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金银也叫做金银错。先在青铜器表面铸成凹槽图案，然后在凹槽内嵌入金银丝或片，再用错石（即磨石）错平磨光，利用两种金属的不同光泽显现花纹，就叫错金银。这种工艺产生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得到广泛运用，东汉以后逐渐衰落。
掐丝将金银或其他金属细丝，按照墨样花纹的弯曲转折，掐成图案，粘焊在器物上，称为掐丝。江苏邗江东汉广陵王墓出土的龙形金饰就有利用掐丝工艺制成的图形。这种工艺不仅在金银器上得到应用，也可应用在宝石、珐琅器上。
炸珠将黄金溶液滴入温水中会形成大小不等的金珠，称为炸珠。利用炸珠工艺在金银器上进行焊接，可以形成不同的装饰纹样，如联珠纹、鱼子纹等。
鋬花用各种大小、纹理不同的鋬子或小锤敲打鋬具，使金属表面留下鋬痕，形成各种不同的纹理，达到装饰器物的目的。这种工艺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它可以使单一的金属表面，产生多层次、多变幻的立体效果，既光彩绮丽，又非常和谐。鋬花开始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此后历朝各代，直到今天，仍然为工艺师们所采用。
累丝将黄金拉成金丝，然后将它编成辫子形状或是各种网状组织，再焊接在器物之上，称为累丝。内蒙古杭锦旗出土的美妙绝伦的金锁莲就是用多股细如毫发的金丝编累而成的，是古代金银工艺的杰作。
十大金银器举例
1．金杖1986年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遗址l号祭祀坑出土。金杖是用纯金皮包卷木芯制成的。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出土时，金皮内侧还留有炭化木痕，在距杖首20厘米的地方，还出土了一件穿孔龙头铜饰件，由此推测这根金枚原本是金皮木芯铜头杖。金杖上部装饰3组平雕图案，最下面的一组为前后对称的戴帽人头，耳部垂三角形坠饰，人物之间用勾云纹相隔，人头前后上下各饰二道弦纹。上面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小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头各压一穗叶形柄。这是一件古代蜀族祭祀用的礼仪器具，时代相当于商代前期，现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龙凤纹金带钩带钩是古代系于腰间类似皮带的饰件。这件金带钩是1965年在江苏涟水县三里墩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为战国时代的遗物。带钩呈琵琶形，长7厘米，重56克。钩身铸浮雕式兽面、蛟龙纹。兽面纹位于钩身前端，以隆起的鼻子为中心，两侧为透空的圆眼，镶有黑色的玻璃珠。眼上端为内卷角式眉毛，额正中有一个桃形小孔，孔内刻重叠式鳞纹。鳞纹两侧为对称的二条蛟龙，沿钩身边缘内向盘屈纠结，龙眼凸出，龙爪犀利。钩身颈部内收，两侧鋬刻一对卷曲回顾的凤凰，带钩下端铸成一个曲颈兽身，不仅形态生动可爱，同时也填补了钩身图面的空白。整个带钩以黄金为体，溶浮雕、镶嵌、鋬刻等工艺于一身，使带钩不仅金光灿烂，而且富于艺术变化，构图巧妙，装饰富丽堂皇，不愧为战国时代金银工艺的精品，现藏南京博物馆。
3．金兽1982年江苏省盱眙县南窑庄窖藏出土。金兽系黄金铸成，通高10．2厘米，身长16厘米，宽17．8厘米，重达9公斤。形状似豹，头大，身短，尾长，呈蜷身葡伏状，瞪目俯耳，张口露齿，右前爪和左后爪前伸置于颌下，长尾从裆下穿过小腹，斜置于左背。颈部铸项圈三道，头颈间设一环钮，除眼睛和项圈外，全身遍饰鋬成的斑点。体内空，内壁刻“黄六”二个篆体文字，“黄”是指黄金，“六”是序数，表明这类金兽至少有一至六个。结合文献和出土文物推测，它的用途应该“镇”，一是用来防止席地而坐时席子（当时都是丝织品）折角卷边，二是用作搏具的压邪之器。这是一件西汉时代的金器，现藏南京博物馆。
