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生于大干世界之中，都愿意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最便捷的方法，首先要使自己显身扬名。要显身扬名也有许多途径，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到一个字：忍。要显身扬名就要适时地表现自己，但不是去图私利、图虚名。争名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烦恼，得不到名，得不到利，自然气愤难平，弄不好要口出诽谤之词，惹来是非，行动中好小勇，自以为得计，其实失去的远远要比得到的多。这也就是古人讲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显身是靠自己的奋斗，扬名是靠自己的才干，如果一个人一心只想当官享受，光宗耀祖，而不是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去奋斗，势必会走上狭隘的个人奋斗的路上去。显身是为国，扬名是利民。
一、不遇之忍：是金子，埋在土里也会耀眼夺目
积极冕与消极等是两种结票
《名贤集》中有这样一句话：“无名草木年年发，不信男儿一世穷。”的确，人的一生，很多事情都是难以预料的。《墨子·尚贤上》也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是讲人不可能总是得志，也不是一世都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关键是要把握住机会。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辅佐周武王灭商的姜太公就能够忍耐不遇的窘境，而最终成大事。
人怀才不遇是经常的事情。一是由于自己的才华没有被人发现，所以也就不可能被使用；二是虽然胸怀大志，满腹文韬武略，但是生不逢时，像姜太公那样，不愿意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助纣为虐上，而要与明主相顾，像鸟要择木而栖那样。这样就要忍受一时的贫穷、困苦，忍受住自己的不得志，而不能为了眼前的功名利禄，放弃自己的追求。真正有大志的人，即使是平生不得志，也会廉洁自守，刚正不阿，不会依附权贵，更不会与奸人同流合污。他们不怕失败，也不畏惧别人的嘲讽，矢志不渝地向着既定奋斗目标前进。他们能忍受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忍受别人无法忍受的精神折磨和肉体创伤，等待时机。古人认为不遇的情况常有，要忍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他们总结了许多前人忍受不遇的例子，用以告诫后人。
不少古人认为，人能否富贵腾达，是命中注定的。
《论语》中记载，子曾曾说：“生死由命运决定，而能否富贵，却取决于天。”这其实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也许不利于才能的施展，如果因此而气馁，不追求，不积极地进取，那就会贻误一生。
有人说，遇与不遇，只与运气的好坏有关，运气一来，就像在自家地里摘取果实；运气没有或是运气不佳，似乎就是在石头上种谷子，这不无道理，但也不够全面。因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不完全是谷子，他可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环境生存。在环境不利于自己的才能发挥的时候，也有不少办法。一是忍耐一时，待条件成熟了，再干一番事业；二是用已有的条件，尽力寻找机会去发挥自己的才能；三是忍受艰苦，改变不利于自己的环境。忍耐不遇，就是积极主动地进取，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不能唉声叹气，惧怕困难。当然这种奋斗是很艰苦、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确实，对于任何人来讲，不遇容易使人产生一种不满、怨恨的心理，满腹经纶，却不遇明主，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或是小人当道，无法实现自己的才能和抱负，当然让人心里气不过。于是就有可能口出怨言，牢骚满腹，势必会触怒某些人。这样说来，不遇的情况尤其要忍，否则一时气盛，铤而走险，最后食恶果的还是自己，不忍耐怎么行呢？要忍对不遇，就要随遇而安，顺时而变，待价而沽。是真金就不怕火炼，是千里马总会遇见伯乐。即使与草木同朽，没有能够发挥自己所应有的作用，也没有什么可以报怨的，依然可以效法先人，自我完善，乐耕于陇亩之中，又何必去追名逐利呢？真正的贤德之士应该有独立的见地和人格，不随波逐流，这是士人首要的节操。不卑屈志向、曲意逢迎他人，像巨石一样挺立在洪流中，岿然不动。结交气焰炽盛的权贵之家，有可能早晨如炭一样炽热而晚上就像冰一样寒冷；借助公侯援引，有可能他高兴时对你亲近而发怒时就视同仇人。东汉傅燮拒绝了赵延让他讨好别人的建议，东汉韩棱不随众人向窦宪呼万岁；南宋喜淑不依附刘湛，南朝王僧虔不曲从受皇帝宠信的阮佃夫；北魏李昕不因汝南亲自动手搬床而和他们一起做失礼的事情，北齐李浍不向有权势的太守崔谋提供鹿角。依附人则为邪，奉行道则为正。愿如松柏那样正直挺拔，不能像女萝那样依附他物。女萝失去了依托就立不起来，松柏在霜雪中却傲然高耸。
由此可见，真正的豪杰，才智能力远远超过别人，他们能够独立地追求向上。
曹魏李康的《命运论》说：“困窘或显达，都是运气造成的；高贵和卑下，这都是时机决定的。”很多情况下确实是这样。对此《孟子》中也说：“孔子出仕合于礼，他辞官合于义，得到或没有得到，他认为在于命运。”又说：“天下稳定时，应该出仕来成就天下的安定；天下混乱时应该抽身隐居，保持自己的节操。”意思是说：当天下不合于道德规范的要求时，就应该保持自己人格的纯洁，不要贪图富贵和权势而出仕，那样做是有损于个人和国家的。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从小就能独立思考，有主见，这是今后能够发挥自己才智的前提条件，也只有这种本性中所固有的东西，才能在遇到机遇时冷静思考，忍住机遇的引诱，如果不遇，也能忍耐，静待时机。
在自己没有遇到良好的时机去建功立业时，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品性，正直向上，不为权势所诱惑而放弃自己的追求。不去巴结讨好那些在位的权贵，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唐代杨国忠天宝十一年任右丞相，凡公卿以下的官吏他都可以随便指使，没有人不害怕他。朝廷重要部门有不听他指使的，统统贬斥外放，有人劝陕郡进士张彖去拜访一下杨国忠，张彖却说：“你们把杨右相当作泰山那样依靠，可在我看来他是一座冰山，如果太阳出来了，你们又依靠谁呢？”于是隐居到嵩山。张彖有志气，不依附于权贵而求知遇，认清形势和事态发展的状况，隐忍以退，保持自己的节操，这同样是能忍不遇的一个方面。
所以唐代李德裕对前人的行为进行评价时讲：“一个正直的人好比是一棵松柏，笔直地耸立，不偏不倚。邪佞的人如藤萝，不依靠他物就立不起来。所以正直的人一心忠于国家，为国家出力，而邪佞的人拉帮结派。”
如果像藤萝那样，见到哪棵树粗壮，便依附于它，树也有被砍倒的时候。如《阮佃夫传》载，阮佃夫，会稽诸暨人。明帝初，出阁任主衣，后为太子的师傅，很受人们信任。宋明帝即位，封为建成县侯，权力仅次于皇帝。他喜欢收受贿赂，不管求他办什么事都要很厚的贿赂才行。
家里的仆人都占据着不应当有的官位，因此朝廷上的人没有不和他交结的。他骄傲不知进退，到废帝即位，他的权力更大，事务管得更多，兼任中书通事舍人、加给事中、辅国将军，后来由于阴谋造反，皇帝令他自尽。
能够被重用，有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应该谨慎从事，忍住自己的骄傲和狂妄，保持自身的清正，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要不珍惜自己的机遇。
