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个罗汉1 1963年他生于滇西昌宁县一个偏僻的小山寨，父亲是汉人，母亲是阿昌族。一个“自幼听着野风山歌长大”的山里娃，一个八岁入学至初二辍学回乡务农的阿昌少年，后来入伍到云南边防驻守怒江高黎贡山的基层连队，在部队这所大熔炉、大学校里，他刻苦锻炼着成长着，讲故事、搞报导、写小说、立功受奖，从战士到少校军官，到研究生学历，到《边防战士报》编辑部主任，总队宣传处长，他走过一条漫长艰辛自强奋进的道路。其中当然也倾注了党的教育、部队首长的扶持、环境的造就激励。1993年，罗汉的第一本小说集《阿昌女人》出版了，以其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准和鲜明的民族特色，罗汉成了阿昌族的第一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协也因为他的入会而增加了一位阿昌族作家。他为自己的民族、也为培养他成长的云南边防武警部队争得了荣誉。
1998年12月，罗汉的又一本小说集《红泪》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部以中篇小说为主的集子，不仅继续保持着罗汉创作的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深蕴着作者强烈的军人的思辩、军人的气质、军人独特的情感世界和英雄主义精神。受到军队和地方广大读者的好评，也受到文坛的关注，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荣获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写小说难。评论小说也难，不仅要解读文本，还要解读作家，而且要解读作家所属的民族。
阿昌族，这个仅有两万多人口的民族，主要聚居在云南德宏和保山地区。阿昌族妇女高达一尺五以上的高包头（箭翎）在全国少数民族妇女中是独特醒目的，由于阿昌族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文字等因素，虽然它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也长期鲜为人知。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时期以来，阿昌族的历史和文学之路上崛起了两座里程碑：一是阿昌族的英雄创世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1983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了人们的惊叹和研究；二是阿昌族青年诗人孙宇飞的诗歌《我的筒裙花哟》，在1984年《孔雀》秋冬合刊发表后，荣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作者专程去北京领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笔者于1990年初写了《重整天地的阿昌子孙——阿昌族新时期文学的崛起》（载《团结报》1990年6月2日和《山茶》1990年3期）该文中，对新时期涌现出的一批阿昌族青年诗人和作家首次作了全面评述，其中有段文字评介了罗汉：
“罗汉……他从1985年起发表散文，继而创作发表了十多篇小说，如《刘家村的舆论》、《怒江即将改道》、《远山，那片白雪覆盖的森林》、《阿昌女人》、《跛脚荞发》、《哑巴大叔》等。他的小说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除了阿昌族作者的共同特点外，主要长处在于对生活对人物观察细致，注重人物形象的刻划，人物个性鲜明，语言富于民族和地域特色，尤其较深刻地描写和揭示出阿昌族妇女的命运。他的两篇小说已改编拍成电视剧播放。罗汉的小说或许可以标志着阿昌族作家小说创作的最新成就。”
罗汉的小说集《阿昌女人》中有的作品我曾经编发过，这本小说集我还作为责任编辑并亲自校对，早就应该为它写点评论文字。虽然我也曾和作者面谈交流过看法，但因杂事太多，一直拖了下来，甚为歉疚。不过，我一直在关注拜读他的小说，也在真切地希冀期待。几年过后，他的第二本小说集《红泪》出版了，以其厚重的思想性和独到的特色为文坛瞩日，有的作家也撰文给予较高的评价。想必罗汉正在作更深的思考和积蓄力量准备新的攀登吧。
《阿昌女人》和《红汨》两本小说集，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思想开掘以及艺术特色方面各有侧重，各具特色。《阿昌女人》是作为军人的罗汉，更多地关注和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和人物，特别侧重描写和揭示出阿昌族妇女的生存和命运。《阿昌女人》所选作品既独立成篇，又为女性系列，尤其贯穿作者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崇高的责任感。环境氛围浓烈，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新奇有趣，语言质朴清新，民旅风情风俗风土味融为一体，具有较深的思想性、可读性和趣味性。
