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逻辑学和科学著作。通常指《墨子》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也有人专指前四篇。谈论辨学是《墨经》的重要内容，所以有的著作称《墨经》为“墨辩”。《墨经》非墨子一人之作，大约为几代后期墨者逐步编纂、修订而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因为《墨经》所重视的坚白、同异、是非、五行相胜等问题，到战国中、后期才成为学术界争论的重要课题；《墨经》对于墨子的学说既有鲜明的继承脉络，也有重大的修正和发展，而且其文风与体裁与《墨子》其他诸篇也迥然不同。它的出现标志着墨家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墨经》六篇中，逻辑学说占的比重较大，且已初具体系。它对于“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等思维形式，作了较科学的阐述。指出概念要反映实物，判断要表达思想，推理要指明论据，并主要研究了类比推理，提出以“辞”、“故”、“理”、“类”为基本环节的推理程序。它对于逻辑的应用、论辩的原则以及如何避免逻辑错误，都有较深刻的论述，认为辩学应该用来辩明真理，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服务。《墨经》的六篇各有侧重：《经上》和《经说上》专列概念、概念的定义及其解释，略相当于《墨经》逻辑的概念论；《经下》和《经说下》专列命题、定理及其说明，略相当于《墨经》逻辑的判断论；《大取》提出“故”、“理”、“类”辩学三物，是对推理的精辟总结；《小取》则是《墨经》逻辑的总论。《墨经》的逻辑学堪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古印度的因明学相媲美。
在哲学上，《墨经》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外延定义，对于物体与其属性的关系也有正确理解。它较深入地探讨了认识的来源、过程、知识的真理性、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发展了朴素惟物主义和辩证法。在科学上，《墨经》将战国时期蓬勃发展的若干自然科学技术所积累的经验，从理论上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抽象出一系列相当精辟的概念和公式，其中主要是机械运动若干原理、光的运动与反射、几何学的基本概念。直到今日有些仍保有其科学价值，是中国古代科学史的宝贵资料。此外，《墨经》还涉及到某些生理现象、商品与货币的关系等问题。
《墨经》堪称中国古代惟物主义和科学传统的杰出代表，但自西汉中期儒学定于一尊后，《墨经》连同墨家整个学说便遭排斥压抑，遂至湮没无闻（见罢黜百家）。魏晋时期玄学流行，士人尚清谈、善名理，《墨经》的逻辑思维及辩论术又受到重视。西晋人鲁胜曾为《墨经》作注，可惜这第一部《墨经》注只保存下一篇《墨辩注叙》。鲁胜指出了墨辩的重要性，提出“引说就经”的研究《墨经》的正确方法，但他错把《墨经》当作墨子本人的著作。唐朝乐台所作《墨子注》，今亦不存，书目见于《通志·艺文略》。宋以后，统治者仇视具有人民性和科学性的墨家学说，把孟子攻击墨者的话当作定论，墨学又成了学术研究的禁区。清中叶以后，随着考据学的兴起，墨学研究方始活跃。毕沅有《墨子注》，对《墨子》全书作系统集注。汪中首次提出《墨经》六篇非墨子自著的见解，将它们同《墨子》其余诸篇分开研究。近代诠注《墨子》最有成就者当推清末学者孙诒让，他的《墨子间诂》集诸注家之大成，对《墨经》六篇的注解、校勘下了相当大的功夫，为学术界所推重。《墨经》六篇行文简古，传本错讹较多，经诸多学者校注，其文大致可以读通，给后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前后，研究墨学特别是《墨经》成为一股潮流，其中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及梁启超的《墨经校释》，摆脱了经学家的偏见和考据家的繁琐，使用现代逻辑方法阐发《墨经》的理论体系，给人以清新之感。
近几十年来，已出版的关于《墨经》的校注、研究著作中，伍非百的《墨辩解故》、谭戒甫的《墨辩发微》、高亨的《墨经校诠》、詹剑峰的《墨家的形式逻辑》、杨宽的《墨经哲学》、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等书，均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