耐佳性子，以慧眼识上司
在时机不对、机遇不佳的时候，要沉住气，耐住性子，慢慢去寻找一个适于自己发展的环境，切不可操之过急。
王猛慧眼识君，他不是见一个君主便要投身于他，而是经过耐心的分析，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君主，这也是不遇之忍的一个重要方面。
王猛本来是汉族的知识分子，他出生在青州北海郡剧县，年幼时因战争动乱，他随父母逃难到了魏郡。而苻坚是氐族在长安建立秦国之后的一位君王。当时，汉族人的东晋政权还依然存在，王猛为什么要投奔到氐族苻坚的手下去呢？
这是因为王猛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做了极为认真的选择。他心里明白：一个人再有才能，如果没有一个聪明能干的上司，其才能是无法发挥出来的。而正确地选择自己的上司，本身就是一个人才能和智慧的体现。王猛年轻时，曾经到过后赵的都城——邺城，这里的达官贵人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唯独有一个叫徐统的，见了他以后非常惊奇，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于是，徐统便召请他为功曹，可王猛不仅不答应徐统的召请，反而逃到西岳华山隐居起来。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应该干功曹之类的事，而是帮助一国的君王干大事，所以他暂时隐居山中，看看社会风云的变化，等待时机的到来。
公元351年，氐族的苻坚在长安建立前秦王朝，力量日渐强大。354年，东晋的大将军桓温带兵北伐，击败了苻坚的军队，把部队驻扎在灞上。王猛身穿麻布短衣，径直到桓温的大堂求见。桓温请他谈谈对当时局势的看法。王猛在大庭广众之中，一边把手伸到衣襟里面去捉虱子，一边纵谈天下大事，滔滔不绝，旁若无人。
桓温见此情景，心中暗暗称奇。他问王猛说：“我遵照皇帝的命令，率领10万精兵，凭着正义来讨伐逆贼，为老百姓除害，可是，关中豪杰却没有人到我这里来效劳，这是什么缘故呢？”
王猛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您不远千里来讨伐敌寇，长安城近在眼前，而您却不渡过灞水去把它拿下来，大家摸不透您的心思，所以不来。”桓温沉默了好久都没有回答，因为王猛的话正暗暗地击中了他的要害。他的心思实际上是，自己平定了关中，只得个虚名，而地盘却归于朝廷，与其消耗实力，为他人做嫁衣裳，还不如拥兵自重，为自己将来夺取朝廷大权保存力量。
桓温听了王猛的话，更加认识到面前这位穷书生非同凡响。过了好半天，他才抬起头来，慢慢地说道：“江东没有人能比得上你。”
后来，桓温退兵了，临行前，他送给王猛漂亮的车子和优等马匹，又授予王猛高级官职“都护”，请王猛一起南下。王猛到华山征求老师的意见后，拒绝了桓温的邀请，继续隐居华山。
王猛这次拜见桓温，本来是想出山显露才华，干一番事业的，但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考察桓温和分析东晋的形势之后，认为桓温，不忠于朝廷，怀有篡权野心，未必能够成功，自己投奔到桓温的手下，很难有所作为。这是他第二次拒绝别人的邀请和提拔。
桓温退走的第二年，前秦的苻健去世，继位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苻生。他昏庸残暴，杀人如麻。苻健的侄儿苻坚想除掉这个暴君，于是广招贤才，以壮大自己的实力。他听说王猛不错，就派当时的尚书吕婆楼去请王猛出山。
苻坚与王猛一见面就像知心的老朋友一样，他们谈论天下大事，双方意见不谋而合。苻坚觉得自己遇到王猛好像三国时刘备遇到了诸葛亮；王猛觉得眼前的苻坚才是值得自己一生效力的对象。于是，他十分乐意地留在苻坚的身边，积极为他出谋划策。公元357年，苻坚一举消灭了暴君苻生，自己做了前秦的君主，而王猛成了中书侍郎，掌管国家机密，参与朝廷大事。王猛36岁时，因为才能突出，精明能干，一年之中，连升了5级，成了前秦的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为苻坚治理天下出谋划策，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
公元375年，王猛因病去世，终年51岁。苻坚这时才38岁，他为失去这位得力的助手十分痛心，经常悲伤流泪，不到半年头发都斑白了。古人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从。”历史上多少有才能的人由于投错了主人而遗恨终生。王猛同诸葛亮一样在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正确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所以才有他事业的成功，才有他一生的辉煌。
他忍住一般人求遇心切、急于求取功名富贵之心，认定了真正的人选，才投身仕途，这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也告诉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应该尽力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合适的领导，这是你事业顺利发展的前提。
二、虚名之忍：忍虚名，是成功者的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虚名是一种有百客而元一利的包袱
名，是一种荣誉，一种地位。有了名，便能够享有很大的权利；有了名，则往往会万事亨通，光宗耀祖。名确实能给人带来许多好处。
虚名也是名的一种，它也能为人带来一时心理的满足感，也就使争名、争虚名的事常有发生。虚名本身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任何一个真正的有识之士，都不会看重虚名。为了虚名而去争斗，是人世间各种矛盾、冲突的重要起因，也是人生之中诸多烦恼、愁苦的根源所在。历史上多少悲剧出于争名夺誉，人们只看到了虚名表面的好处，却不知道，在虚名的背后，埋藏了多少辛酸和痛苦，为了承受这么一个毫无价值的虚名，人们常常暗中勾心斗角，朋友反目为仇，兄弟自相残杀，虚名之累，有什么好处？
忍对虚名，则要不受它的诱惑，脚踏实地地工作，力求不使自己背上虚名这种沉重的思想包袱。“人怕出名猪怕壮”就是这个道理。一有名气，争得了这份荣誉，必然要受到一些非难和妒忌，心理就要做好承受外界压力的准备。有时由于这种虚名的获得，使人缺乏冷静的心态，忘乎所以，而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起，其实一切都是虚的，不做进一步的努力，到最后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说虚名害人，不可追逐，而应力忍对虚名的羡慕之心。
忍对虚名，就是要放弃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放弃虚名，不是笨人所为，而是智者的一种积极人生态度。在名声和荣誉面前应该采取忍让和放弃的态度固然不易，但是只要加深自身的修养，认识到虚名的害处，弃之有何可惜呢？
《梅花草堂笔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书生因为像晋人车胤那样借萤火夜读，在乡里出了名，乡里的人都十分敬仰他的所作所为。一天早晨，有一人去拜访他，想向他求救。
可是这位书生的家人告诉拜访者，说书生不在家，已经出门了。来拜访的人十分不解地问：“哪里有夜里借萤火读书，学一个通宵，而清晨大好的时光不读书却去干别的杂事的道理？”家人如实地回答说：“没有其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要捕萤，所以一大早出去了，到黄昏的时候就会回来的。”其实天下的人所敬仰的是那些真正认真刻苦攻读的人，而非徒有虚名的人，而这位书生如果白天闭门读书，也就不会有这种好名声，谁去拜访他？只图虚名，害人害己。
