手随手拿起这只培养皿，“老师，让我去把它处理掉吧！”他说。“不！等一等，让我再仔细瞧瞧。”弗莱明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细心的习惯，加上长期研究细菌积累的经验，使他觉得这青绿色的霉花有些非同一般。他把碟子拿在手里仔细观察，只见在青绿色的霉花周围出现了一圈空白，那是杀死了它周围的葡萄球菌后留下的。这一发现，使弗莱明惊喜万分。他赶紧吩咐助手将霉菌培养液仔细过滤。然后，把一滴过滤液滴进一只满是葡萄球菌的小碟，几个小时后，小碟里的葡萄球菌全被杀灭了。
为了测定这种霉菌的杀菌效能，他不断将过滤液稀释，结果发现，1％浓度可杀灭链状球菌，直到0．1％浓度还可杀灭肺炎球菌。
弗莱明把他的重大发现写成沦文，发表在1929年9月出版的《实验病理学》杂志上。按理，弗莱明发现了抗菌素，人类从此找到了一种杀灭危及人类生命的病菌的法宝。可是实际上却不那么简单，原因是靠在碟子里培养出的青霉素实在太微不足道了。那怕治疗一个轻微的伤口也需要几公升的过滤液，怎么能把几公升液体注射到人的血管中去呢？而在当时，弗莱明又没有能力解决青霉素的提纯问题，所以青霉素在给当时的医学界带来一阵短暂的兴奋之后，很快被人们遗忘了。
悠悠岁月，大浪淘沙。1940年，有个名叫钱恩的德国青年化学家，读到了10年前弗莱明写的那篇论文。他意识到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的巨大价值，决心继承他的未竟的事业，解决青霉素的提纯问题。这年冬天，经过无数次实验，他终于提炼出很少一点纯度较高的青霉素。他先给八只小白鼠注射了致死的病菌，然后把他提炼出的青霉素注射到小白鼠身上。可惜，只够给四只小白鼠注射，结果这四只活了下来，另外四只很快都死了。1941年，在英国教书的澳大利亚病理学家弗洛里在一家化工厂的帮助下，继续钱恩的研究，经过不懈的努力，一种高纯度的青霉素终于诞生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炮火连天，有谁肯来投资研制这种新药呢？弗洛里想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终于得到美国农业部的支持。这样，经过整整两年的努力，他已经使青霉素纯度提高到每立方厘米200单位，完全可以供临床应用了。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位年轻医生带给陆军医院的就是当时刚研制成的青霉素。
青霉素是弗莱明、钱恩和弗洛里三位科学家共同贡献给人类的“神药”。为此，他们共同获得194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就在弗洛明研制出抗菌新药青霉素以后不久的1944年，美国微生物学家瓦克斯曼发现和研制成了链霉素。在当时，肺结核病是无可救药的绝症，而链霉素正是肺结核病的元凶结核杆菌的克星。为此，瓦克斯曼获得195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被称为“白色瘟疫”的结核病，在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地给人类带来恐怖和灾难。单在19世纪中叶，欧洲就有1／4的人口死于结核病。在人口稠密、经济落后的亚洲，结核病死亡率的比例就更高了。
瓦克斯曼是在1924年接受美国结核病协会的委托而从事这项研究的。在研究中，瓦克斯曼发现进入土壤的结核菌被土壤中的一种微生物消灭了。而在土壤中有大约10万种微生物；究竟谁是杀灭结核菌的“勇士”呢？瓦克斯曼决心在这茫茫“菌”海里，找出这位“勇士”来。要知道，在一块土壤里往往就有几千种细菌存在，瓦克斯曼必须一丝不苟地先把它们一一分离出来，再在不同的培养基里进行纯粹培养，在获得它们的分泌物后，再在病原菌或其他细菌中进行杀菌效能试验。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瓦克斯曼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做着实验。到1941年，经过实验的细菌达到了5000种。1942年底，达到了8000种，这时，他发现了一种链丝菌素能杀灭结核杆菌，但是它自身的毒性过大，不能用尹临床治疗。瓦克斯曼毫不气馁，反而为自己的发现而受到鼓舞。1943年，当他和。他的助手经过实验的细菌达到1万多种时，终于分离出一种能有效抑制结核杆菌的灰色链霉菌。经过提炼，研制成新的抗生素，在动物身上的长期实验，确认它具有临床治疗结核病的价值。以后的人体临床试验完全证实了它的医疗功效，不仅如此，它对治疗结核性脑膜炎也有特效。
青霉素和链霉素的发现，对人类的健康当然是一大福音。但青霉素和链霉素不是对一切细菌都万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抗菌素接二连三地被发现和应用于临床治疗。1947年，美国人巴克霍达发现了对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很有效的氯霉素。1948年，美国人达卡发现了除对绿脓菌等厉害的细菌无效外，对其他病原菌几乎都有效的一种“霉素”。1950年，美国纽约弗塞公司的学者们发现了能制服更多病原菌的“红霉素”。1957年，日本人梅沢浜夫发现了一种制服很多抗药能力强的所谓“耐药性菌”的新的抗菌素“卡那霉素”。
人类有史以来，挽救人的生命最多的药要数抗菌素。科学家们认为：每发现并使用一种新的抗菌药，人的平均寿命就延长1．5岁。以日本为例，从1940年至1960年，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20岁。
所以，抗菌素真正是让人延年益寿的长生药。今天当人们享用这一医学科学的伟大成果时，当然不能忘记抗菌素最初的发现者。特别是瓦克斯曼，他在发现链霉素后又发现了金霉素、土霉素和四环素。1951年，他再接再厉，又发现了制服结核病的特效药“酰肼”。
利学技术的最高宗旨是造福于人类，众多，的抗菌素的发现和使用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