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re formal recognition was soon to come， some of Vincent‘s paintings were exhibited in Brussels in February 1891， and in Paris in March， That April Bernard arranged an exhibition of 16 Van Goghs in a small Paris gallery. From that day to this， an unending succession of shows， books， articles and films have carried the name of Vincent van Gogh to the far corners of the world. Theo’s son， Vincent， lived long enough to see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Rijksmuseum Vincent van Gogh in Amsterdam in 1971， consecratingconsecrate his uncle‘s place as the best-known and best-loved artist of modern times.
凡·高的最后时日
罗伯特·沃尼克
1890年5月17日，凡·高从法国南部来到巴黎。他哥哥西奥多勒斯（西奥）把他接到蒙特马特山脚下比亚尔区自己的新居里。多年来，凡·高不断把自己的油画作品送给哥哥。现在这些画都在西奥的公寓里，有好几十幅，有的挂在墙上，有的摆在地上，把房间挤得满满的。凡·高的这么多作品被集中在一个地方，这还是头一次，看上去真是壮观极了。 那天，看着自己亲手画的作品，凡·高满面喜色，信心十足。西奥的新娘乔听到过许多有关这位小叔子的故事，现在见了，觉得他“肩宽体壮，面色红润，喜气洋洋，整个容貌都给人一种坚定果断的印象。”但没用多久她便察觉到早已存在于凡·高内心的那种预感：这只不过是一闪即逝的欢乐而已。七年前他在给哥哥的一封信里就说过：“我这一生不仅绘画起步晚，而且也没多少年好活了，大概还有六到十年吧。”现在他37岁，觉得生命即将耗尽。 他的创作才华正值峰巅。整整两年来，他专心作画，杰作频出，实为艺术界所罕见。他的朋友土鲁斯--劳特累克曾敦促他到南部古城阿尔勒去，劳特累克相信，那里的明媚阳光和炽烈色彩将能使这位让巴黎艺术家们又惊又恼的荷兰青年摆脱郁郁寡欢、满目感伤的境地。凡·高很快就摆脱了他早期作品中那种抑郁的色调，而掌握了一种以粗犷刚劲的笔触和纯净的对比色为特点的风格。他自称自己以惊人的速度--有时一天不止一幅--画出了一幅又一幅“充满绿黄色”的作品，他曾与自己最推崇的画家高更一起作画，他们相互激励着对方去开拓新的令人陶醉的艺术境地。另外，凡·高在艺术界开始有了名气。当时的著名画家爱德加·德加、土鲁斯·劳特累克、修拉和毕沙罗都向他表示友好和鼓励。著名艺术批评家艾伯特·奥利尔曾这样描写凡·高：“这是一位体魄健壮的真正艺术家，长着一双巨人的野蛮的手，有着疯妇人的神经和神秘主义者的灵魂，富于独创，举世无比。他是惟一以如此浓烈，如此金属般宝石般的色调构想出物体色彩的画家。”
但也正是在阿尔勒，凡·高开始显露出精神病的症状。多年来，对凡·高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一直众说纷纭，有的猜是羊角风和晚期梅毒，又有的说是躁狂抑郁症。不过，近来医学研究人员又争辩说，这位画家患的根本不是精神病，而是美尼尔氏症--这种病的症状是内耳功能失调，从而影响听力和平衡，造成周期性发作的眩晕、恶心、耳聋和耳鸣。不管造成他精神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凡·高反正一直是一个爱走极端的人。他把自己在精神和感情上的忍耐力推到了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以外。在阿尔勒，他不仅白天工作，而且常常夜以继日；三餐无规律，饮食不足，却一加仑一加仑地喝咖啡和苦艾酒，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这些我都承认，”他在给西奥的信中曾这样写道，“不过还有一点也同样是千真万确的：为了得到我去年夏天画出的那种强烈的黄色调，我必须保持紧张兴奋的工作状态。”为了画出那种“黄色调”，他常常在夏日阿尔勒酷暑如蒸的野外一坐就是一整天，“毫无遮掩地坐在烈日里，像蝉一样享受着阳光。”
