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玉”的解释，《说文解字》表述得非常简单：“玉，美石也。”在中国古人的概念中，美丽漂亮的石头皆可称之为“玉”。
中国是一个崇尚玉的国度，也是一个盛产玉的国家，著名的玉种有新疆和田玉、陕西蓝田玉、河南南阳独山玉以及辽宁岫岩玉等，被称之为四大名玉。实际上中国的产玉地远不止四处，除此之外还有青海昆仑玉、宁夏祁连玉等，但中国所产玉种大多为“软玉”，除新疆和田“羊脂玉”硬度较高，有很高收藏价值外，其他玉材的经济价值皆一般，当然，这只是指玉材而言，如果是古人加工过的玉器物那就另当别论了。
一、原始玉器的收藏与鉴别早在新石器时期后期，原始人类便将一部分漂亮坚硬的石头遴选出来制作成祭祀的神器，最普遍的器物有“璧”、“琮”、“璜”等。这一时期的玉文化代表有“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
原始玉器中，除玉斧、玉刀、玉坠等少量实用器外，大多为祭祀用神器，这些神器大多造型奇特，其做工远超过同时代的其他石制工具。如红山文化的“玉猪龙”、“龙形钩”；良渚文化的“玉面具”、“琮形管”；龙山文化的“玉铲”、“玉神人”等。这些人类早期制作的玉神器，虽然都采用国产软玉制作，但因为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加之传世量极少，因而考古价值和市场价值都很高。如一件红山文化的玉猪龙，1996年北京翰海秋拍一件傅忠谟先生收藏、著录于《古玉精英》一书中的红山玉猪龙即以253万元成交。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山、良渚文化特征的玉器物赝品便大量涌现。如前几年台湾故宫博物院购进一批原始玉器，经内地专家验证，竟有十之七八为赝品，尤其玉猪龙赝品最多，所以现在玩古玉的人们几乎都“谈猪色变”了，最近一些拍卖行中的玉猪龙也大多以流拍告终。
其实如果我们对原始玉器的加工条件和工艺有所了解的话，要鉴别它倒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早期攻玉的工具，无外乎石英石、金刚沙、骨针、麻线等，因此原始玉器的制作，因为受加工条件的限制，形成了以下一些特点：
（1）古玉材的切割，多以线割的方式进行，又没有精细的量具，所以加工出来的器物，往往没有新做的齐整。玉器物的表面不会十分的平整、几何尺寸也不是很准确。
（2）原始先民以石英等坚硬石料或鲨鱼牙齿在玉器表面刻划纹饰，全凭腕力，故纹饰中的线条并非从头到底一气呵成，而是由许多短线断续相接而成，线槽呈V形。赝品一般用钢刀或电动工具刻成，线条滞涩，且线条凹底处不如真品坚利，呈U形。
（3）早期玉器的穿孔两端均呈喇叭状。因其是用尖状硬物从两端分别旋转攻入的，有些钻孔不直不圆，有时甚至中间的对接也不够准确，偶尔也有从一面钻进的马蹄形孔。而新玉以电动钻具一次性贯通，两端只稍做打磨，反而比真品顺直得多。
（4）原始玉器绝大多数为出土器物，玉材往往枯损沁蚀得比较厉害，没有新做器光亮润泽。赝品古玉往往用带有杂色斑的边角料来冒充古玉沁。
（5）原始玉器的造型十分拙朴，尤其肖形器，大多只强调某种动物的局部特征，以极概念的手法表现出来，赝品古玉大多造型写实，线条繁缛，失去了原始玉器的简略拙朴风格。
（6）最后，玉材也是判定真伪古玉的重要标准之一，不同文化、不同地区所用玉材都有差别，如红山古玉多用岫玉，颜色有苍绿、青绿、青黄、黄色，也有少量的碧玉和白玉，松石、玛瑙也有一些；而良渚古玉的玉质可分为三大类：分别为鸡骨白玉、赭褐色玉与透明绿玉。
下面我们以两件良渚古玉极其仿品为对照来做一个分析：良渚文化距今四千余年，当时尚没有金属工具，也没有跎具和水凳，玉料的切割大部分靠线割，在大多数良渚古玉的器表，往往可见线割留下的弧形凹面。由于当时玉材珍贵，为了保持器形的完整，并不将这些凹面磨去，有些制作精细的大器，在凹面也一丝不苟地刻上繁密的纹样。新品为了尽可能地表达器物的精美，从未见这种弧形的线割凹面，更不必说在其上刻纹了。
良渚古玉，颇多浮雕，且多以减地法为之。新仿品虽亦用减地法，但制作不够地道，多数仿品仅减去了纹饰周边的一圈，以使主体纹饰相对凸出，而非整个地子的降低。例如玉琮四侧的纵向凹槽，仿制者仅加深了竖槽两边的深度，对竖槽的中心并不减低，从横向观察，竖槽的剖面显得弧度较大，如一座拱桥。而良渚真品则是整个竖槽一起减低，剖面弧度极小，自然古朴。
原始古玉器身上往往有各种穿孔，一般用于穿绳系挂，由于长期摩擦，导致孔内光滑异常，色泽温润，毫不逊于抛光处理的玉器表面，但新仿品在这一点似乎未引起足够重视，此类穿孔一般未经抛光，仅凭这一点便可断其真伪。
当然，以上只是列举了一些较为普遍常见的原始古玉的作伪方法，并不包括某些熟知原始制玉工艺的高手在有原形器物（大多以近年出版的古玉图录作为蓝本）作参考的基础上制作出的高仿古玉，则要仔细鉴别了，不然台北故宫的专家怎么都上当了呢。
二、奴隶社会时期（包括春秋战国）玉器的鉴别与收藏奴隶社会赋予了玉更多的神性与崇高的地位，《周礼》载：“玉做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以赤璋礼南；以白琥礼西；以玄璜礼北。”六器中的琮、璧、璜，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已有出土，商周时期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礼器，这才有了一块“和氏璧”需要15座城池交换的故事。