《新序》中说叶公非常喜爱龙，家中的桌椅、器具上都雕刻着龙，于是天上的真龙听说人间有一位自己的知己，就下到人间来拜会叶公。谁知叶公这位一向以好龙而闻名于世的人，见到真龙，吓得失魂落魄，面无人色，拔脚而逃。徒有好龙名声的叶公，见到真龙却吓成这样，可见他所喜欢的也不是真龙，只是似龙非龙的东西罢了。而徒有好龙的虚名又有何益？不如干点其他的事情。
忍对虚名就是要放弃对它的追求。在这种忍让和放弃中，不必用语言和文字等去表明自己的态度，更妙的方式是一种无声的行为。这种无声的行为可以给人们一种对名声和荣誉毫不在意的印象，即根本就不屑一提，甚至是想都不想。这才是真正的忍对虚名。
忍对虚名可以减除虚名之累，让人轻松上阵，不必有任何的压力和包袱。虚名有百害而无一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忍耐住对虚名的渴求对自身的修养、对他人的团结都有利。
不术宾的虚名是短命的
有的时候，虚名总比没名要强，所以还是有不少人去追求它。但这种不忍虚名、不求实的态度是不可能长久的。人有了虚名，往往容易被人利用。三国时的许靖就是由于有些虚名，被士大夫们所看重，因而也被刘备利用了。
法正，字孝直，三国时扶风郡人。他原来在益州刺史刘璋手下做代理军议校尉，很不得志，后来投靠刘备，帮助他夺了益州。刘备很器重、信赖他。
刘璋属下还有个叫许靖的，汝南郡人。年轻时，就与堂弟许劭一样，以善于褒贬品评人物著称。后因战乱，辗转来到益州，先后担任巴郡、广汉、蜀郡等大郡的太守，与华歆、王朗、陈群这些魏国的辅佐大臣都有来往，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很有些名气。
可是，就在刘备围攻成都的时候，许靖曾准备背叛刘璋，私下里出城投降刘备，因为被发觉了，没能出城。刘璋也看到自己本来是危在旦夕，没有杀他。后来刘璋投降了，刘备对那些跟着刘璋投降过来的人，都妥善地予以安排任用，就是瞧不起许靖，认为他对主人不忠，不打算任用他。
法正向刘备进言说：
“天下有获虚名却并无实际才能的人，许靖就是这样的人。然而现在您才创建大事业，凡事您不可能挨家挨户地向人们去解释。许靖的虚名，传扬于天下，如果您不特别礼遇、重用他，天下的人因此就会说您轻视人才。您应该敬重许靖，以此让远近的人都知道，您是多么地重视人才，就像战国时候的燕昭王为了招纳贤才，先厚待郭隗一样。”
刘备听了法正这番话，连连点头称是，立即任命许靖为左将军长史，总管将军府事务。后来刘备做了汉中王，又尊崇许靖做了太傅，那是国家最高级别的荣誉官衔呢！于是，好些有才能的人，甚至曾经反对刘备的人，都倾心为刘备效力了。
许靖的虚名为他带来了一时的好运，但实际上刘备心中对他别有想法，用他也是为自己的大事业考虑，把许靖当作一个招牌，招揽天下人才罢了，并不是真正欣赏他的才能。
不追术虚荣，才能获得他人真正的敬佩与赏识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留个什么名，却很有讲究。有的人留了一世恶名、骂名，有的人留的是清名、正名，还有的人留的是虚名，让后世的人每每读史作为笑谈。
在别人眼里，王湛是个大傻瓜，他平时不言不语，从不表现自己，别人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也从不去计较，因此，很多人都轻视他，连他的侄儿王济也瞧不起他。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明明有许多好菜，王济也不让这位叔叔吃。王湛吃不到好鱼好肉，就叫王济给他点蔬菜吃，可王济又当着他的面把蔬菜也吃了，但王湛并不因此而生气。
有二天，王济偶然到叔叔的房子里去玩，见到王湛的床头有一本《周易》，这是一本很古老又难读懂的书。在王济眼里，这位“傻”叔叔怎么可能读懂这样一部书呢？于是就问：“叔叔把这本书放在床头干什么呢？”王湛回答说：“身体不好的时候，坐在床头随便看看。”
王济怀疑叔叔读《周易》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便有意请王湛说说书中的一些意思。王湛分析其中深奥的道理，深入浅出，非常中肯，讲得精练而有趣味，这是王济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于是，他留在叔叔的住处，接连好几天都不愿回去。经过接触和了解，他深深感到，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比起叔叔简直差了一大截。他惭愧地叹息说：“我家里有这样一位博学的人，可我30年还不知道，这是我的一个大过错呵！”几天后，他要回家了，王湛又很客气地把他送到大门口。
王济有一匹性子很烈的马，特别难骑，就问王湛：“叔叔爱好骑马不？”王湛说：“还有点爱好。”接着就骑上这匹烈马，姿态容貌悠闲轻巧，速度快慢自如，连最善骑马的人也无法超过他。王湛又说：“你这匹马虽然跑得快，但受不得累，干不得重活。
最近我看到督邮有一匹马，是一匹能吃苦的好马，只是现在还小。”王济就将那匹马买来，精心地喂养，等它与自己骑的马一样大了，就进行比试。王湛又说：“这匹马只有背着重量才能知道它的能力，在平地上走显不出优势来。”于是，王济就让两匹马在有土堆的场地上比赛。跑着跑着，王济的马果然摔倒了，而督邮的马还像平常一样，稳稳当当。
通过这样一些事情，王济从内心深处佩服叔叔的学识和才能。他回家以后，就对父亲说：“我有这样一位好叔叔，比我强多了，可我以前一点也不知道，还经常轻视他，太不应该了。”
晋武帝平时也认为王湛是个呆子。有一天，他见到王济，就又像往常一样开他的玩笑，说：“你屋里傻叔叔死了没有？”
要是在过去，王济会无话可答，可这一次，王济大声回答说：“我叔叔根本不傻！”接着，他就把王湛的才能学识一五一十地讲出来，武帝也相信了。后来，王湛还当了汝南内史。
像王湛这样，平时只管发展和提高自己，而不去追求表现和虚荣，是一种深层次的人生智慧，因为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王湛善于忍耐，不追求虚名，才获得他人真正的敬佩与赏识。
三、莽直之忍：锋芒不露真能人
过分直露自己会招致他人的妒恨
人无论处在何种地位，也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都喜欢听好话，喜欢受到别人的赞扬。的确，做工作很辛苦，能力虽然有大有小，毕竟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当然希望自己的努力得到他人和社会的承认，这也是人之常情。会为人处事的人，此时必然是避其锋芒，即便觉得你干得不好，也不会“言相对。生性油滑、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则会阿谀奉承，拍拍马屁。那些忠直的人，此时也许要实话实说，这就让人觉得你太过莽直，锋芒毕露了。有锋芒也有魄力，在特定的场合显示一下自己的锋芒，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太过，不仅会刺伤别人，也会损伤自己。做大事的人，过分外露自己的才能，只会招致别人的妒嫉，导致自己的失败，无法达到事业的成功，更有甚者，不仅因此失去了政治前途，还累及身家性命，所以有才华要含而不露，对他人不可过于耿直地指责和批评。
过分直露自己的见解会招致他人的妒恨，但也不是说因此要不分是非曲直，什么事都一味地说好。忍莽直是让我们在对别人提出批评意见的时候，要尽量采用别人可以接受的方法，同样可以达到让别人改过，使事业、工作能进一步发展的目的，为什么非要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犹如仇人一般呢？
自古以来忠直之士为人敬佩，为人赞扬。他们往往是以自己的忠直之谏，不惜身家性命去为民请命。如果只从个人利益而言，他们完全可以忍耐住自己的个性，图个高官厚禄，但是为社稷江山，为黎民百姓，他们不能坐视不管，所以他们忠言劝止，直言犯上。他们也知道必死无疑，但是如果只为苟延残喘于世，就不尽自己的职责，这些忠义之士是绝对不肯干的，他们是不会屈从的。可是他们拼却性命地去直言进谏，难道就是最好的办法吗？不可能人人都如魏征，得遇圣明的君主，更多的是遇到昏聩的王侯，所以直言当看对谁，可以直言的当然要去尽自己的职责，但是不值得你去进忠言的，你却不能审时度势，无疑是过于迂腐，是愚忠了。这时候你就要听人劝，耐住性子，忍住要直言相劝的冲动，首先保护好自我，再图发展。故而古人说：“晋有伯宗，直言致害；虽有贤妻，不听其戒。札爱叔向，临别相劝；吾子好直，思免于难。直哉史鱼，终身如矢；以尸谏君，虽死不死。夫子称之，闻者兴起；时有污隆，直道不容。曲而如钩，乃得封侯；直而如弦，死于道边。枉道事人，堕名丧节；直道事人，身婴金铁。噫，可不忍矣！”
