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
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之一是19、20世纪之交的甲骨文发现，和随后对商代后期都城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和研究。由此而逐渐驱散了许多世纪以来蒙在夏商周三代历史上的浓重迷雾。一个世纪以来，无数考古重要发现，向世人展示出那遥远年代的先民们之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也展现了那个时代艺术创造所曾经达到的辉煌。在丰厚的资料与研究成果基础上，20世纪之末，又提出利用多种学科的综合研究，完成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大课题，这对于作为那个时代诸多艺术门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青铜器艺术史的研究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占代文献中，从西汉武帝时，已经有关于三代青铜器出土与鉴识的记载。到宋代，金石之学兴起，出现了对于古代青铜器进行绘图、著录并对铭文、纹饰、器物形制、名称、年代进行考证的著作。到清代，金石考据之学进入鼎盛时期。但这时比较偏重于对铭文和器物形制的研究，以金文与经史互证。而从艺术史上对数量巨大的青铜器遗存进行研究，首先是分期断代和风格衍变的研究，则主要奠基于20世纪30年代，当代学者郭沫若等人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近世科学考古愈来愈充分地揭示了古代青铜器艺术产生、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并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为了解青铜器制作的动机、目的，更深刻地理解其人文内涵和艺术成就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依据。
商代文化的再发现
商代统治者和贵族们用龟甲或兽骨进行占卜，决定政治、军事大事，判断吉凶，然后把事情的缘起和结果刻在这些甲骨上，积累多了就把它们深埋在地下。商代最后一个首都殷（今河南安阳）地下埋藏着几十万片占卜过的甲骨，这是一个极为宝贵的历史档案库。但是三千多年来，竟无—人知晓。岁月流逝，昔日的宫殿早己荡然无存，当地的乡民偶尔在耕作中发现这些甲骨，把它当作中药材龙骨出售。1899年，—个偶然机遇，金石学家王懿荣从“龙骨”中识别出商代文字，并广为收购，由此而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另一位学者罗振玉经过辗转查访，了解到商代甲骨的真正出上地点，并亲赴安阳考察，判定安阳是商代都城，即史籍记载的殷墟，而甲骨是殷王朝的遗物。他的合作者王国维进一步以甲骨证史，纠正了《史记》中有关殷王朝世系记载的某些讹误，剔发出殴代的先公先王。从另一方面却也证明，史籍中有关商代的记载虽然简略，但不失为信史。一个一向被认为“文献不足征”，甚至连其存在的真实性都曾受到怀疑的历史朝代，被重新发现了。一个世纪以来，己发掘出的商代甲骨达15万片以上，无比丰富的地下文献清晰地呈现出商代历史多方面的面貌，与之相表里的是从1928年开始的对殷墟持续、全面的科学考古发掘。
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对于美术史的研究来说意义也至力重大，如果没有对殷墟和各地商代遗址、遗迹的重大发现，商代美术史会是一片空白。作为商代艺术主要代表的青铜器在安阳历次发掘所得，礼器类作品近1000件，武器近3000作，还有不少青铜工具、用具、杂器等。安阳出上的商代青铜器中的典型作品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的最高成就。
殷墟的发掘为商代青铜器艺术产牛与发展揭示出全面、清晰的社会人文背景。
殷墟位于安阳西北郊的洹河两岸。由商王盘庚迁都于殷到最后一代商王帝辛亡国，经过273年的经营，形成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的宏伟国部。其鼎盛时期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商王武丁在位期间。安阳期商文化由此而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武丁以后还可以更细分为三四个时期。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细致的研究课题，学术界有不同的分法。但无论是甲骨文字还是青铜器、陶器，其相对的早、中、晚期发展以及衍变的轨迹是很清晰的，可以由其互相参照中把握住商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总体脉络。
