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三十岁，就发觉开始跟自己的屁股过不去了。
三十而立，首先要立下的，就是屁股。
人到三十，总得给屁股找个位置。如果屁股没有位置，人就立不起来。网络和杂志上一些星相家也研究屁股，从形状、姿态甚至到那两块肉的线条，都能说出一堆让人迷信的话来。三十以前，没人去注意屁股的状态，每天都疲于奔命——我相信你我都不是富二代和官二代，我们是贫二代，路在脚下，敢闯才有明天，爱拼才会赢。当然，拼了也未必赢，然而至少心里不会有愧疚。
我们离开农村之后，在外的生活一直是不消停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关当局要查暂住证，为了省一百几十块的暂住费，我们像老鼠，风吹草动就躲起来。打了十几年的游击，忧患中，结婚了，要准生证，这证必办，不然无论在中国哪个地方，藏得有多好，都会被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同志发掘出来。有孩子了，更操心了，从疫苗费，到入园的赞助费，都可能把肺都气炸了，但都得摁着，如果急死了，肯定不算牺牲，只能算懦弱而死。孩子年长了，问题又在自身上出现了，突然发觉进城二十年了，还是个民工。城里的什么社会保障、福利、教育，跟我们这帮建设者无关，生老病死，自己负责。想改变，想呼唤，或者想一些过激的行为，却站不起来，屁股被凳板粘着。那个位置，是一家人的生活来源，不能为了一己私欲，而置妻儿老小于不顾。
叹息，回过头来研究屁股，屁股已经成为一种哲学，深奥，僵化，看似有理，又觉得无理。一个屁股能决定什么呢？还有生肖、星座、八字、面相掌纹，都透露或带着生命信息和命运密码。然而，我们每天都要打发的，只有屁股。
在企业，屁股的位置很重要。即使是民营企业，位置不一样，掌握的资源即使一样，但报酬未必相同。我一个朋友在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做主管，发工资的时候却发觉，工资低过同级主管。找不到原因，问密友，得知人家坐得离老板的位置近。民营企业的老板不用脑袋去衡量，而是用屁股去衡量员工的优胜。
在单位呢？我没经历过，听老百姓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大一级，下面的都是牺牲品了。因为书里说：一将功成万骨枯。
社会里，也会排资论辈。从周朝分封诸王，到今天幼儿园大班的学生谁当大哥，都会在潜意识里使用到家庭背景、身体状况和老师的态度。当然，老师也是一样要受屁股指挥的，他们熟悉社会，更懂得如何用文化装饰好资历，让学生师者理解神圣不可侵犯也。也有老师做得端正的，可眼下，谁知道端正呢？能端正多久呢？生活一成不变，机遇变幻莫测。只要逐利，端正也只是一个幌子，跟不端正一样，令人麻木了。
说别人的屁股，当然也说说我的屁股。
我的屁股正在患痔疮，因此，不能久坐。这么多年，总结发现，我的屁股也没坐热几张凳板。在大周末杂志只坐了一年，在中凯文化集团做了好几年，却进进出出，凳板刚坐热就走了，凳板凉了又来了。自己开公司，也没有坐长久，音像行业走下坡路，我的屁股就冒烟，坐不得了。在外生活，位置一直不稳定，换来换去，时间在被人为的标上尺度后，一切都在改变，而我，仍只有一个谋生的想法，看起来简单、枯燥、无聊，其实步步惊心，我们只有自己保障自己，每一个环节，都是生命之所依靠。累不累？不仅仅是我，中国的二亿农民工都知道。我庆幸，我在这个千万人口的城市里还断断续续地坐过凳板，而有的兄弟，一直站着，在为这个城市添砖加瓦，却一边被城市边缘化着。
想起曾经的流浪，也怀念那些至今在本地生活的朋友，偶尔也会说说相聚，更多的是期待相聚。每个人都被屁股囚着，自由一直在心里，因为决心不大，因为财富不多，因为精神在萎缩，我们越来越胆小，越来越依赖自己屁股占着的那个位置。
生活按部就班的，无论怎么折腾过，生活都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奔跑，是为先别人找到位置，寻找，也是为寻找到最好的位置，举国上下，能动的，都将想位置挪一挪。我们的国家，也在国际上在寻找位置。我们的位置呢？中华文化的位置呢？中国人的位置呢？需要去寻找？答案不得而知。
我也想坚持自己的观点立场，更想坚韧不拔。生活需要的，却是妥协，或者越来越多的妥协。无论有没有结果，有怎样的结果，首要的就是妥协。我是弱者吗？中午跟几个大姐在食堂吃饭，谈到子女教育，说有钱有势的，都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了。我说：我没钱，没势，也没关系，我的孩子，今后要送回农村了。事实上，如果政府的服务没有改善，我们这一代民工的孩子，迟早得送回农村接受教育。这里的繁华，这里的资源，这里的高楼大厦，对于民工，神马都是浮云。
我的背后是广州大道中，很宽的路，车却走走停停，有时候还停着走不了。更多的时候，是缓缓前行。我想，这就是生活。有路，也未必是捷径，也不能停下来。坐车的，开车的，都有随意准备接受了堵车的煎熬。
屁股决定生活，但能决定成败，或已经证明了成败？
社会太复杂，看不清。如果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能自得其乐，不阻碍别人，也不让别人阻碍，我想，那个位置应该是在马路边，或者候车室里。生活不变，我们在俯仰间铭记屁股。
屁股不听话，是要挨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