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昱
19世纪现代绘画的兴起，使西方的艺术从传统的观念中走了出来。当时一批有探索精神的画家们，为了重新在画面上恢复大自然的色彩和光线，开始跟传统绘画决裂。因为大自然的光线已经让学院主义的调子公式吞没在画室的幽暗之中了。19世纪中叶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们，越是想再现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也就越是认识到真实并不完全在自然现象里和简单的客观自然中，像观者眼里所看到的山脉、树木、人物或插在瓶罐里的鲜花、风景及风景中的海洋、天空、树木以及群山，实际上从来不是静态的或固定的。它是阳光和阴影、浮动的行云及水上的倒影不断变化的全景画。同一个景象，观其早晨、中午和黄昏，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的真实，或者说，假若时间和观者不同，就会出现上百种不同的真实。即使是在黑暗中的自然，也不会完全是黑色和黑糊糊的棕色构成的。自然景象的色彩，包含了蓝、绿、红和白色等，其红色和橙色的调子则显得格外醒目。这些艺术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的艺术家都更注重准确地再现所观察的世界的特殊性。有了这种特殊的观察世界的新方法，创作出的艺术作品更显得客观、自然了。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大自然的景象和生活的源泉，反映了艺术的真实性，离开了这样的真实性，艺术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为抽象而抽象的艺术。
艺术作品的变形、抽象、装饰以及图案化，是艺术家对自然形象提炼、概括、强调的过程。如毕加索对牛的变形过程，就是把一个自然形态的写实的牛变形为艺术形象的过程，把一条牛抽象到几根简练的线条，牛的形体变得更为雄壮而显示出力的美，凸显出艺术家对牛本质意义的理解。上古时候的甲骨象形文“虎”字，突出虎形夸张的大口和善动的尾巴，具有虎的鲜明的特点，这是作者对虎的认真观察和熟悉后的高度概括，强化了虎的特征。这是抽象和真实的统一，是似与不似之间的统一。
同样，毕加索的《三个乐师》和《三个舞者》为探索梦幻的抽象式的绘画，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同他的其他大型的作品一样，画面表现立体主义的空间与透视深度的结合。在这样的房间里，三个捉摸不定的人物兴高采烈地表演着舞蹈，乐师的神态、准确的手上动作、舞者的精彩表演，正是来源于大师对生活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赵本山在他的小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之所以给人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同样是来源于他对基层领导干部和劳动人民的深刻了解。如果他不去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不去同他们交朋友，如果他不把众多的基层干部和劳动人民的那种纯朴、敦厚的品德集中典型化，他就不可能塑造出那样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这是艺术家在真实生活体验的基础上应用典型化创作的典范。这样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艺术作品，正是从艺术的角度表现了艺术家所理解的生活的真实。
自从摄影术发明以来，绘画艺术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挑战。时至今日，由于抽象主义在西方的盛行，法国当代现象学家甚至声称，在西方，黑格尔在200多年前所做的“艺术将要死亡”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传统的绘画观念已经死亡。纵览当今世界艺术，各种观念你方唱罢我登场，呈现出艺术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没有过的艺术思想如此纷繁杂陈，对绘画本性认识如此严重对立的景象。艺术家开始分道扬镳了。