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岁那年，父亲去世了。7岁的时候，母亲再次结婚，于是我成了世界上最幸运的女孩。你知道吗？是我选的爸爸。妈妈和“爸爸”约会一段时间后，我对妈妈说：“他就是我爸爸，我们将接受他。”
我参加了妈妈和爸爸的婚礼，为他们撒花，我一直因此而自豪。有多少人敢说他们参加过父母的婚礼呢（而且是真正地沿着过道走下来）？
父亲为这个家而自豪（两年以后，我家添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好多人对妈妈说：“查理看起来对你的小家伙们感到很满意，很自豪。”那绝不是奉承话。爸爸确实对我们的聪明、诚实和对人们满腔的爱而感到满意和自豪（也包括我那惹人喜爱的微笑）。
我快17岁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爸爸病了。检查了几天，医生仍找不到病因。“如果连我们这些权威人士都找不到病因的话——他一定是健康的。”他们让爸爸回去上班。
第二天，爸爸从班上回到家里，泪流满面。那时我们才知道他得了致命的病。以前，我从没见过父亲哭泣，因此父亲说哭泣是懦弱的表现（与此有着有趣联系的是，我——一个爱激动的十几岁的孩子——会因每一件事而哭泣）。
终于，我们说服了爸爸让他住进了医院。他被确诊患了胰腺癌，医生说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更了解爸爸，我们知道他至少还能陪我们度过3个星期。因为下周是妹妹的生日，3周以后是我的生日。父亲一定会和病魔作斗争的——祈祷上帝给他力量——一直坚持到我们的生日。因为他不愿我们有令人心碎的生日，更不愿将来有这样的回忆。
一个人将要离去的时候，他会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这样一个现实：生活必须继续。父亲十分希望我们能像原来那样生活，无忧无虑。我们要求父亲像以前那样仍然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达成了一致。我继续进行我们的“正常”活动，而父亲是这些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尽管是在医院里。
有一次，在我们日常的探望之后，父亲同病房的病友跟着母亲走到走廊。“你们来的时候查理总是很平静，很积极，我想你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么痛苦。他用所有的力气和忍耐力去掩饰他的苦痛。”
母亲回答道：“我知道他在掩饰，但那是他要做的。他不愿让我们难过，他知道当我们看到他受煎熬时我们会有多么难受。”
母亲节那天，我们带着礼物去了医院。到医院时，父亲已经在门厅里等着我们了（妹妹太小是不允许进父亲的病房的）。我替爸爸买了一件送给妈妈的礼物。在那个属于我们的门厅角落里，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精彩的晚会。
下周是妹妹的生日。父亲的身体已经不能下楼了，所以我们把生日蛋糕、生日礼物带到了医院，在父亲病房的同层楼的接待区里庆贺了一番。
第二周的周末我举行了舞会。按照惯例我们在家里拍了照，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去了医院。是的，我穿着带裙环的长长舞裙穿过了医院（我的这身衣着不适合乘电梯）。当时我真觉得有点尴尬，可当我看到父亲脸上的微笑时，这种感觉消失了。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在等着他可爱的女儿举行第一次舞会。
妹妹每年要参加一次舞蹈演出，演出前一天总要进行彩排。彩排那天是全家人照像的日子。很自然，彩排之后我们去了医院。妹妹身着舞裙缓缓地走过走廊。她为爸爸表演了优美的舞蹈。父亲始终都微笑着——尽管每一个动作的拍击声都会引起头部的剧烈疼痛。
我的生日到了，我们把妹妹偷偷地带到父亲的病房里，因为父亲不能离开病房（当时护士善意地装作看不见）。我们又庆贺了一番，但父亲的身体支持不住了，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抗争。
那天夜里，医院来了电话，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几天以后，父亲离开了我们。
从死亡中所得了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是：生活必须继续。父亲坚决主张不要让生活停下来。就是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关心着我们，爱护着我们，为我们而骄傲。他的最后愿望是什么？那就是葬他的时候，衣袋里要有一张全家人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