在商周遗址发掘中，出土玉器数量和品种都是前所没有的，而且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仅殷墟妇好墓中就出土了玉器755件，其中礼器约占23%，仪仗约7%，工具约9.8%，用具约1.2%，装饰玉约56%，杂器约2%，装饰玉所占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礼玉。
发达的青铜铸造业为玉器琢造提供了新工具和新技术，提高了玉器的制作工艺，扩大了玉器的制作规模，拓展了玉器的表现领域。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较粗略，但种类却很多。以片状为主，也有少量圆雕，其中的动物形象很多，有人头、人面玉身。此时的工匠还运用了一种双勾线法，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将一条阳纹呈现其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增强了图案的立体感。
西周玉器没有商代活泼，显得拘谨，但它在继承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又独创了一种粗细线结合的镂刻工艺，并被广泛地运用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饰上。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变革，周室的衰微，导致了“礼崩乐坏”。礼玉在战国墓中已不占重要地位，具有艺术价值的佩玉却不断受到重视。贵族士卿受“观物比德”思维方式的影响，根据玉的色泽、质地、形状等比附人的德、仁、智、义等品德，于是玉具五德、九德之说应运而生，乃至“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因此，用“环佩叮当”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君子”却是再贴切不过。
奴隶社会时期的玉器，虽然比原始社会时期玉器有了很大进步，但仍处于发展阶段，尤其商早期玉器，其造型大都比较简单，雕刻工艺相对也比较粗略，但其中也偶有雕琢精细的。从造型上来看，由于受青铜器的影响，其外形具有夸张、概略、神秘化的特征，在纹饰处理上，与青铜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很多青铜器上的纹饰被直接移植到玉器的雕刻上。
春秋战国时期，玉制品朝小型方向发展。由于佩玉的美饰功能被强化，玉雕工艺更加精细巧妙，题材也更为丰富，甚至作为崇高礼器的璧、玦、璜等也被异化为小型的玉佩件，此时的玉雕工艺继往开来，制玉技术发展迅速，玉材开采量增大，和田玉开始输入，为王室诸侯们竞相选用。大量有民族特色的龙、凤、虎形玉佩问世，其造型多富于动态的S形，纹饰出现了隐起的谷纹，并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阴线叶纹，既协调又充实，此外还有人首蛇身玉佩、鹦鹉首拱形玉佩等。另外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个完整的玉佩，难度非常大。
这一时期的玉器，出土器居多，因为时代的久远，大多受到不同程度的钙化或色沁。新仿品大多以带有杂色的边角玉料来模仿这种钙化和沁色，再参照图录依样画葫芦，但为了与图录的标准器有所区别，往往将甲纹饰挪于乙器形之上，甚至将不同时代的器形和纹饰加以组合，造成一种张冠李戴、不伦不类的怪异效果。
由于有了机器磨床，器物表面大多平滑光洁，没有自然沁蚀和摸搓把玩的包浆效果。鉴别这一时期的玉器赝品，还应把握其时代精神，除了多看该时期的玉器图录外，再加看一些青铜器图录也是很有好处的。
三、秦汉以后玉器的收藏秦代因为存世较短，出土玉器不多，所以市面少有仿制者。其制玉工艺基本延续了战国时期的风格并有所发展，写实风格略有加强。汉代玉器综合了秦以前的玉雕精华，完善了以礼器、佩饰为主体的儒家玉器体系，奠定了中国玉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玉器的生产、制造和使用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汉代玉器主要有礼玉、葬玉、饰玉、陈设玉四类，其中最有水平的是葬玉和陈设玉。在秦汉时期的丧俗观念中，玉具有防腐和辟邪的功能，所以产生了大量为陪葬而特制的玉器物，如“金缕玉衣”、“握玉”、“九窍器”等。而更为出色的是陈设玉，这些具有写实主义倾向的陈设玉多为圆雕和高浮雕作品，摆脱了以前平面化的表现形式，具有深厚豪放的艺术风格。在汉代众多的玉兽制品中，玉异兽尤为引人注目。
当时，玉异兽一般作为镇坐席的玉镇使用，因此一般为屈腿，重心较低，不易碰倒。常出现的异兽造型有玉天马、玉螭虎、玉辟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