一些西方艺术家主张绘画应该排斥一切再现性的元素，因为色彩和形式本身就代表着绘画的意义，甚至有人认为艺术家主观的非现实的意识恰恰就是绘画表达的对象；另一些西方艺术家则想通过比摄影真实的画面来击败竞争对手，“超写实主义”的画家们表现出了异常惊人的耐性。然而，这种辛苦的模仿越是逼真，越酷似摄影，也就越是从反面动摇了绘画艺术本身的独立性。这样一种混乱的追寻景象，曾经在90年代的中国颇为盛行。在这样的追寻之中，有的人离开生活，离开大自然，从所谓的抽象主义出发制造出许多“抽象”作品；另一些人则借照相机拍摄一大堆照片，然后坐在家里进行“制作”。前者，脱离生活、脱离自然，制造出所谓抽象的“高深”作品，后者则简单地利用摄影术捕捉事物的表面现象，制造出缺乏事物本质深度的肤浅作品，可以说两者都缺乏艺术的真实性。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道：诗词“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造境就是虚构之境，写境就是写实之境。理想派诗人创造虚构之境，写实派诗人描绘写实之境。所谓理想派诗人即浪漫主义诗人，所谓写实派诗人即现实主义诗人。浪漫主义在欧洲，是对18世纪古典主义的稳定、和谐和理性，强调遵守恒久可靠的艺术法则的一种反抗。注重个性，富于激情，特别是注重主观性和自我表现，是浪漫主义的基本特点。现实主义在艺术上是指通过绘画、小说、戏剧和电影等形式对当代生活进行准确而详尽地描绘。19世纪中叶，现实主义在法国被作为一种美学原则。席勒认为，诗歌分为“素朴诗”（现实主义的诗）和“感伤诗”（带有浪漫主义的诗）两种类型。诗人或者就是自然，或者是追寻自然，二者必居其一，前者使他成为素朴的诗人，后者使他成为感伤的诗人。前者尽可能完满地对现实进行摹仿，后者则是把现实提升到理想或者说表现为理想。席勒还进一步地认为二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高尔基则说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王国维关于造境与写境的论述，深受西方美学理论的影响。他虽然把诗人区分为“理想”和“写实”两派，但又强调二者“颇难分别”。他说：“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这就是说理想脱离不了现实，脱离了现实，就等于空想。
让我们再来看看凡高的画吧。作为后印象主义画派的先驱者，凡高画面所表现的东西，可以说是抽象加幻想的典范，然而，他的抽象与幻想并非无根据的空想。他只是有一双非凡的眼睛和超感觉的体验。凡高的标新立异，来自于他超自然的或者至少是超感觉的体验，他把这种体验，用一种小心谨慎的笔触来加以证明。这种笔触，就像艺术家在绞尽脑汁、准确无误地临摹着正在观察着的眼前的东西。这种准确无误的“临摹”完全不同于那种摄影术对客体的再现，更不是简单的摹写，而是通过他对大自然特有的观察能力并用他那极富个性的笔触和色彩表现出来的，这是他与其他艺术大师重要的不同之处。他用梦幻般的色彩、火焰一般的笔触，反映了他观察到的他理解的大自然的真实性。只是他观察和感受的“真实”比一般人的更超前、更独特。凡高是一位画其所见的艺术家，他看到是幻象，就画幻象；他在画肖像画的时候，对人充满了激情的爱，他研究人就像研究自然一样。在他那幅记录自己精神病发作的自画像中（现藏于福格特博物馆）如实地表现出疯人凝视的可怕和紧张的眼神，是一幅深深打动人心的作品。画面层次分明，技法娴熟，不同层次的蓝色里的富于节奏颤动的线条，映衬出美丽的雕塑般的头部和具有结实造型的躯干。从头部到躯干，再到背景的所有色彩与节奏的组合以及所强调部位的微妙变化，都表现出一个艺术家极高的造型手段。一个疯人或者一个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画出这么有分寸、技法这么娴熟的画来。这说明凡高在他清醒的时候记录下了他精神病发作时的真实面貌。艺术的真实性又一次显示出它特有的功能。真实性是艺术的灵魂，失去真实性也就失去了艺术的灵魂。这种真实性，必须通过艺术家亲身的体验，用超感觉的眼光去观察事物的本质。比如要画出一个农民敦厚、朴实的内心世界，没有对他一生经历的了解，单凭表面的皱纹、厚实的嘴唇是不够的。钟长清先生的木刻《藏民头像》之所以表现得生动、感人，是因为钟先生曾经较长时期生活在藏民区，对藏民的生活、习惯，有深刻的了解，然后用艺术的写意手法表现了藏民真实的内心世界。
总之，艺术的真实性离不开生活、离不开自然，在抽象主义盛行的今天，用艺术家特有的眼光去观察、体验，并用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张扬个性，反映自然和生活的真实，坚定不移地走出自己的路，就显得十分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