《左传》载：成公十五年，晋国的大夫伯宗，非常贤德且为人性情耿直。每次上朝，他的妻子一定要劝告他说：“盗贼讨厌主人，人民憎恶当官的，你喜欢直言，肯定会因此而受难。”他后来果然被人诬陷，晋厉公把他杀了。
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出访各国。他到了晋国，与叔向关系很好。将要离开的时候，季札对叔向说：“您要好自为之！您的国君很奢侈，又多有良臣，大夫们都富了，政权会落在他们的手里。您喜欢正直，您一定要考虑怎样免去灾难。”
谁都知道，凡是心怀私利，以权谋私者，必然做事的时候心怀鬼胎，他们的所作所为为正直的君子所不屑，所鄙弃。正直的人，心中无私，与这样的小人进行斗争时，少不了要受到他们的诡计陷害。尽管如此，耿介之士不以为意，能够忍受住自己的名利地位的损失，而为国家民众谋利，虽然知道直言面对社会的黑暗、腐败会受到打击，也依然我行我素，是心中光明磊落的表现。
从某种角度讲，一个社会是正直之风盛行，还是奸邪小人当道，统治者的作用很大。作为一个统治者应该认识到起用正直之士，也许时常受到他人的批评和指责，心里不受用，但对自己的统治和国家的发展而言，耿直之士要比那些善于溜须拍马之辈有用得多。历史上许多忠臣遭贬，关键的一点是作为君主的人不能忍受刚直之士的批评，只图自己一时的心里快活，国家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他看得很轻，灾祸也就来临了。
东汉《五行志》记载：顺帝晚年，京都流传一首童谣说：“正直如弦，死于道边；弯曲如钩，反而封侯。”后来，梁翼独把朝政，独出号令。李固被长期关在狱中而死，死后尸体被扔在路边，无人收尸，而胡广、赵戒却都被封了侯，前面童谣说的内容，全都应验了。李固、杜乔等人，都有做将帅的才能，但就是因为坚持道义，被别人诬陷，被逮捕并且死在狱中；而胡广、赵戒等人，没有自己的原则立场，一味顺从，反而得到了宠信。这些史实看了令人寒心，也让我们警觉，应该引以为教训，在自己的工作中，同样要明白“忠言逆耳”的道理，才能杜绝自己的失误。
不逞一时的刚勇，以婉转达到批评对方的目的
婉转地批评别人，不逞一时的刚勇，同样能达到批评对方的目的。在西汉时期汉武帝身边有个大臣叫东方朔，头脑聪明，言辞流利，又爱说笑话，当时人称他为滑稽派。
汉武帝刚即位就下了一道诏书，叫各郡县推举品行端正、有学问才能的人，当时有上千人应征。这些人上书给皇帝，多半是议论国家大事，卖弄自己的才能，其中不少建议皇帝看不上，提建议的人也就没被录取。东方朔的上书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自己怎么博学多才，聪明过人；怎么身材高大，五官端正；怎么勇敢灵活，正派守信，最后说：“像我这样的人，真该当皇上的大臣了。”汉武帝看这份上书与众不同，有些意思，就让他待诏公车。东方朔虽然被留在了长安，但薪水很少，也见不着皇帝。
过了些日子，东方朔想出个让皇帝注意他的主意来。当时皇宫里有一批给皇帝养马的侏儒，东方朔骗他们说：“皇上说你们这些人一不能种田，二不能治国，三不能打仗，对国家没一点用处，准备把你们全杀了呢。”侏儒们都吓得哭起来。东方朔又教他们：“皇上要是来了，你们赶快去磕头求饶。”不久，汉武帝路过马厩，侏儒们都嚎啕痛哭，跪在武帝的车子前连连磕头。武帝觉得奇怪，问道：“你们干什么？”侏儒们回答：“东方朔说您要把我们全杀了。”汉武帝知道东方朔鬼点子多，就把他叫来责问：“你为什么要吓唬侏儒？”东方朔说：“侏儒身高不过3尺多，每个月有一袋粮食、240钱。我东方朔身长9尺多，也只有一袋粮食、240钱。侏儒们会撑死，我却会饿死。皇上要觉得我不行，就放我回家，别留着我在这里吃白饭。”武帝听了哈哈大笑，让他待诏金马门。待诏金门马比待诏公车的地位高，他也就渐渐地能接近皇帝了。
有一次，汉武帝让手下的人玩“射覆”的游戏，东方朔连猜连中，得了很多赏赐。汉武帝身边有个姓郭的舍人，也很聪明，能言善辩，见东方朔这么得意，很是眼红，就对武帝说：“东方朔刚才都是碰运气，并不是真会猜。现在我来藏一样东西，如果他猜中，我愿意挨一百板子；要是猜不中，您把刚才赏他的东西都给我。”结果东方朔又猜对了。汉武帝命令左右打郭舍人的屁股，郭舍人痛得直喊“哎哟”。东方朔嘲笑他说：“呸！口上没有毛，声音叫嗷嗷，屁股翘得高。”郭舍人又羞又气，喘息着说：“东方朔辱骂皇上的随从，该杀头！”武帝问东方朔：“你为什么骂他？”东方朔急中生智，回答：“我怎敢骂他？是让他猜谜语呢。”武帝又问：“怎么是谜语？”东方朔信口胡编道：“口上没毛是狗洞，声音叫嗷嗷是鸟儿在喂小鸟，屁股翘得高是白鹤弯腰啄食。”武帝见他说得头头是道，没法再追究；郭舍人只好吃了个哑巴亏。
又有一次过节，汉武帝下令把肉赏给身边的官员、随从们，可是执行命令、主管分肉的大官丞迟迟不来。东方朔对同事们说：“今天过节，该早点回去，清原谅我占先了。”说着拔出剑来，割了一块肉走了。大官丞知道后报告给汉武帝。第二天，东方朔进宫来，汉武帝责备他：“昨天你为什么不等大官丞来宣布命令就擅自割肉？”东方朔赶紧脱下帽子，跪在地上请罪。汉武帝说：“你起来，自己责备自己吧。”东方朔拜了两拜，爬起来，像背书一样有板有眼地说：“东方朔，你过来！东方朔，你过来！你接受赏赐不等命令，多么无礼啊！拔出剑来就割肉，多么豪壮啊！只割一小块，多么廉洁啊！回去送给妻子，又多么有爱心啊！”汉武帝忍不住笑，说：“让你责备自己，你倒夸起自己来了！”不但没办他的罪，还赏给他一担酒、100斤肉，让他带回去给妻子。
对于皇帝的指责，不是强辞夺理，而是机智应对，有理有节，这其实就是忍。东方朔忍住心中对他人的不满，忍住对告发者的气愤，不失时机地批评他人的错误，义保全了自己。
顺着对方的“逆性”，以谋求反击的机会
对于蛮横暴虐的掌权者，千万不要与他硬抗，先忍耐一时，因为硬抗必然彻底毁了自己。必要时不妨先顺着对方的“逆性”延挨一段时间，以求取得机会谋求反击。当然，这样做需要忍受很大的委屈和冒一定的危险，但在不这样做只有被毁灭的情况下，这算是上策了。
唐代武则天专权时，为了给自己当皇帝扫清道路，先后重用了武三思、武承嗣、来俊臣、周兴等一批酷吏。她以严刑峻法、奖励告密等手段，实行高压统治，对抱有反抗意图的李唐宗室、贵族和官僚进行严厉的镇压，先后害死李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接着又杀了大臣数百家；至于所杀的中下层官吏，则多得无法统计。武则天曾下令在都城洛阳四门设置“铜匦”，即意见箱，接受告密文书。对于告密者，任何官员都不得询问，告密核实后，对告密者封官赐禄；告密失实，并不反坐。这样一来，告密之风大兴，无辜被株连者不下千万，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一次，酷吏来俊臣诬陷平章事狄仁杰等人有谋反的行为。来俊臣出其不意地先将狄仁杰逮捕入狱，然后上书武则天，建议武则天降旨诱供，说什么如果罪犯承认谋反，可以减刑免死。狄仁杰突然遭到监禁，既来不及与家里人通气，也没有机会面奏武后，说明事实，心中不由焦急万分。审讯的日子到了，来俊臣刚在大堂上宣读完武后诱供的诏书，就见狄仁杰已伏地告饶。他趴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嘴里还不停地说：“罪臣该死，罪臣该死！大周革命使得万物更新，我仍坚持做唐室的旧臣，理应受诛。”狄仁杰不打自招的这一手，反倒使来俊臣弄不懂他到底唱的是哪一出戏了。既然狄仁杰已经招供，来俊臣将计就计，判了他个“谋反是实”，免去死罪，听候发落。
来俊臣退堂后，坐在一旁的判官王德寿悄悄地对狄仁杰说：“你也可再诬告几个人，如把平章事杨执柔等几个人牵扯进来，就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行了。”狄仁杰听后，感叹地说：“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既没有干这样的事，更与别人无关，怎能再加害他人？”说完一头向大堂中央的顶柱撞去，顿时血流满面。王德寿见状，吓得急忙上前将狄仁杰扶起，送到旁边的厢房里休息，又赶紧处理柱子上和地上的血渍。狄仁杰见王德寿出去了，急忙从袖中抽出手绢，蘸着身上的血，将自己的冤屈都写在上面，写好后，又将棉衣里子撕开，把状子藏了进去。一会儿，王德寿进来了，见狄仁杰一切正常，这才放下心来。