在继续保持高度兴奋状态的同时，他不时在欣喜和绝望，在强烈的自信和令人窒息的自疑之间徘徊。（研究人员称，在美尼尔氏症所引起的眩晕症状发作的间隔期间经常会出现症状完全消失的情况。）1888年12月23日，他的精神失去平衡，于是导致了那次著名的事件：他把右耳割下一块，寄给一家妓院的一个妓女，信中写着“小心保存此物”。从那以后，他便一直时好时坏，反复无常。画家西涅克在某日去阿尔勒精神病院看望凡·高以后说，他发现凡·高神智完全正常，可他临走的时候凡·高却硬要吞掉一瓶松节油，幸亏被人制止。 到1890年春天凡·高来到西奥家中的时候，西涅克希望，他不会再旧病复发。西涅克想，也许是南方的烈日强光使他焦躁不安，在北方他所熟悉的灰暗的天空下，他会好起来的。 他的朋友毕沙罗推荐了一位叫加歇的大夫。这位大夫本人是位业余画家，曾为许多巴黎画家看过病。加歇住在巴黎以北20英里处奥伊斯河畔的奥维尔，他很愿意为凡·高治疗。于是凡·高搬到奥维尔，在拉武家开的咖啡馆楼上租到了便宜的住房。这里离医生家只有几步之隔。乡村的宁静使他感到愉快。“这里有一种庄重的美，”他在给西奥的信中写道，“是真正的乡村。”奥维尔过去在，现在仍在一座小山上，一边是郁郁葱葱的奥伊斯河谷的秀丽景色，另一边是一望无垠的麦田。
加歇大夫和凡·高从一见面就相互喜欢上了。凡·高发现这位大夫“就像亲生兄弟，我们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十分相似。”加歇是佛兰芒人血统。他像凡·高一样也长着瘦削的脸庞，火红的头发和胡须。凡·高还确信，加歇也有忧郁和精神不稳定的倾向。凡·高为加歇作了两幅肖像，并且说，肖像充满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忧伤感”。那瘦削、哀伤的身形沮丧地歪坐着，一只细长的手托起头部，苍白的脸上轮廓分明、热切的双目周围旋动着蓝色的笔触--上衣以及很像灵魂在飘游的虚无背景也正是用这种笔触勾勒的。
加歇对这两张画的热情，对凡·高是一种新的鼓舞。他以前的肖像画的都是些没文化的人；而加歇家中挂满了别人因前来求医而赠送的塞尚、莫奈和毕沙罗等人的作品。凡·高第一次有了一个可以和他谈论作品的模特。
在奥维尔逗留的71天中，凡·高“着了魔般地作画”，共完成了36幅油画的无数张素描。他作画时的心情时常变化，有时平静，有时又近乎歇斯底里。他画的盛开的花朵，笔触细致紧凑，就像日本版画一样。他画的风景满目凄然，所有景物似乎都有些倾斜。他画的平淡无奇的奥维尔市政厅，为庆祝巴士底日挂上了许多法国三色国旗和彩旗，画面显得十分欢快。他画的古老宁静的教区教堂充满了火山般的力量。他画的加歇19岁的女儿马格里特，身着闪闪发光的白色衣裙坐在钢琴前。他画的老式茅屋，使他回想起昔日在荷兰度过的时光。他还描绘了罂粟花、栗子树、花园和金黄色的麦田。
他的精神状态有了好转。“我感到心情很平静，身体也正常，”他在给妈妈的信中写道，“这儿的医生说，我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这样精神负担便可得以解脱。另外，戒酒后我的画技也有了进步，至少已取得了这些成绩。”他开始筹划未来，想在奥维尔租一幢房子。1890年1月西奥和乔有了孩子，取名文森特。他们带着孩子来看望他的叔叔。凡·高十分高兴，他让孩子看农场里的各种动物，还给他找了个鸟窝。“既然你们好心地让孩子叫我的名字，”他后来写信给西奥说，“但愿他的精神可不要像我这样不安定。”
因为尽管一切都不错，奥维尔也还是没有安宁。就连令人喜爱的小侄子的到来都使凡·高心神不安。这使他想起，多年来他惟一的经济来源就是西奥每次写信时放在信封里的那50法郎钞票。兄弟俩一直把这当作一种投资，希望一旦凡·高功成名就，西奥便能得到优厚的酬报。可是凡·高最近只卖出一幅画，而西奥又增加了妻子和孩子这两个负担。一想到自己成了哥哥的累赘，而哥哥自身的生计也无切实保证，内心十分痛苦。因为，在他写给哥哥的信中便流露出一种新的情绪：“只有站在画架前作画的时候，我才感到有了点生气。这是我所接受并永远不会改变的命运。前景越来越黯淡；我根本看不到幸福的未来。”
