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概述
现代文学又称新文学，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产生的有别于古典文学的崭新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以近代的文学改良为先导，以1917年发轫的文学革命为开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取代了古代文学，使中国文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五四”文学革命在“五四”以前几年便开始酝酿，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辛亥革命失败后封建军阀企图复辟帝制，卖国求荣，使国家民族再次处于垂危之中。尊孔谈经等旧文化旧思想又严重阻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西方新思潮影响下，掀起以“开启民智”、反对封建制度和文化为中心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15年创刊，初名《青年杂志》）为重要阵地，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猛烈攻击封建专制主义和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观念，批判儒家学说，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与此同时又掀起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革命运动。文学革命既是中国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外来文学思潮影响的结果，而其直接的背景和动力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作为新文化运动一个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始于1917年，这年的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主张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以白话文为“正宗”，取代文言文。但也初步触及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问题。1917年2月，陈独秀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树起“文学革命”的旗帜。胡适是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谈文学需要改良，陈独秀则是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上主张文学需要革命。他提出了“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三大主义”表现了对封建旧文学的彻底否定精神，但文章对元曲、明清小说等优秀作品也有充分肯定，并非全盘否定古典文学。
继起响应文学革命的还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他们猛烈抨击旧文学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都主张用白话取代文言。
文学革命最显著的一个成果就是白话终于取代了文言，白话成了公认的“国语”。以鲁迅的《狂人日记》和胡适的白话新诗为代表的最早出现的一批用白话写作的作品则是现代文学的最初实绩。
随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深入，由最初的偏重语言形式的改革，逐渐发展为文学观念和文学内容的改革。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接着又发表《平民文学》，从人道主义出发，宣传个性解放思想，提出“为人生的文学”，对“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创作产生过很大影响。李大钊1919年12月写了《什么是新文学》，提出了新文学应当有“宏深的思想、学说、坚信的主义、优美的人生、博爱的精神”，对文学革命内容的认识又有了新进展。
文学革命运动的开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遭到了封建保守派和复古派林纾以及《学衡》《甲寅》派的阻挠和反对，新文学阵营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捍卫了文学革命的成果。
经过文学革命运动，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思想代替了封建专制主义和旧的伦理道德观念；农民、平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人生”而写作的文学观念代替了“文以载道”；形式新颖、言文合一的白话新诗、散文、新小说、话剧，代替了格式陈旧、言文脱离的旧体诗、八股文、章回小说和旧戏曲。凡此种种，都说明一种同旧文学迥然不同的新文学——现代文学出现了。
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的1917年算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止，共有32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可以分为3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17—1927年）通称为“文学革命时期”，又称“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运动的最初几年里就显示出蓬勃的朝气，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各种社团林立，不同思潮蜂起，作家们尝试着运用不同体裁进行创作，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文学革命倡导期，虽然有《新青年》作为理论阵地，后来又有《新潮》、《少年中国》等刊物问世，发表一些新文学作品，但它们都是综合性的刊物，那时尚无纯文学团体出现。1921年开始，情况有了改变。这年的1月，新文学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诞生了，它的发起人包括现代文学史上一批著名的作家，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后来参加的还有朱自清、冰心、王鲁彦等。团体成立后，便把《小说月报》作为会刊，成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园地，后又创办《文学旬刊》、《诗》月刊等刊物，发表大量新文学作品。文学研究会在其成立宣言中提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竖起了“为人生”的旗帜，文学研究会也就成了“人生派”的作家组织。该会成立后，除发表新文学创作外，曾致力于外国文学的介绍，重点介绍了左拉、莫泊桑、萧伯纳、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大力宣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文艺理论，这也成为文学研究会许多作家所信守的创作原则。
继文学研究会后被称为“异军突起”的另一文学团体是创造社，成立于1922年6月。它的主要成员都是留学日本的留学生。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郑伯奇、张资平等。从1922年起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等刊物，创造社早期主张“艺术的本身是无所谓目的”的，被看做是与文学研究会相对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团体，后期创造社则积极倡导革命文学运动。
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大团体外，还有鲁迅主持下成立的语丝社，因1924年创刊的《语丝》周刊而得名，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孙伏园、林语堂、顾颉刚等。《语丝》以发表杂文和散文为主，具有活泼辛辣幽默的特点。未名社也是在鲁迅主持下于1924年筹建的。主要成员有韦素园、李霁野、曹靖华、许钦文、台静农等。1923年组成的新月社也是较有影响的社团。主要成员有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胡适等，后发展为“新月派”，在新诗创作方面成绩突出。在《浅草》社基础上于1925年成立的《沉钟》社，创作与翻译并重，主要成员有陈炜谟、陈翔鹤、冯至、杨晦等。此外，还有高长虹的《狂飙》社、胡山源的《弥洒》社等。除一般的文学团体外，还有专门性的文艺社团，如欧阳予倩、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发起成立的“民众戏剧社”，田汉创办的话剧团体“南国社”，冯雪峰、汪静之等人组织的“湖畔诗社”等。据统计，到1925年止，已出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不下一百余”（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这些文学社团立场不同，主张不同，创作倾向也不同，各自具有独立的特点，因而在各个社团的发展过程中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创作流派。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大主潮外，象征主义、惟美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思潮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些思潮和流派虽然也因主张不同有过争论，但总体看来还是处于自由竞争彼此共存的状态中，这是本时期文学的一大特色。
正因为有了这样众多的文学社团和刊物才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新文学作者。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是鲁迅和郭沫若。鲁迅的小说因表现的深刻和格式的新奇而开辟了小说的新纪元，郭沫若的自由体白话新诗也开了一代诗风。其他如郁达夫、叶绍钧、王统照、冰心、朱自清、周作人、闻一多、徐志摩、田汉等也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里创作出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用他们的创作宣告了旧文学的结束。