狄仁杰对王德寿说：“天气这么热了，烦请您将我的这件棉衣带出去，交给我家里人，让他们将棉絮拆了洗洗，再给我送来。”王德寿答应了他的要求。狄仁杰的儿子接到棉衣，听说父亲要他将棉絮拆了，就想：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他送走王德寿后，急忙将棉衣拆开，看了血书，才知道父亲遭人诬陷。他几经周折，托人将状子递到武则天那里，武则天看后，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派人把来俊臣召来询问。来俊臣做贼心虚，一听说太后要召见他，知道事情不好，急忙找人伪造了一张狄仁杰的“谢死表”奏上，并编造了一大堆谎话，将武则天应付过去。
又过了一段时间，曾被来俊臣妄杀的平章事乐思晦的儿子也出来替父亲伸冤，并得到武则天的召见。他在回答武则天的询问后说：“现在我父亲已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但可惜的是太后的法律却被来俊臣等人给玩弄了。如果太后不相信我说的话，可以吩咐一个忠厚清廉、你平时信赖的朝臣，假造一篇某人谋反的状子，交给来俊臣处理，我敢担保，在他酷虐的刑讯下，那人没有不承认的。”武则天听了这话，稍稍有些醒悟，不由想起狄仁杰一案，忙把狄仁杰召来，不解地问道：“你既然有冤，为何又承认谋反呢？”狄仁杰回答说：“我若不承认，可能早就死于严刑酷法了。”武则天又问：“那你为什么又写‘谢死表’上奏呢？”狄仁杰断然否认说：“根本没这事，请太后明察。”武则天拿出“谢死表”核对了狄仁杰的笔迹，发觉完全不同，才知道是来俊臣从中做了手脚，于是，下令将狄仁杰释放。
狄仁杰的做法告诉我们，有时候忍耐住刚强直率的性格与对手周旋，是斗争中的良策。相反，以硬碰硬，会让自己吃大亏的，这样做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不明智的。
四、谄谀之忍：以一身真功夫显身扬名
馅谀之忍重要的一点就是持节自守，有骨气，傲权贵
古人说得好，好阿谀奉承的人不能不防。他今天能对你极尽能事地吹捧，明天他也能对别人如此这般地炮制一番。这种人只是图一己之私利，没有什么道德、气节可言。但现实之中却是这种人吃得开，他们随波逐流，善于溜须拍马，没有多少真本事。对于这样的人和事，正人君子是不屑一顾的。
喜欢过度赞扬别人的人是佞人，喜欢听阿谀奉承话的人是愚人。他们颠倒是非，讹言燕石为美玉，将鱼眼睛说成珍珠；将暴君桀尊为仁主尧，把强盗跖誉为圣人柳下惠。他们因爱憎而移其志趣喜好，说话颠倒黑白。世上有伯乐，能够品评辨识良马，岂是庸人凡才而能确定坏马与骏马的价格！古代的君子，闻己有过则喜。好当面奉承人者，必然好背后诋毁人。
古人认为，一个人对上司和权势奴颜媚态是可耻的，所以以此来告诫后人。确实，在日常工作和正常的人际交往过程中，我们会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怎么为人处世的问题。在和有权势、地位高于自己的人交往时，应该保持自我的尊严，不卑不亢，更不去巴结讨好他们。在和地位低于自己的人相互交往时，要忍住自己的成功感、虚荣感和权势感，不疾言厉色，不冷淡对待他人，这样做才会受到别人的尊敬。
有人认为对他人多说好话总比讲别人的坏话要好，对此古人认识得很清楚。孔子的弟子子思回答公丘懿子说：“不明辨事情的是非而喜欢别人赞扬自己的人，是再糊涂不过的了。不掂量是不是合于礼义，而一味阿谀奉承，对他人说好话，是再谄媚不过的了。”
誉，就是表扬别人好的方面过了度。谀，就是不根据是非原则说话，是为了谄媚。燕石，即燕山所产的石头，形似玉。《新序》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宋国的蠢人得到了一块燕石，把它当作非常珍贵的宝物，用十层皮柜子装着它，周围的客人看见了，都掩口而笑，说：“这是燕石，和砖瓦没有什么不同。”
人的见识短浅，才会不分玉石，而误将石头当成玉。很多人只听了谄谀之言，合于自己的心思，就把它当成金玉良言，这不是像那个宋人保存燕石一样愚蠢吗？要忍住自己喜欢听别人的好话，爱听别人吹捧的心理，多去注意对你进行批评的话语中有价值的东西，这样才能做到和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交往而不阿谀奉承，和比自己地位低的人交往而不发烦怠慢。
世界上喜欢揣摩他人心思的人，大多怀有自己的目的，察颜观色，见风使舵，无非是为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罢了。所以《论语》中说：“话说得很动听，爱观察别人的脸色行事，仁义就减少了。”那些言语很动听，机敏地观察别人的脸色，尽力修饰言行，用来取悦别人的人，他的欲望虽得到满足，但本心的仁德就没有了。
西汉公孙弘，武帝时对策，被选拔任金门待诏。当时有个齐人叫辕固的，年龄90多岁了，也以贤良被征召。公孙弘非常恭敬地对待辕固。辕固说：“你要端正学风以直言，别把学习目的歪曲为阿谀奉承世人。”这是长者的忠告。
对人恭敬是一个人尊重他人的外在表现，但是真正地接近一个人，成为知己或朋友，需要的是肝胆相照，而不是表面的恭敬。更何况有的人尊敬、佩服他人的言语不是发自内心，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虚假得不得了，所以应该戒除阿谀之言。
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地位和人格、一味地讨好他人的做法，被人看不起，也暴露了自身的卑鄙。
自轻自贱，讨好、奉迎权贵到这种程度，让人看不起，完全是一副奴才嘴脸，这只有不知忍谄谀的人才干得出来。
有喜听谄谀之言的，也就有头脑清楚、为人正直的君子。孟子说：“子路这个人，别人告诉了他的过失，他就很高兴；大禹听到很有益处的话，就给别人行礼。”
柳盗跖回答孔子的话说：“我听说这么一句话，喜欢当面奉承别人的人，也必然喜欢背后诋毁别人。”
是这样，喜欢当面讲人好话的人，有可能抱有自己个人的目的，他说的并不一定是真心赞扬你的话，其心中也可能充满了对你的不满或是鄙视，所以背后也会忍不住去讲你的坏话，去诋毁你，故而听了谄媚之言应该认真分析，不要轻易为其蒙蔽而不分是非。要能够忍住别人讲你的好话时的自满之心。
这个世界上阿谀小人确实有，他们见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讲鬼话，很有一套让人听了以后感觉良好的本事。而大多数的人也是喜欢听赞美自己的话。殊不知正是这些颂词赞歌，让人麻痹，陶醉其中，而不再奋进，尤其耐不得不同之声，听不得不同意见，久而久之，则会意志涣散，听不见忠言。阿谀之声害人不浅。
一个正直的人应该是不谄不媚，要有骨气。要远离奸佞小人，持节自守，特立独行，不同流合污。这就是谄谀之忍。
“拍马屁”现象存在，是因为有喜欢听“屁”的“马”
溜须拍马，不是每个人都做得来的事。有很多正直之士不屑于此道，但有时候能够精通此道也不失为一种生存的方法。
公元3世纪中叶前后，河南温县司马氏号称大族。从司马懿起，至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断曹魏国政。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承袭王位，终于完全控制了魏国朝政。咸熙二年，司马炎以接受禅位的形式，和平篡夺了魏国政权，正式称帝。司马炎改朝换代后，将国号改为晋，以“泰始”作新朝年号，建都洛阳，开始了西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半个多世纪的统治。
司马炎在位26年，死后谥号武帝，史称晋武帝。他登基践位之际，少不了要按照礼制搞些皇帝登位的典礼，其中一项就是在群臣拱围之下，“探策卜世”。这“探策卜世”是在一种隆重肃穆的气氛中，由登位的新皇帝在斋戒沐浴之后，伸手从一只方壶中取出一枚刻有字符的竹签；然后，凭字符的涵义来预卜王朝的世数和兴衰。这原本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政治游戏，然而在普遍认为皇位得来乃是天意的时代，统治阶层往往是假戏真做，十二万分认真地对待这可笑的儿戏。
