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御赐北京西北郊挂甲屯”（明朝皇戚的废墅与四皇子)胤稹(清世宗雍正帝)，作为他的私人花园。那时园子的规模虽然很小，不过建筑倒还讲究。例如“牡丹台”(镂月开云)一处，宫殿是用楠木构成的，楠木都保持原来的纹路和颜色，别具一番自然清雅的趣味；殿顶用两色的琉璃瓦砌成图案，在阳光下面，焕若金碧。镇即位以后，于雍正三年(1725年)开始了圆明园的全面修建。除了修整原有的亭台丘壑以外，又导泉浚池，辟田庐，营蔬圃，增设亭榭，使园中景色益加幽美。同时还在园南建造宫殿以及侍值大臣们办公的朝署。至此，圆明园的规模，大致算确定了，只是没有后来的长春园和绮春园。
从康熙开始，园居差不多成了一种宫廷风尚。皇帝每年正月郊祭礼毕，就移居园宫，直到冬至大祀前夕才回大内。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住在园子里。
所以自康熙到咸丰六代皇帝，死在宫内的只有乾隆一人。也正是因为这种风尚，清代的园囿建筑，远远超过元、明二代。乾隆时代，奉太后住畅春园，皇帝自己住在圆明园。这时中国经济情况较好，全国的反满斗争表面上也都镇压下去，因此国内呈现一片“升平景象”。“乾隆爷”六下江南，浏览了江南的名园胜景，就命令摹下图样，在圆明园内仿造。乾隆一世，大兴土木，几乎没有一年停止过。当时，向北拓展了圆明园；东面驱逐了水磨村，增筑了长春园；南面又合并了王公私园，修成绮春园(万春园)。在当时通称为“三园”，其实就是一个大园子，由圆明园总管大臣统辖。在修建“三园”的同时，又修了玉泉山、香山和瓮山(万寿山)，这就是所谓的“三山”。
西郊诸园中，以“三园”的规模为最大(共有一百四十多组建筑)，“三园”中又以圆明园为最。
圆明园前部为朝房。人大宫门过石桥，进“出人贤良门”，迎面为“正大光明殿”。此殿既不雕饰，又不彩画，是采用“松轩”“茅殿”的匠意，以朴素自然为主。殿前有宽阔的广场。殿左有“勤政亲贤殿”及“保合太和殿”。自此以北，峭石林立。再北为“前湖”，湖北岸正对“九洲清宴”——是全园建筑的重心。后面是“后湖”。
“后湖”四周环绕着许多池沼小山，错落地散布于全园，都是依照地形经人工处理而成的。配合着土山的形势，又巧妙地安排了许多叠石假山。叠石有一两块单摆的，也有几百块垒砌而成的，高度有的达到五六丈之高。假山的叠筑，经过造园艺术家的精心设计，叠石尽量模仿自然，但又不是一味地抄袭自然，而是把大自然中幽美的奇景收缩在一个小的空间里。
叠石有山谷，有涵洞，有悬崖，有岩厂。有些地方，引清泉从岩石上流过，经过峡谷而成涧；有的使它从悬崖上落下而成瀑布，再注入低谷而成湖。这种用山石、水面相互穿插的手法，虽是人工所为，可是因为布置得巧妙，看来宛如自然天成的一般。
园中设置的路线也是曲折变化的：或为万树丛中的羊肠小路；或为崎岖艰险的上山盘道；或者引你进入幽暗的山洞，当你觉得好像误入歧途转一个弯却又豁然开朗，也许已经到了碧树晴空、清风徐来的山顶，也许就走到了禽鸥出没、荷叶飘香的湖滨溪畔，令人体验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这种如同在区区扇面上画“长江万里图”般的化有限空间为无限空间的处理手法，是中国造园艺术最宝贵的成就。
圆明园中的园林和建筑配合得很好，处处是园林，处处是建筑。不论是巅，是山腰，是山麓，是山谷，是平野，是湖畔，是水上，都置有建筑。山野园林的景色，用亭台殿阁来点缀，而置身在亭台殿阁，抚窗凭栏，极目所见的，则又是山清水秀的天然图画。是所谓“建筑中有园林，园林中有建筑”。
建筑物的设计，一般是根据地形布置，或是仿效江南名景，或是按照前人诗画的意境制作而成的。它们组成了各种不同类型、不同情调的风景组群，号称为“四十景”。其中仿照江南名景，北边仿杭州西湖之景的“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东部的“雷峰夕照”，中部的“曲院风荷”；仿海宁陈氏“安澜园”重修的“四宜书屋”(后改名为“安澜园”)；仿宁波范氏“天一阁”而建筑的皇家图书馆——“文源阁”(内藏四库全书及图书集成各一部)。按照前人诗画意境作成的有：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意而布置成一片田野村落气象的“杏花春馆”；照“桃花源记”的境界而建造的“武陵春色”；按照李太白“两山夹明镜”的诗境而建造的“夹镜鸣琴”；按照李思训画意而建造的“蓬岛瑶台”等等。
这里特别值得提一提的是东部广大水面——“福海”中的“蓬岛瑶台”。这组建筑坐落在三个相连的小岛上。岛是嶙峋巨石堆砌而成的。岛上面积虽然不大，但房屋却有百余间之多，华丽精美，妙不可言。
从这里眺望四周，首先进入眼帘的是四面殿宇自葱绿的山峰上逦而下；其次在河流人海处，但见白玉朱栏的各式桥梁以及桥上的亭舍牌坊，出没于花明柳暗之间。“福海”四周湖岸的景象又各有不同：或用整齐的花岗石砌成平直的湖岸，以衬托长廊或林荫大路；或作碎石坡岸，有踏步斜登而上；或者是处理成像半圆形看台的层层高阶，每层上都安置殿阁楼台，周围又是花团锦簇，五彩缤纷。尤其是海东北隅自成天地的“方壶胜境”，颇有宋界画仙山楼阁之风。远处，则是从深山中移来的成林野木，一派自然风景。