首先，我要集中地谈谈罗汉的民族题材的小说。《阿昌女人三题》，由三篇小小说组成。旺婶、发洋嫂、麻米大妈，三个女人一台戏。演出了阿昌山寨的一出出小品，画出了一幅速写似的风情画，有滋有味，有声有色，亦庄亦谐，亦俗亦雅，洋溢着扑面而来的泥土味和阿昌味。罗汉创作初始就不一般，显示出他在结构小说（讲故事中加一点巧编），刻划人物（生活中见过亲历过感动过的人物事件），语言文字（只消将生活中原汁原味的话略为精炼一点艺术化一点）方面独到的才华。原来小说就是这样做的？聪明的罗汉尝到了甜头，正像他从小跟上辈人唱山歌一样：“山歌不消人教人，只消心中小折腾。”这“折腾”就是创作。
《串姑娘》犹如飘荡在阿昌山寨的一支快乐而又忧怨的情歌。美丽聪慧的阿昌姑娘小翠与田阿贵、石宝的爱情故事，既像水碓一样古老，又像山歌一样鲜活。阿贵和石宝两家合“洗寨子”后，小翠依然走着阿昌女人世世代代走过的路。“只要火塘的火不熄灭，太阳落了还会升起。”山歌悠悠，阿昌山寨的风情画韵味悠悠。传统思想意识的重负和民族风俗习惯的传承影响是沉重而绵长的，而时代毕竟在前进，古老的山寨在变，人心在变。《姑妈的婚事》（又名《赶喜》）就透过历史的重负，让人们看到新的观念正在激发出可喜的躁动和活力。一个曾经被诬为蛊女如今五十多岁的姑妈的婚事，犹如一石击水，激起了山里人也包括我与城里人的妻子等的思想冲击。作品对姑妈、阿爹的心理和性格刻划细腻、故事凄婉韵味清寂，批判意识较沉重。是篇有份量有特色的小说。
在这类阿昌妇女命运的题材中，具有悲剧之美的作品当数《蛊女》，这是罗汉的一个中篇力作，吟唱的是阿昌姑娘阿凤的一曲人生命运和悲惨婚姻的挽歌，震撼人心。“阿凤的爹妈是表兄妹，三十岁上才搬拢一起。可几年过去了，仍没有一个娃娃。他们一边忍受着寨中人们冷言冷语的嘲笑，一边采取措施……”一天，女人去割朝草时发现一条碗口粗的大蛇圈在她的草箩中，之后便怀孕生下了阿凤。寨子中的人便一致认为阿风就是蛊女。小说写道：“蛇蛊是吸食了许多人畜的精血之后的千年巨蛇的灵魂附身于人体的一种迷信说法……这种被蛇魂附体的人，寨子里几年才有一个，每每甘蔗开花的季节，都要显灵几次的。为此，家家户户一到这个季节，都要忙着在自家房门和畜圈门上，挂上一串表层有尖刺内有毒汁的金刚浆草，防止蛇蛊人室伤害人畜。”漂亮的阿凤才十五岁竟被诬为十恶不赦的蛇蛊女。
阿凤在家里和寨子里都遭受毒打咒骂，快满30岁时才被一个游方做竹活的麻二篾匠接到外寨给儿子小青做媳妇。小青不但丑陋还没有性能力，阿凤在传统观念的支撑下，勤劳贤慧，孝敬公婆，爱护丈夫，“好像觉得自己也变了另一个人似的，时不时还露出一丝笑意来。”然而，阿凤是来为麻家传宗接代繁衍子孙的。这个念头驱使麻二老俩口悄悄请来浙江镶牙师傅代替小青去“接种”，不料被阿凤愤怒地撵走了。阿凤觉得自已被公婆当作生育的机器，不能忍受这比“蛊女”还要痛苦的耻辱，她第二天跑到工地找到自己的男人，当着众人把矮小的小青紧紧地搂在怀中大哭一场。仍然是传宗接代观念作祟，最后老婆婆用药汤迷昏了阿凤，硬逼着老公公去“爬灰”。阿凤虽然被接上了“种”，但更为巨大的不幸随之降临。当老婆婆为此事羞愧撞墙自杀身亡前对阿凤说出了她生下的正是老公公的孩子后，阿凤失常而又正常、理智而又疯狂地将孩子喂足了奶，一把丢进滚沸的锅里，然后赤身裸体地亲吻因工伤致残睡在床上的丈夫，发狂地叫喊：“……我不是蛊女！”茅屋在熊熊的大火中燃烧起来。
悲剧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个看似荒诞、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实则蕴含悲剧的美学特点和审美力量。只要对阿昌族的历史、风俗，文化比较熟悉的人，都能从中读出它深层的民族性和历史与现实的内涵。小说紧紧围绕阿凤的人生命运、艰辛血泪和悲剧形象来构架作品，组织人物安排情节，展开细节描写，环境氛围典型，波澜起伏，可读性强。结尾时那一场大火映红了山寨映红半个天空，寓意在于陈旧的传统恶习必须革除，阿昌族妇女解放的渴求和呐喊！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罗汉民族题材中的一篇警世之作，其思想性大于主题。罗汉还有几篇小说写的是阿昌族各种不同类型、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人物，如《跛脚荞发》、《哑巴大叔》、《歪盐袋罗二》、《刀匠莫福》等，也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语言朴素生动，泥土味较浓，也颇有可读性。也许由于罗汉更擅长描写和揭示阿昌妇女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抗争，所以名花压住了群芳，给人以主次轻重之感就很自然的了。
别林斯基曾经论道：“每一个民族的这独特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那特殊的、只属于它所有的思想方式和对事物的看法。”“文学中的民族性是什么？那是民族性的烙印，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标记。”“文学想变得巩固而永久，非具有民族性不可！”（见别林斯基《文学的幻想》，满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笔者以前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以下观点：“独特的民族心理、民族气质、民族个性、民族的思维观念和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核心和灵魂。”（见拙著《竹楼文谈》第114页）罗汉的阿昌族题材的小说创作，已经表现出较强烈的民族性和浓郁的民族特色，这是作者应当认真总结并坚持发扬的。这是民族文学通往世界殿堂的金光大道。