履行仪式的这一天，司马炎君臣上下都是一副虔诚的样子，在庄严、低沉的乐声中开始探策典礼。司马炎一心想着探取一个吉祥的竹签，群臣之中也不乏一些祝愿司马氏天下流传万代的人。揖拜天地，祭奠山岳，繁琐的仪式行完之后，司马炎将手伸往方壶，探策而出。他急忙低头一看，策上清清楚楚一个“一”字跃人他的眼帘。如果把这个“一”字看做是王业传世之数，那么司马家族的天下就是一世而尽。司马炎双眼瞪着这不吉祥的“一”字，心中老大不快，愠怒之色顿时布满龙颜。群臣一见卜出如此结果，都惊得呆若木鸡，不知讲什么是好。
黄钟、大吕之声余音宛在，缭绕着栋梁不去，大殿内静得让人难以忍受，这隆重的探策大仪真不好收场。这时，只见吏部郎中裴楷从班中站出，面对司马炎朗声而奏道：“臣下听说，天能得一则天清，地能得一则地宁，侯王能得一则天下为正。”裴楷这一番话，是依据汉魏之际王弼的《老子注》第39章说的，原文是：“往昔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五行得一以丰盈，天地间万物得一则能生；侯王得一则天下为正。”老庄学说在魏晋之际颇有影响，因此裴楷这番话有很大的权威性。
裴楷奏对中所说“侯王得一则天下为正”，把司马炎认为不祥之兆的“一”改成大吉之兆的“一”。所谓“正”即是不邪，不邪则不倾，天下能正而不邪，就是天下稳固，这就意味着司马氏的江山可以传于万世而不倾。这在逻辑上是移花接木，也是裴楷聪明过人之处。经过他这一解释，司马炎愠怒的脸上渐渐露出喜悦；大殿中一班吓呆了的公卿也慢慢从惊慌中转过神来，连连叹服裴楷敏捷而又得体的奏对。
探策卜世是一种近乎巫术的政治游戏，预卜所得的结论也必定是荒诞无稽的。司马炎探策得“一”，经过裴楷一番巧妙释对，虽然暂时转忧为喜，但终未能使司马氏的江山传之万世。从晋武帝司马炎到晋愍帝司马业，西晋历52年，四世而亡。然而，裴楷敏智巧对的佳话却传至于今。
真君子有真品格
不去巴结权贵，不去迎合他人，往往会使自己失去很多，这需要有极强的忍耐性，不惧怕失去已经得到的地位，而始终保持自我高贵的人格，即使是辞官不做也不觉得可惜。
古代人把做官看作是一条飞黄腾达、封妻荫子的光明大道。许多人为了升官发财，用尽心思去讨好巴结上司，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去换取一官半职。可是，东晋末年的陶潜，却把奔走官场看得一文不值，尤其讨厌巴结逢迎、投机钻营的官场丑态。
陶渊明因生活所迫，也曾在官场上混过几年。他29岁时，曾当过江州祭酒，但不久便自动辞职回去种田。随后，州里又请他去做主簿，他不愿意接受。到了40岁，他为了解决家里的生活困难，又到刘裕手下做了镇军参军，41岁时，转为彭泽县令，但只做了80多天，便辞职回家。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愿意出来做官了，而愿亲自种田来养家糊口，过着一种十分清淡贫穷的日子。
他最终辞官回家，是因为一件这样的事情引起的：有一天，郡里派遣督邮到彭泽县来检查工作。县里的小官吏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忙去向陶渊明报告。这时，陶渊明正在他的书斋里读书写诗。他一听督邮来检查，十分扫兴，便放下纸笔，准备跟小吏一起去见督邮。
小吏见他穿着一身便服，吃惊地说：“上级来视察了，你作为一县之长，应该穿上官服，束上带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才好，怎么能穿着便服去呢？”
陶渊明向来看不起那些依仗权势、盛气凌人的官僚们，听小吏说还要穿起官服去向督邮行拜见礼，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他叹息一声对小吏说道：“我可不愿意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就躬着腰向那些乡里小人作揖打拱，做出曲意逢迎的样子来。”
说完，陶渊明不仅不去会见上面来的督邮，而且拿出县里的大印和官服交给小吏，说：“督邮来了，请你把这些东西交给他。”
辞掉了官职，陶渊明轻松愉快地回老家去了。回家以后，他仿佛从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突然来到空气清新的花园，心情畅快、惬意极了。他立即写了一首辞赋，题目叫《归去来辞》，以表达自己厌恶官场、向往自由生活的心情。从此以后，他带着老婆孩子一直过着一种耕田而食、纺纱而衣的田园生活。平时有空闲，他就写诗作文，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后来，成了晋朝一位杰出的诗人。
忍住结交权势之人的做法，会牺牲一些利益，但所保持的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东西——自尊。
五、诽谤之忍：把脏水泼给别人，往往反溅自己一身脏
置之不理，善以待人，让徘谤和谣言不攻自破
世界上到处充满了竞争，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有胜有负，有输有赢。不能只允许自己胜利，看不得别人成功。如果别人的能力超过自己，他人所得的结果好过自己，便忌妒不已，口出恶言，加以诋毁，须知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诽谤之词一出，暴露的是你自己卑鄙的心理，低下的人格，同时也伤害他人，扰乱视听，造成无法挽回的恶果。造谣、诽谤、中伤他人都是无能的表现，真正有道德、有修养、有才干的人，是鄙视这种做法的。要在日常的竞争中战胜对手，靠的是自己的实力。
《劝忍百箴》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讲的：“谤生于仇，亦生于忌。求孔子于武叔之咳唾，则孔子非圣人；问孟轲于臧仓之齿颊，则孟子非仁义。黄金，王吉之衣囊；明珠，马援之薏苡。以盗嫂污无兄之人，以笞舅诬娶孤女之士。彼虎不受，人祸天刑，彼将自取，我无愧怍，何慊之有。噫，可不忍欤！”
这段话的大意是：一般情况下诽谤产生于仇恨，或产生于忌妒。若你问武叔有关孔子的为人，则孔子不是圣人；问臧仓有关孟轲的言行，则孟子不行仁义。世上的流言将王吉的衣服说成黄金，将马援的薏苡说成明珠。以与嫂子通奸污蔑没有兄长的人，用打岳父的罪名诬陷娶孤女的士人，这是什么样的人啊，人面兽心，满腹诡计，口出恶言。扔给豹虎，豹虎都不肯吃。作恶必受天罚，咎由自取。自己没做亏心的事，就无憾于世。唉，怎么能不忍呢！
诽谤形成的原因，综合起来不过是这样几点，一是由于仇恨他人的成就或是为人，二是妒嫉他人的成功，惧怕他人的成就超过自己。无论是圣人、伟人，还是凡人、常人都有可能受到诽谤。
据《论语》记载：公孙武叔毁谤孔子，他的学生子贡针锋相对地反驳说：“孔子是不可毁谤的，仲尼就像太阳和月亮，没有谁能达到他的思想的高度。人虽然想自绝生命，又怎么能损害太阳和月亮的光芒呢？”
孔子一生，事事处处注重自我修养，依然有人诽谤，所以我们常人受到诽谤也是常事，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诽谤。有的人一听到对自己的诋毁之言就怒不可遏，要去论个明ELl，不能忍受诽谤之气，而有修养的人却视之平常。《孟子》中记载：有次鲁平公要见孟子，鲁平公的心腹臧仓在鲁平公面前说：“礼义是要从贤者身上表现出来的，而孟子办丧事不守礼义。您不要去见他！”鲁平公没有问青红皂白，轻信了臧仓的话，便没有去见孟子。后来孟子的学生名叫乐正克的来告诉孟子说：“鲁平公要见您，他的心腹臧仓拉住了他，最终使他来不成。”孟子处之淡然，不以为意。只要自己行得正，走得直，又何惧流言呢？
诬陷他人、诽谤他人的人用心险恶，他们往往利用别人不明真相的机会，挑拨离间，造成君臣、父子或是同事的不和，而从中渔利。所以对于他人的诽谤之言要慎听。
《诗经·小雅》议论诽谤他人的人说：那是什么样的人呢？心肠特别刻毒，那就是诽谤他人的人啊。
古人对于行诬陷他人之行，言他人短处的人十分痛恨，以至于他们认为把好诬陷人的家伙，扔到豺狼虎豹那里去，连豺狼虎豹都不愿吃。
诽谤他人是人的一种无能的表现，专事陷害他人、污蔑他人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不管是上天或是世人都会痛恨这样的人。
盂郊的诗说：“古人像野兽一样，却都有圣人的道德；现在的人冠冕堂皇，他的心肠却像野兽般不可估测。看起来是笑，却未必和善；看起来是哭，却未必悲哀。只是在口头上表示是朋友，肚子里却是满腹的毒计。好人常常根据正道行事，所以不苟合于世上的流俗；恶人阴谋诡计多端，只要能得到就不顾仁义道德。”