第二个时期（1928—1937年）通称“革命文学时期”，又称“左联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变化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通称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早在20年代初期就有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蒋光赤等早期共产党人倡导过“革命文学”。1928年创造社和新成立的太阳社又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出现了一系列宣传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文章，如麦支昂（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蒋光慈的《关于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这些文章都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强调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提出作家要获得阶级意识，要以工农大众为服务对象等。这些主张出现在革命处于低潮，国共两党阶级斗争尖锐时期，对于鼓舞革命斗志，推动文学向革命化方向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由于受到党内“左”倾路线和国际上左倾思潮影响，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当时形势存在着错误的估计，在文学主张中也有不正确的观点。如夸大文艺的作用，忽视文艺特征，片面强调文艺是宣传，轻视生活对文学的重要性，把作家世界观的改变看得过于容易，以及对“五四”新文学否定过多等，特别是对鲁迅、茅盾等作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双方还因此而引发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在论争中，鲁迅在《文艺与革命》、《“醉眼”中的朦胧》《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等文中，针对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错误主张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深刻阐述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强调作家要重视生活，世界观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忽视文艺的特征等，对“左”的错误主张有所纠正。经过争论，在大的原则方向上双方逐渐取得了共识，他们感到有必要联合起来。在党的指示下，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发起人为鲁迅、沈端先（夏衍）、阳翰笙、郁达夫、冯乃超、冯雪峰、郑伯奇。“左联”的成立是本时期的一件大事，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现代文学又跨入了一个新阶段。“左联”成立前后，出版了《招荒者》、《萌芽月刊》、《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作为开展左翼文学运动的阵地。许多盟员参加各种革命团体进行公开或秘密的斗争。这些活动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殷夫等“左联五烈士”还因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左联”很重视理论批评，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组织过“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积极参加文艺界的论争，先后同梁实秋为代表的“人性论”、胡秋源、苏汶为代表的“文艺自由”论等展开论战。因此，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建设和文学批评比上一时期更显活跃。“左联”还组织领导作家的创作活动，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如丁玲、张天翼、柔石等则是左翼作家中的佼佼者，左翼作家中成就最高的是茅盾。“左联”在工作上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因受党内“左”倾路线影响，存在着不顾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外国某些原则和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组织上则存在着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创作上过于强调功利性，导致某些概念化、公式化的出现。
除左翼作家外，本时期还出现了一批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他们较多重视艺术规律，因而创作出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作品。老舍、巴金、曹禺、沈从文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总之，本时期文学是在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复杂和尖锐的时代背景下发展的。左翼文学运动和民主主义作家的文学活动，是本时期文学发展的主要力量，而现实主义则是创作的主流。但某些现代主义的方法和技巧也被作家们尝试运用，还出现了象征派诗歌和新感觉派小说等这样一些现代派的创作。同上一个时期相比，本时期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的作品增多，与之相适应，包涵更大时空容量的长篇小说、多幕剧增多，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等。比起上一时期的创作来，则显示出明显进步。
第三个时期（1937—1949年）通称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全民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由对立到重新合作，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一致抗日，成为时代的主流。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是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主题受到重视，直接描写抗日斗争的作品增多，描写历史上反抗异族侵略的历史题材作品增多，与此相适应，文学的民族传统和民族形式受到重视。其次，由于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同类型的小型作品发达，通俗作品增多，抗战后期大型长篇作品逐渐有所增加。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出现了不同政治区域，即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简称解放区）和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三大部分。文学也就形成了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三种不同区域的文学。虽然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特点，但从进步文学的共同目标上看又有其一致的特点，即继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传统，服务于民族民主革命事业，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时期虽处于抗战与内战的环境中，但文学论争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早在抗战前夕就有“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抗战初期又有关于“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关于“宣传与艺术”的讨论，接着而来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关于“歌颂与暴露”问题的讨论，对《战国策》派的批判，在延安对王实味文艺思想的批判，抗战胜利前后对《主观论》和萧军思想的批判等，可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些论争主要涉及到文艺与政治、艺术及宣传、主观与客观、个性化与大众化等问题，经过论争，明确了许多是非，澄清了一些问题，提高了思想认识，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和简单化倾向，其经验教训有待于认真总结。
这一时期文学就其发展变化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抗战初期（1937．7—1938．10）
抗战爆发后群情振奋，作家们的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投身到为抗战服务的战斗中去，使文艺出现了生气蓬勃的局面。首先表现在戏剧界，上海成立了戏剧界抗敌协会，组成13个救亡演出队，奔赴祖国各地，从事抗战宣传演出活动。接着，全国性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于1938年3月27日成立于汉口。会议选举郭沫若、茅盾、夏衍、冯乃超、胡风、田汉、老舍、巴金等45人为理事，老舍负责总务，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文协”在各地设有分会。创办会刊《抗战文艺》，成为抗战时期文艺创作和活动的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