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克的航行完全出于兴趣，既不是为了贸易，也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满足对科学的好奇心。而且，这些旅行相当具有地理学方面的意义。英国天文学家哈雷研究了金星凌日现象。1769年，他指出，这对确定地球到太阳的距离非常重要。金星凌日只能在南半球观测到，库克正是为了观测这一现象才开始第一次远航的。
当你从地图上观察澳大利亚西海岸，一定会惊讶于沿岸的很多地区大都起着荷兰名字。比如霍格岛、迪门湾、霍特曼堡礁、德维特兰德、纳茨群岛、德克哈特格岛和路文角，等等。我们还可以在最北端找到卡奔塔利亚湾，以及最南端曾被称为范迪门岛的那个岛。这些都不足为奇，因为19世纪中叶，现在我们称为澳大利亚的这个地区，还有一个名字，叫作“新荷兰”。要是荷兰取得了澳大利亚东海岸那些更肥沃的土地，也许现在澳大利亚的名字还是新荷兰。但当你了解到西澳大利亚的海岸线漫长绵延，土地贫瘠，气候等条件也不适宜居住的时候，就会明白，为什么虽然荷兰人探索了这个地区，却不在乎是否占领它了。
虽然荷兰人首先探索了澳大利亚海岸可能伸展到的地区，这并不说明他们就是发现澳大利亚的人。早在1542年，路易斯·洛佩斯·比利亚洛沃斯领导的一支西班牙远征队，奉命在太平洋地区（西班牙势力范围内）继续麦哲伦的探索活动。比利亚洛沃斯发现了波利尼西亚的几处岛屿，又尝试攻取菲律宾群岛，但最后他的舰队不得不返回新西班牙。其中一艘船曾沿着一座叫作新几内亚的岛屿航行，人们认为这座岛是托勒密所认为的，存在于南印度洋神秘的南方大陆的一部分，与火地岛相连，这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1606年，佩德罗·德·奎罗斯奉命出海，带领3艘船到南海去。他发现了新赫布里底群岛，并且相信它是南部大陆的组成部分，所以就将其命名为“澳大利亚的伊斯比里杜圣图”，并且迅速回国，以便取得这个新发现之地的总督职位。奎罗斯手下的一条船与他分开了，船长路易·纳兹托雷斯航行到更西南方的海域，结果发现新澳大利亚并非一块大陆，而是一个岛。他又来到新几内亚，然后沿着南部海岸航行，看到南方还有大陆，因此他越过中间的海峡（海峡以他的名字命名），看到了真正的澳大利亚大陆。据说，同年（1606年），荷兰帆船“杜伊夫根”号也曾沿着新几内亚的南岸和西岸航行了大约1000英里，来到科尔维尔角（就是“再次转弯”的意思），这里很可能就是澳大利亚的西北海岸。17世纪的最初30年，如同当年葡萄牙人耐心探索非洲西岸那样，荷兰人沿着澳大利亚的西海岸悉心考察，结果发现并以荷兰语命名了很多岛屿、海湾和海角。1616年，德克·哈特格发现了一块土地，便以他的船名将其命名为“恩德拉格特”，并且把船停泊过的一处海角以自己的名字命名。1619年，简安·埃德尔斯在西海岸留下了他的名字。三年后，一艘名叫“母狮”号（路文）的船抵达澳大利亚大陆的最西端，现在这里仍然叫作路文角。五年后，即1627年，德·纳茨沿澳洲南岸航行。同年，一位名叫卡朋特的荷兰指挥官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于是以自己的名字为其命名。至今，那个缺口仍然叫作卡奔塔利亚湾。
但更重要的发现是在1642年做出的，发现者是巴达维亚派出的一支远征队，队长是亚伯·塔斯曼，目标是考察这块南部大陆的真实大小。“路文”号和纳茨的探险之后，人们认为，如果托勒密的设想是正确的，澳洲南岸应该向东伸展，而不会向西拐弯。塔斯曼的任务是确定澳洲大陆是否与设想中的位于南美大陆南部的大陆相连。他先是去了毛里求斯，然后来到东南方，比路文角还要往南得多，最终来到南纬43.30°、东经163.50°的地方。他称这里为范迪门兰德，是以巴达维亚的总督的名字命名的。人们猜想这里与德·纳茨发现的土地相连。塔斯曼又向东航行，再次来到开阔海域，这说明新发现的土地并未和南极附近的未知大陆相连。