殷墟商文化的前身在考古发掘中也揭示得很清楚，它与河南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在地层上直接叠压，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而殷墟最早的商文化遗存又和郑州等地商代早期文化有很多一致之处。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商，建立起西周政权以后，商王朝这一最后的国都逐渐沦为废墟，在秦汉之际，已被人称做“殷墟”了，商人将他们的国都称做“大邑商”或“天邑商”。构成大邑商的主要内涵是宏丽的宫殴、宗庙建筑群，祭祀上帝、祖先神的祭坛和作为建筑负空间的工陵与贵族墓。此外，还有制作青铜器、骨器的作坊遗址。
设于都城中心地区的宫殿、宗庙区两面临河，两面以长达1100米的巨大壕沟护卫着，总面积约有27万平方米。最宏伟的宫殿基址面积约有500平方米，夯筑的基面上还残存着铜、石柱础及夯墩，原应为商王宫室、宴飨、治事之所。宫殿建筑群平面和空间结构样式不一，组合复杂，主次井然。
宗庙建筑群和举行祭祀活动的祭坛附近有很多祭祀坑，埋着建筑奠基和祭祖仪式中杀殉的奴隶和马、牛、羊、犬等动物。
那些王室占卜的甲骨就成坑地埋藏在宫殿、宗庙区域。还有些非王的卜辞出自王族、贵族的族邑居址。
商代贵重的青铜器、玉器、白陶等器物主要出自王陵和大贵族的墓葬，同时埋入的还有数以百计的人牲和殉人。殷墟己发掘的各类墓葬达6000余座，其中最高规格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共有八座，是商王的陵墓。尽管许多大墓已被历代盗掘—空，但从其巨大的规模、随葬情况和孑余的物品，依然能令后人感受到那穷奢极侈的贵族享乐生活和阶级压迫、等级关系的冷酷情景。也印证了古代文献对于商代贵族精神世界的评述，即尊神重鬼，贵富重刑。
《礼记·祭仪》在比较有虞、夏、殷、周四个时代社会风尚时，强调“殷人贵富而尚齿”（齿，指人的年岁、辈份）《礼记·表记》具体评论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
尊神、率民以事神是商代社会一个重要特征。以甲骨占卜，就是作为沟通人与神灵之间的信息往来，求得神灵佑护，巩固统治阶级政权与军事权势的手段。从甲骨文内容可知，随着社会进入奴隶制时代盛期，王权的高度集中，商代宗教观念也由多神信仰发展到对于至上神——天帝的崇拜。上帝主宰万物，能左右人间祸福。天帝左右也像人间统治的帝王一样，有由口月星辰、风云雷电等供其驱使的臣僚组成帝廷。特别重要的是死去的先王、先妣也能宾于帝所，成为人间统治者与天帝的中介。因此，对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土地诸神和祖先神的崇拜与祭祀活动，也是商代宗教的重要内容，是“国之大事”。而占卜和祭祀活动作为一种特权，是由商王和人贵族所垄断的。
对于祖先神的崇拜与祭祀，有着巩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统治集团内部团聚力的直接目的，也是为着神化现实世界的统治权力，特别为商代统治者所重视，对不同对象规定了不同的、名目繁多的祭祀礼仪形式。到晚期，更形成了包含多种祭祀礼仪形式的循环周祭制度。
在宗庙和陵墓进行的祭祀活动，重要内容之一是举行大规模的杀祭活动。在殷墟王陵区分布的祭祀坑就有两千多个。在殷墟范围内己发现的祭祀坑中埋入的人牲有一万多人。
商代统治者在建筑宫殿、宗庙时，从奠基到落成的几个主要阶段，都要举行祭祀，杀埋儿童、卫士和犬、牛、羊等动物，落成之时的盛典，往往要杀掉几百名人牲。
在“先鬼而后礼”的商代社会，商王和大贵族死后要用大量人牲和殉人。殉人和人牲身份地位不同，他们是墓主人生前的侍从或妃嫔媵妾，以全躯随葬，有的有棺及贵重的随葬品，甚至也有殉人随葬。人牲是奴隶或战俘，多是砍杀以后埋入的。如著名的编号1001大墓，是殷墟早期的商王墓。墓内的随葬品都被盗空了，而墓室内外的累累白骨还向后人直接展示着三千多年前惨绝人寰的那一页历史。这个大墓的坑底有九个腰坑，每个坑内埋着一名携犬执戈的人，是作为地下守卫者埋入的。其上，以雕花木板垒筑成椁室，椁室与墓壁之间填土成二层台，台上陈放随葬品并埋有12名殉葬人。大墓的四条墓道中，埋着身首分离的人牲，计有头颅了3个，无头躯骨60具，只有两个是全躯，在墓主人棺木入葬后填中过程要举行杀人祭祀仪式，边砍杀边把头颅埋入填土，层层叠叠，从四面朝向着墓室。大墓东侧，还有37个埋人和马匹的坑，有殉人68个，马12匹。马戴着华丽的辔头，殉葬的人有的有成组青铜器随葬。他们是准备着在幽冥世界陪同主人再度去田猎燕乐的。
青铜器，在商代统治者的生活和祭祀活动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些本来是生活日用器皿的食器、酒器、水器、乐器等，在进入阶级社会后，性质发生变异。为奴隶贵族所独占，成为祭祀、礼仪活动中的礼器、神器。在盛大的祭祀场合，祭坛上陈列起爵、觚、尊、卣等大小错落的各种酒具，盛满酒浆，烹煮好的祭肉从大鼎中取出，盛于小鼎和簋等食器之中，供上帝和祖先神饮馔。那是何等盛大、庄肃、神圣的场面。就在鼓乐齐鸣和一片祈祷声中，刽子手举起刀斧砍向被捆绑的奴隶，顷刻间，断首残肢，鲜血染红了大地。