孟郊对世人心态的了解是很深人的，他的评判是客观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那些口是心非，脸上一团和气，背后专门攻击、陷害、诽谤他人的人，这是诽谤之忍的一个方面。同时自己做人也要正直，不要因为别人超过了自己，就无法忍受这种现实；不要仇视别人的一切而去制造流言蜚语。还要注意，如果听到了对他人的诽谤之辞，要冷静分析，忍轻信和幸灾乐祸之心，善以待人。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诽谤生于对他人的仇视，对他人的忌限，反过来对他人的诽谤也引起他人对你的仇恨，这样你来我往，除了增加更多的仇恨，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没有任何好处。
有时也应看到，无风不起浪，诽谤自己的人固然可恨，但自己的行为是否也有过失和不足之处呢？对于别有用心的攻击，置之不理，让它不攻自破，但对于针对自身问题的批评、指正，虽然话不好听，但也要从中分析，总结教训。这才是对于诽谤正确的态度。
善意的批评与恶意的徘谤是两回事
给领导者提供的建议，不满的议论，是帮助他改进的良言，不能算是诽谤。但有的领导者却不能正确对待，周厉王就是其中之一。
西周晚期，周厉王姬胡特别贪婪，他宠信一个精于搜刮的大臣荣夷公，君臣俩人臭味相投，勾结在一起聚敛财物。荣夷公让周厉王宣布：全国一切山林水泊归周所有，不准人民无偿地到这些地方打柴捕猎。周厉王还派出许多如狼似虎的官吏，去催收赋税，勒索人民。
大夫芮良夫求见周厉王，规劝他说：“山林水泊是上天赐给万民的资源，自古以来百姓就利用它们谋生。一个人如果强占了别人的一件东西，人们会把他当作强盗；大王如今强占了全国的山林水泊，人们又怎样看待您呢？荣夷公目光短浅，不用仁义道德辅助大王，一味教唆大王盘剥百姓。这样的人若加以重用，我周朝的江山就会动摇了。”
可是，内心贪婪的周厉王一意孤行。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对待人民，只知道盘剥人民，势必会造成人民对他的反对。周厉王只知道荣夷公敛财有方，弄来了堆积如山的财宝，哪里听得进芮良夫的话，反而把荣夷公提升为卿士。
那时，农民被称为“野人”，住在都城镐京中的平民则被称为“国人”。国人对周厉王的搜刮政策十分不满，都城中到处都能听见怨愤的声音。
怨恨之声已起，而周厉王认为这是老百姓在诽谤朝政。大臣召公虎见此情景，十分担忧，就进宫规劝周厉王：“城中的百姓似乎已无法再忍受大王的政策了，如不立即改弦易辙，恐怕会发生暴乱。”
周厉王不以为意，说：“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属于本王所有，我想怎样就怎样，谁能奈何我？现在，国人竟敢胡乱议论，我自有办法让他们三缄其口。”
召公虎只好失望地回去了。
随后，周厉王颂布“止谤”的命令，禁止国人批评朝政。周厉王又从卫国找来一个装神弄鬼的巫师，不让他为国家、为收成祈福，而让他监视城中的国人。周厉王对他说：“谁敢在背后诽谤我，只要你把他们抓来，我都严惩不贷。”
卫巫为了讨好周厉王，便派出一大批爪牙到处刺探。这些人狐假虎威，趁机敲榨国人，谁不服，就诬告谁对周厉王不满。
周厉王偏听偏信，只要听到卫巫的报告，就抓人、杀人，许多国人受了冤枉送了性命。卫巫的爪牙到处都是，几乎无孔不入，国人们在公开场合不敢贸然议论朝政；熟人相遇，甚至不愿开口打招呼，只是彼此交换一下眼色就匆匆离去。卫巫反而得意洋洋地向周厉王表功说，批评朝政的人已渐渐减少了。周厉王闻言十分满意。
对此召公虎焦急万分，他清楚地知道，国人们对周厉王的不满日益加剧，沉默的表面下很可能正蕴酿着一场大风暴。他再次去见周厉王。
周厉王看到召公虎忧心忡忡的样子，感到很好笑，说：“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看，城中不是没什么人敢议论我了吗？”
召公虎长叹一声，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要治水就必须疏通河道，让河水畅通地流向大海；治国也一样，要让人民自由发表意见，再由大王善加引导，吸取其中正确的部分，这样，人民的不满就会渐渐平息。如果硬堵住河道，河水会更加凶猛，终究会破堤而出，泛滥成灾；强行堵住人民的嘴，人民的不满只会越来越炽烈，最后会像火山一样爆发。”
周厉王不听劝告。召公虎呆立了一会儿，只好黯然退出。
3年后，召公虎的预言应验了。镐京中的国人忍无可忍，终于发动了大规模的暴动。愤怒的国人们手持武器，攻进王宫，指名要杀祸国殃民的周厉王。周厉王吓得魂飞魄散，带着少数亲信狼狈逃出王宫，一直逃到黄河边才摆脱了国人的追击。
周厉王虽然保住了性命，却丢了王位。国人们恨他人骨，不但要杀他，事后还要杀他的太子姬靖。都城中的大臣们商议后，决定由召公虎和另一个大臣周公共同主持政务，行使周王的权力，历史上称为“周召共和”。从这一年，即共和元年，中国历史上有了确切的纪年。
召公虎关于统治者不能压制舆论，要让人民说话的见解十分高明。历史证明：它是统治者维持长治久安的基本方法之一，这是作为统治者应该具有的起码的常识。如果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阻塞言路，那自己的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
对付诽谤，一定要忍住猜疑，明辨是非
不信谗言，不听诽谤之辞，是忍住自己的猜疑之心，信任他人的表现。聪慧明智的汉昭帝能够精于分析，冷静思考，明辨是非，使诽谤霍光的阴谋没有得逞。
汉武帝去世的时候，汉昭帝才不过8岁，还是个孩童。汉武帝放心不下，把他托给霍光、金日碑、上官桀、桑弘羊四位大臣。四人之中，霍光是大司马、大将军，地位最高，掌握着朝廷大权。
霍光忠心耿耿辅佐汉昭帝，把国家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因此威望日益增高。但是霍光为人耿直，做事不讲情面，得罪了上官桀、桑弘羊、盖长公主（汉昭帝的大姐）等一批人。这些人本来就忌妒霍光，这时因为自己的私欲没有得到满足，更是恨透了他。正好当时汉王刘旦（汉昭帝的哥哥）因为自己没有做成皇帝，也对霍光极为不满，上官桀等人就和刘旦勾结起来，想设计除掉心头之患霍光。
汉昭帝14岁那年，上官桀一伙趁着朝廷让霍光休假，伪造了一封刘旦的书信，派人冒充刘旦的使者，把信送到了汉昭帝手里。汉昭帝接到信一看，上面说：“大将军霍光出去检阅羽林军，居然擅自摆上皇上专用的仪仗，吃皇上才能享用的饭菜，不守法度，耀武扬威。他还不经皇上批准，擅自往大将军府增调武官，这简直是独断专行，没把皇上放在眼里！我担心他有阴谋，对皇上不利。我愿辞去王位，到宫里保卫皇上，提防奸臣作乱。”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做好一切准备，只等汉昭帝一声令下，就把霍光逮起来。谁知昭帝却没有动静。
第二天清早，霍光去上朝，听说了这件事，就呆在偏殿中等候发落。汉昭帝不见霍光，问道：“大将军在哪儿？”上官桀回答：“大将军因为被燕王告发，所以不敢进来。”霍光进去，自己摘掉帽子，跪下磕头请罪。汉昭帝说：“大将军只管戴上帽子。我知道那封信是假的，你没有罪。”霍光又高兴又纳闷，问：“皇上怎么知道的？”汉昭帝说：“大将军检阅羽林军就是最近的事，增调校尉到现在也不到10天，燕王远在北方，他怎能这么快就知道？再说，将军如果要作乱，也不必依靠校尉呀。”上官桀一伙和文武百官听了都大吃一惊，觉得这小皇帝年纪不大，却真不简单呢。
汉昭帝又说：“这事只问送信人就可以弄明白，不过要是其中有鬼，他肯定逃跑了。”左右连忙去找送信人，果然跑了。汉昭帝马上下令捉拿，还连连催问捉到了没有。上官桀他们吓得要死，就劝汉昭帝：“这小事一桩，皇上就不必追究了。”汉昭帝说：“这事还小吗？”从此他更加信任霍光，怀疑起上官桀一伙来了。
后来上官桀他们又在汉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汉昭帝发火了，说：“大将军是位忠臣，先帝嘱咐他辅佐我，谁敢再诬蔑大将军，我就办谁的罪！”上官桀他们看这法子行不通，就商量着让盖长公主出面请霍光喝酒，埋伏下士兵把霍光杀了，然后废了汉昭帝，立燕王刘旦为帝。这阴谋还没来得及施行，就被汉昭帝和霍光发觉了。上官桀一伙全被杀了头，燕王刘旦和盖长公主也只好自杀了。
