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实提高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统一中国后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战争规模扩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高度重视战略谋划 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虎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着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 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固圉强边的一种新形式。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 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