以中篇小说为主的集子《红泪》，是以军旅题材小说为主。军旅小说，是作为民族出身的军人罗汉，主要描写和表现戍边军人的生活情感，气质精神，蕴含着他较深的思辩色彩。这些小说也昭示出罗汉的思想、创意和表达技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他民族题材的小说成双峰对应、双江并流之势。
《红泪》中的小说，虽然思想性和艺术性参差不齐，但作者是用功思考用心写作的。中篇小说《红泪》是一篇不能忽视的较深刻之作。从农村入伍的阿昌族姑娘阿买双，在“文革”那些黑白混淆、人妖颠倒的年月里，即使在军队中也镌刻着酸甜苦辣的人生足迹，作家严峻地正视那段阳光下的阴暗，以一种可贵的胆识并以一种思想的穿透力，去展现和揭示出阿买双的喜怒哀乐和人生悲剧，从而让人们去反思人物悲剧产生的背景以及更多更深层次的原因。其批判意识是蕴藉的也是深刻的。中篇《太阳花》则密切关注现实，表现的是当代边防军人的风采、气质和情趣。作品写傣族女大学生玉罕参军后，在边防一线的情感、心迹和思辩意识。这篇小说突出了人物的情趣和情感体验，所谓一般小说的故事结构和常见的波澜起伏退居次要地位，几个人物如玉罕、李丽、雷主任、马科长写得活灵而有神，小说反映出普通军人的精神状态，透出如太阳花一般亮丽、明快、清新的特色，显示出作者戍边军旅小说的另一番景致。另一个中篇《一夜无事》，情节紧张，针线紧密，悬念迭起，也具可读性，但是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的深层挖掘还欠火候，与《红泪》、《太阳花》相较，其艺术魅力便瑕瑜互见了。
老实说，也许我曾经是个老边防吧，我则更欣赏系列短篇组成的《守边人》。由于罗汉长期生活在边防基层，又到一线去挂职过，极为熟悉边境一线守卫和缉毒的干部战士们，因此，小说中这些人物不仅真实、普通、自然、平凡，而且其内心情感世界也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绿雪》中的战士洛仓，《两地落血》中的参谋魏培伦，《点长阿义》中的阿义，还有“无所谓”，“破烂王”等，都各具性格特征，表现了作家在小短篇中善于讲故事，抓住人物的个性特点，寻找和描写细节，语言上富于“兵味”和边地生活气息的特长。
我认为《绿雪》、尤其是《两地落血》是罗汉小说也是戍边军旅小说不可多得的佳作。
《绿雪》原先发表时题为《雪地—孤男寡女》，题目有媚俗色彩，当然也吸引人。现收入集子改为《绿雪》较含蓄，有寓意。它的情节很单纯：边防战士洛仓奉命押送一名漂亮的女犯路经森林雪山时发生的故事。记得著名作家沙汀说过：“故事好编，零件难找。”零件指的是细节。《绿雪》中的细节很多很真实很自然，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细节的捕捉、细腻描写和心灵的开掘，表现出了特殊的艰难环境中的人性之美。不管是洛仓还是阿恰腊都描写得真实可信、自然和谐，在这种美的抒情中，更进一步揭示出普通战士的人格美、灵魂美。虽然，《绿雪》可能受过《第四十一个》的影响，但《绿雪》无论其环境的典型性、人物自身的独特个性、还是这个题材本身的审美特性、以及洛仓民族战士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行为，都是中国当代戍边军人的，也是罗汉式的。
《两地落血》完全称得上是个精彩的短篇，是戍边军旅小说的优秀之作。我同意作家张永权在《红泪》的序中指出的：“《两地落血》现实的悲剧情节和理想光芒的照耀，水乳交融地显示出一种悲剧的诗意美：中秋之夜，边防军人魏培伦在与罪犯的搏斗中壮烈牺牲，热血染红了边关大地。而在他家乡小镇的妻子阿惠，却在此时生下了一个血糊糊的生命。婴儿的啼哭轰然冲出小镇，飞上九霄，与边境传来的枪声混杂在一起，谱成了一曲悲壮的生命之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这里完美结合。”我要补充的是：在完成这一悲壮的英雄主义的境界中，作家在结构和人物心理描写中疏密有致、主次适当、时空交错，因而节省了文字篇幅。另外，就是它的结尾简炼，富于抒情诗的韵味。小说结尾的一段文字是：“夜仍然很静，很美，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都道边境无战事，谁信中秋之夜两地落血？”窃以为如果删去“中秋之夜两地落血”改为省略号，就算更精妙的结尾了，因为这8个字前文已经说过了，再说便成蛇足。这里，我想起钱钟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中，分析古今中外小说的特点后，他对小说的结尾，提出了“富于包孕的片刻”，“以不了了之”，“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妙处不传”。这种手法是留余地给读者。经常出现在小说的结尾或者过接。记得少时读过老舍先生一个短篇，大概叫《断魂枪》？结尾妙在只有“不传”二字。
（原载《边防文学》2000.秋之卷；《文学界》200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