靠陷害他人，诽谤他人，运用恶毒的手段，即使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会维持长久，早晚会被别人识破。
六、不平之忍：心底无私，自然就有一片广阔的天地
心底无私，天地自然宽
吕坤在《呻吟语》中说：“你在冤屈的时候，心居广大，则无往而不泰然。”他继而进一步阐述他的看法：“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内心却处于安乐；在身处贫贱的时候，内心却达到了富贵；在受冤屈而不得伸张的时候，内心却是居于广大宽敞的境界，就自然会无往而不泰然处之了。心底无私，天地自然宽。”
人的一生怎么可能不遇上一点曲折，不被别人误解？天下之大，哪能什么利益、好处都被你占了去？不被理解的时候就觉得委屈，得不到好处，就报怨命运的不公平，不思自己是否努力，只是怨天尤人，是什么事情也做不好的。遇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要豁达大度，不要以一事一时的不顺利为念，应该看到社会的发展，什么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了委屈、冤屈，自然要倾吐，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不能被委屈、不公正的待遇、不平的遭遇所困扰而无法解脱，什么事都没有心思去做，整天沉溺在自己的不平遭遇之中，仿佛你是天下最悲惨的一个，这是不行的。面对这一切，应该心胸放开，眼光放远，不以委屈为念，正像古人说的，如果你视平川大路如沟壑纵横，视身强体健为病痛满身，视平安无事为不测祸福，那你还有什么不平不能忍呢？《劝忍百箴》中谈到忍不平时认为：处在不平衡的状态就会发出声音，这是物理的常性。豁达的人目光远大，与世无争，尽管别人得到的东西很多，给予我的却很少，我也能忍，不去争讨。别人自视圣明，却认为我愚笨，我也不去计较，依然能忍。优待别人而轻视我，我不看重待遇，同样能忍。别人不能忍受，争斗引起大祸。我的心境淡泊寡欲，不怨恨也不愤怒。他强大而我弱小，应该看到强弱一定有它的原因；他兴盛而我衰微，那也是盛衰自然有它的定数。人在很多时候能战胜天的意志，而天的意志也常常能左右人。世态炎凉不定，而我的心境却常如春天般温和。唉，怎么能不忍呢！
这里反映了古人对待不平的态度。首先，人的一生中随时可能陷于不平的境遇。要忍受自己所遇到的不公平对待，心胸要宽广，不去计较那些小事，而应自我完善。其次，既然知道自己遭受不平时心中难免气愤，所以也应该能够理解他人在遇到不平时的心态。三是要平等对人，不能由于自己的行为造成别人处于不平的境地，这是忍不平的另一个方面。最后，作为一个统治者或握有一定权力的人，应该不因私废公，以偏盖平，执法要公允，不能枉法徇情。这也是不平之忍的内容。
人遇到不平，就会像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讲的那样：“一般来说，物体处在不平衡的状态就要发出声音。草木本来无声，风吹就发出了声音，水本来无声，风吹就发出了声音，金石本来也无声，有人敲击就发出了声音。人们之所以要说话，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不平在心中，所以不得不出口为声。”不平则鸣，这不是不能忍不平，相反是谋求消除不平的办法之一。“鸣”也要有分寸，要鸣的是不平，这就有一个向谁“鸣”的问题，对那些自以为他是天下最为公正的人去谈这个问题，他会置之不理，对明白事理的人去讲，他才能帮助你消除不平。
有些人不明白什么是不平，什么事情只要有好处，他自己要得很多，而给别人却很少。自己视自己为高高在上的圣人，却把别人看作地位卑贱的蠢人。贾谊在他的一篇赋中说：“小聪明的人总是很自私，而卑贱的人总是以为自己很高贵。”这些都是不平的例子。
《左传》中记载：楚国和秦国侵犯郑国，5月份到了城麋。郑国出城与楚军作战，结果打败了楚军。穿封戊与王子围争这次战功，请伯州犁来评判公平。伯州犁说：“让我问囚徒。”于是让囚徒出来。伯州犁举起他的右手说：“这是王子围，国君的弟弟。”又举起他的左手说：“这是穿封戊，都城的官吏。是谁抓到你的？”囚徒说：“我们遇到了王子围。”穿封戊大怒，又拿起戈追赶王子围，没有赶上。像这样不平于心，导致争端，最终将成为灾难的根源。对于我们来说，应该忍耐，淡然处之，不以小事存于心，那样的话又怎么会有怨恨和怒气？
故此汉代贾谊的《鹏鸟赋》里说：“通达的人看待世间万物，没有不合适的。”而《大雅·桑柔》篇中写道：“君子为人豁达，总是与世无争。”其实，我们也看到不平的产生是由于自己对于他人的境遇优于自己过于挂在心中，才觉得自己的境遇不佳。而人往往在看自己的才能时，过高估计自己，看待别人的功劳时，却又低估他人的实力，这样，心中就更不满于自己所持有的一切，愤恨于心，不满流露于言辞之中。
因此，正如《淮南子》中所讲的：“怨人不如自怨，求诸人不如求诸己也。”遇到不平之事，要善于忍耐，处理好这种事的最佳方法就是自己去用行动改变它。
心底无私，坦然相对，不平之境自然消除
一心为公的人往往容易受到他人的妒嫉，由此使自己陷于矛盾之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样的不平之遇要善于忍受，否则稍有不慎，就会让小人得意，自己反而会受到更大的打击。西晋的石苞面对不平，心底无私，坦然相对，使晋武帝终于自省，也消除了自己的不平之境。
石苞是西晋初期一位著名的将领，晋武帝司马炎曾派他带兵镇守淮南，在他的管区内，兵强马壮。他平时勤奋工作，各种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当时，占据长江以南的吴国还依然存在，吴国的君主孙皓也还有一定的力量，他们常常伺机进攻晋朝。对石苞来说，他实际上担负着守卫边疆的重任。
在淮河以北担任监军的名叫王琛。他平时看不起贫寒出身的石苞，又听到一首童谣说：“皇宫的大马将变成驴，被大石头压得不能出。”石苞姓石，所以，王琛就怀疑：这“石头”就是指石苞。
毫无理由地怀疑他人，陷人于不平之中，实在是不义之举。
于是，他秘密地向晋武帝报告说：“石苞与吴国暗中勾结，想危害朝廷。”在此之前，风水先生也曾对武帝说：“东南方将有大兵造反。”等到王琛的秘密报告送上去以后，武帝便真的怀疑起石苞来了。
正在这时，荆州刺史胡烈送来关于吴国军队将大举进犯的报告。石苞也听到了吴国军队将要来进犯的消息，便指挥士兵修筑工事，封锁水路，以防御敌人的进攻。武帝听说石苞固守自卫的消息后更加怀疑，就对中将军羊祜说：“吴国的军队每次来进攻，都是东西呼应，两面夹攻，几乎没有例外的。难道石苞真的要背叛我？”羊祜自然不会相信，但武帝的怀疑并没有因此而解除。凑巧的是，石苞的儿子石乔担任尚书郎，晋武帝要召见他，可他经过一天时间也没有去报到，这就更加引起了武帝的怀疑，于是，武帝想秘密地派兵去讨伐石苞。
武帝发布文告说：“石苞不能正确估计敌人的力量，修筑工事，封锁水路，劳累和干扰了老百姓，应该罢免他的职务。”接着就派遣太尉司马望带领大军前去征讨，又调来一支人马从下邳赶到寿春，形成对石苞的讨伐之势。
王琛的诬告，武帝的怀疑，对石苞来说，一点也不知道，到了武帝派兵来讨伐他时，他还莫名其妙。但他想：“自己对朝廷和国家一向忠心耿耿，坦荡无私，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这里面一定有严重的误会。一个正直无私的人，做事情应该光明磊落，无所畏惧。”于是，他采纳了孙铄的意见，放下身上的武器，步行出城，来到都亭住下来，等候处理。
武帝知道石苞的行动以后，顿时惊醒过来，他想：讨伐石苞到底有什么真凭实据呢？如果石苞真要反叛朝廷，他修筑好了守城工事，怎么不作任何反抗就亲自出城接受处罚呢？再说，如果他真的勾结了敌人，怎么没有敌人前来帮助他呢？想到这些，晋武帝的怀疑一下打消了。后来，石苞回到朝廷，还受到了晋武帝的优待。
俗话说：“脚正不怕鞋歪，身正不怕影斜。”石苞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和紧急关头，应该冷静地对待和妥善地处理。对于自己所遇到的不平遭遇，要勇于忍受，不要因此而惊恐不安或是气愤不已，轻举妄动，那样只能是把事情搞得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