凡·高变得十分平静，他以前每次发病前也总是这个样子。七月末，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完全被麦田覆盖的广袤原野迷住了。”几天后，他画出了他所有作品中最饱含痛苦、最易引起情绪波澜的一幅油画“麦田上空的乌鸦”。麦田是由痉挛的黄色斜线条组成的一片纷乱的色块；天空是狂烈的蓝色；红色、绿色的小径通向麦田深处，可都是死路条条。横跨整个画布，乌鸦在成群地飞翔，象征着末日注定来临。在写给西奥的信中，凡·高这样描写他晚期风景画中的一些作品：“我无需特意去表达我的悲伤和极度的孤独感。”
屡犯不鲜的忧郁症紧紧缠住了他。他肯定已觉察到，这种病并非是南方的环境所造成的。他注定会永无休止地反复发病。他很孤独，对自己、对一切事物都失去了信心。在写给西奥的最后一封信里，他写道：“对于绘画，我是拼着性命去干的，我的一半理智已丧失在其中。”
他把信放进衣服口袋中，拿起从拉武那里借来的一支左轮手枪。他走到田野里，用枪对着自己的胸口，扣动扳机，然后倒在了地上。过了一会，他发现自己只是受了伤，便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回家中。因为凡·高没下来吃晚饭，拉武便上楼去看他，发现他正躺在床上。“我想自杀，可没成功。”凡·高说。加歇医生赶紧跑来。他不敢取出子弹，只是让病人静静地吸着烟斗，自己休息--表面看去是这样。接到大夫的紧急通知，西奥于第二天早晨赶到这里，兄弟二人整天都待在一起。西奥抽出点时间给妻子写了封信，他说：“可怜的人，命运没给予他多少东西，他已不存什么幻想。世间的事有时真是太严酷了，他感到十分孤独。我们要是能给他一点活下去的勇气就好了！”
不过凡·高已心灰意冷。“他自己想死，”西奥在后来写给妹妹伊丽莎白的信中写道，“我极力让他相信，我们能治好他，他却回答说’忧愁是无止境的。‘他很平静。他最后的话中有这样一句：’但愿我现在就能归去。‘这果真发生了。不一会，他就找到了他在人间所久觅不得的安宁。”凡·高于1890年7月29日凌晨1点与世长辞。
他的朋友画家埃米利·伯纳德来到奥维尔参加他葬礼。“来的人很多，”伯纳德后来写道，“大部分是画家。还有附近一些喜欢他的人，因为他又善良又有人情味。外面，太阳热得怕人。我们沿着奥维尔那座小山的山坡一边向上攀登，一边谈论着他，谈到他赋予艺术的那种勇往直前的魄力，谈到他一贯呕心沥血的伟大事业，还谈到他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我们来到了墓地，脚下是正在成熟的麦田，头上是或许他仍在爱着的广阔的蓝天。最后，他被安放在墓穴中。”
西奥悲痛万分，患了重病。在他临终前的1891年1月25日他正在荷兰养病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弟弟的画展终于得以举行。画展是由埃米利·伯纳德临时匆匆筹办的。“在这个寒冷的圣诞节，”阿姆斯特丹一家日报《商业汇报》报道说，“一些荷兰人聚集在蒙特一套闲置的公寓的窄小房间里，来欣赏这里的大约100幅作品。人们的热情被一种惋惜之情所冲淡：这些艺术珍品竟是一位过早谢世的艺术家的遗作。”
不久，他的作品便得到了更为正式的承认。1891年2月在布鲁塞尔，3月在巴黎，都举行了凡·高部分作品的画展。同年4月，伯纳德又在巴黎的一家小陈列室中筹展了16幅凡·高的画作。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无以数计的展览、书籍、文章和电影把凡·高的名字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1971年，西奥的儿子文森特在耄耋之年终于目睹了阿姆斯特丹凡·高国家博物馆的落成典礼。博物馆的落成向人们宣布了他的叔父作为现代最著名、最受人爱戴的艺术家的神圣地位。
A Pair of Socks
by William Lyon Phel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