而当皇帝“游幸”的时候，水面上龙舟凤舫，往来竞嬉，更是一片金碧辉煌。若当燃放烟火的夜晚，万绿丛中，灯火齐明，宫灯摇曳着殿影，彩船散射着金波，那一番诗情画意，更是难用笔墨来形容。
此外还有：乾隆少时读书的地方——有着细瀑、竹籁、幽兰、松月的“洞天深处”，像村舍般的“别有洞天”，开阔的“西峰秀色”，饲养着各样金鱼的鱼乐国池——“坦坦荡荡”，供奉皇祖“神御”的“鸿慈永祜”，每逢佳节迎奉太后膳寝的“长春仙馆”，平时住宿卫士较射比武、节日欢宴外番燃放烟火的“山高水长”，形如半弦月的“汇芳书院”(“眉月轩”)，冬暖夏凉的“刑”字宫殿“万方安和”“工”字形的“清夏斋”“口”字形的“涵秋馆”“田”字形的“澹泊宁静”，曲尺形的“湛翠轩”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建筑物的内部，大多是用门罩、屏风、碧纱橱等自由间隔，曲折而多趣味，不像中国建筑中的一般式样，一隔三五七间，不显呆板。
园中光是亭子的造形有许多种，从平面上看，有四角、六角、八角、十字、万胜、流杯等等。这些亭子，一般都用“爬山式”或“叠落式”的游廊与殿榭相通，为是雨天游览而避风雨。
园中几乎有一半面积是水面，所以桥梁甚多，在全园的结构上占据了重要的比重。为了避免单调重复，这里创造出多种桥的形式，包括圆拱、瓣拱、尖拱、平梁、木板各式。有的桥上还盖上顶子，架设廊屋，颇有秦汉时代“飞阁”“扶道”的意味。
圆明园的建筑装饰，也是极尽奢侈华贵之能事。
像嘉庆时代所修的“省耕别墅”“竹园”“接秀山房”的门窗屏罩等装修，不但全用紫檀制成，而且还镶嵌珍宝，雕成“榴开百子”“万代长春”“九秋同庆”“寿献兰孙”等各种花样。这些都是当时着名的“周制”。所谓“周制”，就是明末扬州周氏所创造的装饰方法，是以金、银、宝石、珍珠、珊瑚、翡翠、水晶、玛瑙、车渠(大贝壳)、袱帽、青金石、绿松石、螺锢、象牙等刻制成山水、楼阁、花木、虫鸟、人物等花饰，镶嵌在紫檀、漆器上，凡陈设器具，都可以如法炮制。此外，康、乾之际画院中西洋画师意大利教士郎世宁、法兰西教士王致诚等，又设计出西洋式的建筑装饰图案和壁画，以及西洋式门窗隔扇栏干桥梁之类。如“四十景”之一“水木明瑟”，就是采用西式水法引水到室内转动风扇。至于园中陈设的奇花异石、铜兽盆景以及冰床画舫等一应游玩用具，就更是名目繁多了。
长春园和万春园的建筑趋于小巧玲珑，它们出入水面，变化丰富，比起圆明园来，更为自然。长春园北部，在乾隆时代由郎世宁没计，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风格，建造了“远赢观”“方外观”“海晏堂”“谐奇趣”等西洋式楼阁多处。在这些建筑上大量应用了汉白玉，并且雕刻了许多精美的花纹。其内部的陈设，也都采用西洋家具和摆法。
总的说来，“三园”是个极其幽美的园林作品，尽管它还有拥挤造作的缺点，但毫不影响它作为东方园林的典范。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英法帝国主义因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联合军队侵入北京。他们先在西郊圆明园肆行抢劫。10月18日(农历九月初五)，英国步兵及骑兵团据“正大光明殿”为指挥部，派兵四处纵火，对全园有计划地进行焚烧。至19日薄暮，全园陷入一片火海。据亲睹者记述，当时是黑烟漫天，结成浓云，迷漫北京天空；走近宫殿，则听见火声若吼，日光从浓烟中透过，照得草木俱成惨厉之色。纵火的兽兵，在火光中，东奔西窜，形同鬼魅。同日，清漪园(颐和园)、静明园、静宜园，也遭大劫。
在这次浩劫中，这座经过一百五十余年的不断经营，耗费了无数财力和人力的圆明园，侥幸残存的景致仅十余处而已。其后虽于同治年间耗时一年进行重建，终因国势日益衰微，无力支持，只得半途而废。
但当时的园子还有个大致眉目，并且还由原机构保护管理，慈禧等人还常来游玩。直到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时，园内的陈设又被劫掠一空。于是同、光二朝修葺保留的少数劫余建筑，也不复存在了。
宣统末年，圆明园废址已是麦垅相望，成了旗民的耕地。辛亥革命以后，权贵豪绅们把一些残留的山石雕砌和珍奇树木，争先霸占人私；附近的穷苦农民，则逐日拆撤砖瓦，砍伐树木，以资变卖为生。如此年复一年，使这个曾经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完全成了一片光秃秃的田野，昔日的宫殿？也只剩下了埋没在荒草堆里的瓦砾。硕果仅存东部长春园里“西洋楼阁”的残雕断砌，供给来访者凭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贯彻了保存文化古迹的方针，圆明园已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正在被建设成为一座有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遗址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