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播和交际的过程中，却常常遇到一层层樊篱和关卡，难以畅通。这关卡和樊篱就包括方言。不仅不同方言难以沟通，即使是同一方言区内，甚至一省、一县之内，人们的口语交际也会发生困难。
方言任何语种都有，汉语的方言则格外繁多。
比如湖北方言，闺女叫“坛子”，弟弟叫“老老”，姐姐叫“哥哥”，而爱人则从“姑娘”一直叫到“妈妈”；广州人说政治，别人会听成“经济”，客家人说欢迎，会被外人听成“怀疑”……如果将操各种方言的人聚在一起，如此这般地“言语”一番，那真是“一塌糊涂”了。而像福建省，其方言的纷繁、复杂更是令人咋舌。全国七大方言系，福建就占两个：闽方言和客家方言；闽方言又分为五个次方言；客家方言又分作闽西客话和闽北客话。方言调查表明，该省有十七八种互不相通的地方话，有的县就兼有几种方言。如大田县就有五种主要方言，有的地方一山、一河之隔，口语交际就发生困难。解放初期，在福建工作的北方干部下乡都要带上“翻译”，有的甚至要带两三个“翻译”才能工作。
至于因方言不通闹出的笑话、误会，可以编成厚厚一部“古今笑集”。
有人在上海，就曾因问路闹出了听到“廿(“撵”)三路”，便去急追三路车的笑话。1989年3月15日《广州日报》登了一则因语言误会酿成人命案的消息：山东农民邬基有兄弟俩到武汉探亲，路遇两个武汉青年对他俩说：
“来武汉啥？”两兄弟忙哀求说：“俺们都是好人，别杀了我们！”有人见他俩这般模样，又凑过来说：“干啥？”两兄弟又听作了“该杀！”于是气急败坏地各自抄起根粗树枝，见人就打，结果打死一人，打伤一人。这桩几近天方夜谭式的闹剧若不是登在报上，谁能相信？当然，信不信由你，而方言的误事，确是无疑的。
因方言障碍误大事也屡见不鲜。1907年5月22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潮州起义，原拟2月19日举行，并决定聚集饶平、揭阳、浮山等处的会党合攻潮州，后因浮山一路将“4时齐兵”误听为“10时齐兵”，未能按时集合，起义未成。几天后，浮山一路召集人薛全福等人被清吏捕杀。“4”“10”
不分因之误了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