但是，他很快就遇到了新的土地，也许这里就是他问题的答案。为了纪念荷兰议会，他称其为“斯塔顿兰德”。毫无疑问，这里属于新西兰。塔斯曼仍向东行，但这次更偏北一点，他在太平洋中发现了几座岛屿。最后，在登陆新几内亚之后，他回到了巴达维亚。塔斯曼的发现为人类已有的地理知识带来了跃进；他的发现大幅度缩小了传说中南方未知大陆的面积；他的发现被郑重地记载在阿姆斯特丹新市政厅的石刻世界地图上。荷兰议会下令，在该地图上澳大利亚的西部刻上“新荷兰”字样。当英格兰在威廉三世统治下一度与荷兰合并时，威廉·丹皮尔被派到新荷兰从事进一步的探索。他重新沿着其他荷兰人的航行路线，一路考察了德克哈特格湾到新几内亚，而且，他似乎是第一个注意到袋鼠生活习性的欧洲人。除此之外，他的航行并没有带来多少地理知识。不过，在离开新几内亚海岸的时候，他的船是从新英格兰和新爱尔兰之间穿过的。
荷兰人的探索使得那块位于亚洲大陆东南的巨大陆地成为文明世界全体居民的共同财产。可以这样讲，在库克实现他划时代航行的许多年之前，即1699年，莱缪尔·格利佛（斯威夫特着名的幻想小说里的人物）就从范迪门兰德向西北航行，来到“小人国”，斯威夫特在书中直接提到了“范迪门兰德”这个现实地点，而小人国则可能存在于大澳大利亚湾附近。斯威夫特对现实与想象的有趣结合，说明当时人们对澳大利亚的地理知识的熟悉，这也可以从前文提到的伟大的法国地图学家唐维尔1746年绘制的澳大利亚地图中看出这一点。
西班牙和荷兰的这些发现是寻找香料群岛活动的必然直接结果，这个目标甚至贯穿了我们的研究主题。大部分发现都是由在马来群岛附近（如果不在香料群岛附近的话）探索的船只做出的。但是，18世纪初，探险家们有了新的目标。那时候，世界上几乎所有海岸的大致情况都已被人掌握，葡萄牙人环绕了非洲，西班牙人探索了南美，英国人了解了北美东部的大部分地区，而中美洲则是西班牙的活动范围。欧洲人登上了太平洋中的很多岛屿——虽然没有进行精确勘察，还有美洲西北海岸和亚洲东北岸留有空白，而且托勒密设想中的南部大陆是否存在仍是未解之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块大陆究竟有多大，也是个问题。有趣的是，所有这些关乎海岸地理的问题，都将被一个人解决，他是英国人，名叫詹姆斯·库克，与亨利王子、麦哲伦和塔斯曼一样，他确定了可居住土地的界限。
他的航行完全出于兴趣，既不是为了贸易，也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满足对科学的好奇心。而且，这些旅行相当具有地理学方面的意义。英国天文学家哈雷研究了金星凌日现象。1769年，他指出，这对确定地球到太阳的距离非常重要。金星凌日只能在南半球观测到，库克正是为了观测这一现象才开始第一次远航的。
库克的第一次远航具备双重的有利条件，首先是18世纪初航海仪器的进步，哈德利发明了六分仪，与过去的直角仪（早期航海家不得不使用的一种非常粗糙的指时针）相比，测量太阳的高度变得简单得多。对地理科学而言，更重要的是出现了更加精确的计时法，确定某地的纬度不再那么困难——虽然只要知道不同时间的白昼长度就可以大致推断出来，正如我们在早期历史中看到的希腊地理学研究所做的那样——但是要精确知道当地的纬度则没有那么容易。在早期阶段，只能依靠猜测和保守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