在那些大墓中，成百上千的青铜器和人间最贵重的各种宝物，是和这些人性、殉人一起埋入地下的。1976年在小屯村宫殿、宗庙区意外地发现的一座较大的贵族墓小屯5号墓，由于不曾被盗掘，还完整地层示着商代贵族地宫的奢华。墓主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她的名字屡见于卜辞，曾主持过王室的祭祀活动和率车征伐四方。妇好墓的形制和规模远不能和那些带墓道的大墓相比，但在墓山至少也有16个殉葬人和6只犬。墓中各种质地的随葬品共有1928件。其小青铜器有468件，而青铜礼器就有210件之多，大都铸行铭文。还有玉石器、象牙器，骨器、陶器等，此外，还有作为货币、代表财富与权势的海贝6880余枚。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品类丰富、齐全，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商代的艺术成就，同时，作为断代的标准器，对于研究中原和各地区商代艺术的发展、衍变，提供了主要的参照。
殷墟商代墓葬的重要发现还有1990年发掘的郭家庄160号墓和2000年发掘的花园庄东地54号墓，都出土了许多重要的青铜礼乐器，有些礼器体量巨大。从墓葬规模和以大量青铜兵器的随葬的情况判断，两墓的墓主人应都是商代高级军事将领。这两座墓葬与妇好墓都未曾被盗掘过。
多元的辉煌
商代青铜器不仪发现于安阳殴墟，在其他地区也多有出土，例如商末重器小臣俞犀尊就是在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山东寿张梁山的，早己流出于国外，其铭文被人们视为书法艺术的典范作品。
50年代以来，商代青铜器在全国各地陆续出土。商文化遗迹遍布于东临大海，西迄甘青，南抵两广，北达辽宁、内蒙古的广大区域范围之内。相距遥远地区的青铜器作品，有看同时代共同的文化特征，又显示着鲜明的地域性特色，其制作水平和艺术成就不逊于商文化中心区安阳殷墟出土的。而1986午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国两个器物坑出土的青铜人像、人头像、神树等器物；1989年发现于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商墓所出包括480余件青铜器在内的近两千件随葬器物，这些惊人的发现，更使人们不能不改变原有的传统观念，重新认识商文化中心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不同地域、方国、民族之间通过各种方式展开的文化艺术交流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影响。多元的文化共同促成了灿烂的古代文明。
在商文化中心地区殴墟以前，商代国都经过多次迁徙。已发现的两座商代早期都城，—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现的郑州商城：一是80年代发现的偃师商城，都还保存着公元前16世纪时期遗存下来的夯中城墙和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群遗迹。郑州商城内外，还发现了铸造铜器和制骨、制陶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青铜器群中有像杜岭方鼎那样的王室重器。它们是殷墟以前商代早期青铜器艺术的代表性作品。
与之时代相近的青铜文化远在江汉平原的湖北黄陂盘龙城也发现了。盘龙城保存有相当于商代早期的城垣遗迹，和在规模上足与郑州、偃师同时期宫殿相匹敌的三座宫殿建筑遗址，在李家嘴2号墓出土的青铜器群，表现出与中原地区同时代作品相似的风格特色。许多迹象表明，盘龙城可能是商王朝在南土拓展的一个重要政治、军事中心。
与殷墟王陵和王室、贵族墓相当的商代大墓也见于山东益都、滕县前掌大、河北蒿城台西等地商代遗址。这些地区都陆续山土过很多商代青铜器，有的器物则表现出北方民族文化因素。益都苏埠屯1号墓是与殷墟王陵相当的大型木椁墓，有四条墓道，殉人48个。出土有象征最高军事权势的镂孔人面纹大钺，冈而被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商王朝封于这一地区的诸侯或方伯。由于其地在商周之际属薄姑氏，因而也有人推测苏埠屯的两座大墓为薄姑氏国君的陵墓。铜钺也发现于河北藁城台西的商代墓葬，其中有一件铁刃铜钺。以铁为刃的铜钺也发现中北京平谷县的商代中期墓葬。铁刃均为以陨铁加热锻成，台西墓葬多有青铜兵器出中，有的还有殉人，说明这一地区可能是商代在北方的军事要地。
南方地区的湖南、江西、安徽、四川等地都发现大量商代青铜器作品，与中原、北方相照映，形成辉煌璀璨的景观。
商代具有雕塑意义的青铜鸟兽尊、体量巨人的乐器铙，很多都出自湖南地区。如体醴陵的象尊、湘潭的豕尊，衡阳、岳阳的牺尊，宁乡的四羊方尊和象纹、虎纹大铙，宁化所出的虎食人卣等作品，都代表着商代青铜器艺术在创意设计和工艺制造上的最高水平。这些作品大都不是发现于墓葬，而是浅埋于山顶或江湖陂岸，可能是举行山川祀典后作为埋祭的礼器。它们与殷墟青铜器在总体时代风格上相一致，但许多作品在造型与纹饰上显示出来的鲜明艺术个性以及它们所反映的宗教、神话内容与礼俗习尚，表明这个地区可能是古代另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青铜器制造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