4．鸳鸯莲瓣纹金碗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戴出土，共两件。敞口，鼓腹，喇叭形圈足，口径13.7厘米，足径6．7厘米，高5．5厘米。碗以锤击法敲打成型，纹饰用平整法制成。外腹鋬刻浮雕式莲瓣二层，每层10瓣。上层莲瓣内填鋬刻的狐、兔、獐、鹿、鹦鹉等动物和对称花草；下层莲瓣均以忍冬纹作为装饰。圈足内刻鸳鸯一只，周围刻忍冬纹。圈足以简化莲花纹，足底边缘以联珠纹作为装饰，内底刻蔷薇式莲花一朵。通身以鱼子纹为地，从而更加突出了各类纹饰的效果。内侧墨书“九两半”三个字，这是金银器的掌管者在每次使用之后，称重之后收藏的标记。此器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5．捧真身菩萨像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地宫出土。菩萨像用模铸成形，通体鎏金。头戴花宝冠，上身袒露，斜披帛巾，双臂饰钏，手捧荷叶形鎏金银盘，下着单肠大裙，结跏趺坐在莲花座上。菩萨通身饰珍珠璎珞，宝冠边缘装饰着串串珍珠。莲座为腰鼓形，上部饰仰莲四层，每层八瓣；下部为二层覆莲，每层也是八瓣。层层莲瓣及座上鋬有伎乐、天王、菩萨、行龙图像以及联珠、蔓草、流云等纹饰。通高38．5厘米，菩萨身高21厘米，重1926克。荷叶银盘上鋬铭文“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水为供养……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一月四日皇帝延庆日记”，共11行65字。内放佛指舍利，供帝后嫔妃们膜拜，所以叫做“捧真身菩萨像”。这是迄今为止唯一有皇帝名号的金银器，物主为唐懿宗李淮。现藏法门寺博物馆。
6．鎏金银方塔北宋佛教艺术品。1966浙江省瑞安县仙岩寺慧光塔中出土。银塔是用薄银片锤而成，通高3.48厘米。由塔基座、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四面七层。束腰塔基座四角各伸出一足，支撑全塔。腰每面各铸一壶门，门内雕一人像。座上四周设有勾栏。塔身七级，第一级以上每层檐下四面各镄雕一坐佛。塔檐逐层内收，四角各悬一小铃。塔刹以相轮和火珠组成。在第一层塔檐下一面刻有“第子沈质、范子吉、张护、夏思明、张口公等同造塔一所，……”共计27字。其余三层均刻武士像。此塔制作精美，为北宋时佛门弟子供奉给寺中的佛教艺术品。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7．鎏金团花八棱银盒1959年江苏省吴县元吕师孟墓出土。银盒平面呈八棱莲瓣形，直口、直腹、平底、下胃圈足。高10．2厘米，腹径25．5厘米。盒分上下二层，口沿上承一浅盘，直径24.1厘米，高1．6厘米，平沿、浅腹、圜底。银盒出土已没有盖子，重778克，为盛放食品的日用器皿。银盒造型奇特，制作精致。银盒先用锤成的银片，经过抛光，并在装饰纹样部分鎏金，然后鋬刻花纹，模压成八棱形，最后焊接成型。斯饰花纹以写生折梗小簇团花为主，有木槿、海棠、栀子、牡丹、月季、忍冬等20多种，刻画精细，构图严谨，可谓一部工写合一的花卉图谱。浅盘盘心鋬刻一对凤凰组成的圆形图案。圈足上鋬刻一整二破菱形纹和灵芝状流云纹，表面鎏金，盒底鋬印“闻宣造”戳记。此盒虽为民间工匠师所制，但仍不失为元代金银器中的精品。现藏南京博物馆。
8．万历孝靖皇后凤冠1958年北京市昌平县出土。冠高27厘米，下檐口径23．7厘米，重2320克。冠框用竹丝编制，表里衬罗纱，然后髹漆。冠通体嵌饰各种珠宝点缀。前部近顶为金龙九条，龙首朝下，口衔珠滴。其下为点翠八风，后部另有一凤，凤首均朝下，口衔珠滴。翠凤下缀三排红蓝宝石，中间占缀蓝花叶。冠檐底部有翠口圈，上嵌宝石珠花。冠后下部左右各是三扇博鬓，上点翠地，嵌金龙和珠宝璎珞。共镶大小红蓝宝石100多粒，珍珠5000多颗。龙凤飞舞，珠翠缭绕，制作精细，工艺高超，为明代文物中的稀世之宝。现藏定陵博物馆。
9．金编钟清代宫廷乐器，传世品。共16枚，大小基本相同，中空，外形赂呈椭圆形，上顶下口齐乎，腹外鼓。顶端以交龙为钮，两端为龙头，身相连。两条凸棱将钟体分为三个部分，上部浮雕朵云纹；中部刻云龙海水图，正面中间长方框内铸“黄钟”、“大吕”等16个阳文楷书律名，背面镌刻“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制”；下部为8个平头圆形音乳，乳间饰对角云纹。这套编钟以周壁的厚薄来调节音量的高低，不像古代编钟以钟体的大小来定音量的高低。金编钟分两层用黄绒系在钟架上，是古代中和韶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清代皇帝举行大典时使用的一种宫廷乐器，这套编钟共用黄金960多斤，它不仅是贵重的黄金制品，同时也是研究清代宫廷史的重要实物资料。现藏故宫博物院。
10．云龙纹金执壶清代酒具，传世品。壶身作葫芦形，高29厘米’1腹径16厘米，最宽25厘米。由上下大小两个球体构成，中部以细而高的束腰相连。壶盖也呈球形，下置矮而宽的喇叭形圈足，重心稳定。流细而长，略呈S形，上端与壶口齐平，下端膨大，作龙头形。流的上部与壶身之间用横梁相连，保护流不致受损，提梁上镶红、绿宝石，隙间饰卷草纹。柄为龙形曲柄，上端饰圆雕龙头，下端饰卷鬣。壶盖纽上及柄尾间有金链相连；装饰方法极为考究，富有堆塑感。此壶系先用金片锤成型，再用模压法压出凸起的花纹，分别制成盖、圈足、流、柄、链条等部件，最后焊接成型。金执壶的壶盖、壶身及小提梁上还镶有宝石、珍珠，红、黄、绿、蓝、白等色彩交相辉映，光彩夺目。此壶为清代皇帝的御用酒具，现藏故宫博物院
别致的工艺：珐琅器
珐琅是对用珐琅质涂的器物的通称。制造珐琅器所用的珐琅质、又称为釉药，是由铅丹、硼砂、玻璃粉混合而成的，为白色不透明的液体，再加入各种金属氧化物的颜料，就成为具有各种色泽的珐琅质。
珐琅这种工艺，据说创始于拜占庭，也就是今天的伊士坦堡，早期在欧洲流行，后来由阿拉白商人传入中国。所以我国又称珐琅为“大食窑”；大食帝国就是阿拉伯，更有人称为“鬼国窑”。珐琅二字，是音译，我国旧籍上所说的“发郎”、“发蓝”等不同的名称，指的其实都是珐琅器。
珐琅这种工艺，究竟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根据现存实物考查，最迟在元顺帝时期（1335—1367），中国就自己制作珐琅器了，日本保藏一件银胎珐琅镜，极富中国型纹饰，相传是唐代的遗物，但也没有确证。此后直到明朝景泰年间，西方制造技术人员播迁中国，珐琅制造工艺才真正兴盛起来。当时制器用的蓝色珐琅质，色泽纯净，极为艳丽，于是被称为“景泰蓝”；后来景泰蓝就成为珐琅器的代名词了。
明代的珐琅器，传世品很多。一般珐琅器上，大都是“景泰”款识，胎为铜质，纹饰繁密富丽，色泽深厚，技艺娴熟，成为一代名品。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力昌盛，财力富足，致力于珐琅器的制造，并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大批量生产。康熙还在大内专门设厂从事制造，乾隆时期，技法更上一层楼，质料精细，毫无气孔，出现了一批仿古仿西器型。至于颜色纹饰的配合，更是富厚华丽，超过了前代。胎底应用方面，也多有创制，除铜胎而外，有的还用金银作胎，并镶嵌珠玉，甚至应用玻璃和瓷质作胎。总的来说，明代的珐琅器色彩比较深沉，器胎厚重，清代的珐琅器则不免过于绚丽、浮华近俗。
珐琅器的制造中心，当初是专门限定在京城内府的，后来因为技法普及，民间也开始设厂制造销售，最初操此业的多为云南人。北京是制造中心，称制造厂为珐琅作坊。清代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洗劫中国文物，珐琅器也流入海外，北京生产日渐凋敝，加上外国商人的需求，使得广州成为南方的制造中心。只不过广州制品多系外销出口，风格纹饰趋向西化，制造方法，多用笔绘，有广东珐琅之称。
珐琅器就胎质和制作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许多种类，有铜胎珐琅、银胎珐琅、瓷胎珐琅和玻璃珐琅等。制作的方法，则有三种，掐丝珐琅、铸珐琅和笔绘珐琅。
1、掐丝珐琅又名外镶珐琅，这种制法是珐琅器中的正统方法，传自拜占庭，也是明景泰年间制器所遵循的方法。具体工序是，先用金、银或铜做成胎，然后再用金、银、铜丝照花纹图样焊在金属器的表面上，成为花式界限的格子画面，再填入各色珐琅质，地子上也用另外颜色的珐琅填上，加以衬托。经过烧融、打磨等工艺，就成为美丽的珐琅器。用这种方法制成的珐琅器，在三种工艺中占居主要地位，所以有的人甚至认为，景泰蓝应专指掐丝珐琅而言，铸珐琅和笔绘珐琅不在景泰蓝之列。
2．铸珐琅也叫内填珐琅。这种技法晚于掐丝珐琅。按照花纹图式在铸造金属器胎的同时，铸成凹形画面，也有的等器胎铸成后，，在胎面上雕刻出凹面人物花鸟图样，更有用细工在器胎上敲锤出各种花式的，然后再照掐丝珐琅制造法，填上各种珐琅质，经过烧融、磨光等，以完成制品。这种方法，可以省去焊丝界花手续，简便易行，成品也灿然可观，但若细加审视，就可觉察到，它与掐丝制品判然有别，界限不够匀细，有粗重之感。
3．笔绘珐琅也叫广东珐琅。通称为洋瓷与西方的彩瓷，俗称为洋彩的制法，极为近似。这种方法，有人说传自印度加尔各答；还有人说是传自法国。制造方法是，先在金属胎、瓷胎、玻璃胎上涂上珐琅质作为底色，再用笔醮各色珐琅质，描绘山水、人物、花鸟等，经过不同程度的火焙、打磨成型。其型制、纹饰和制造风格，迎合外洋的喜好，别有一番情趣。
冶容的器具：铜镜
镜，又称鉴或照子。古镜以青铜为主，此外还有铁镜、石镜等。铜镜是中国文物的重要门类，又是价值很高的工艺美术品。
铜镜有正反两面，正面平整光洁，略呈弧形，用来照容。背面则由中心到边缘可依次分为纽、纽座、纽区（或称内区）、主区（或称中心）和边缘几个部分。其中镜纽有孔，是用来穿绳悬挂的，这和外国古代铜镜带柄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国铜镜最早见于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齐家文化遗址。商周时期，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浚县辛村42号墓和陕西宝鸡一带相继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据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出土商周时期铜镜23件。
这些出土的早期铜镜，基本造型为圆形，外形扁薄，镜的背面附弓形纽，装饰以素面为主，也有饰几何型图案和简单禽兽纹图案的，线条简单，显得很古朴。这时期的铜镜大小不一，装饰风格还没有定型，更没有发展为规范化的商品生产。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奴隶社会的逐步瓦解，我国进入了封建社会，社会经济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商品经济日趋繁荣发展，铜镜工艺也开始形成独立的体系，出现了规范化的式样。
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镜以圆形和一次模铸成型为主，也有少量的方镜和多纽镜。图形由写实趋向抽象化、写意化，并往往从花纹中追求变化。战国时期常见的花纹有山字纹、羽状纹、叶脉纹、龙风纹、蟠螭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