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年前的燕园里,说起她,几乎无人不识,因为她那些风格别具的诗文,更因为她在为人行事方面颇多怪异之举。她比我低两个年级,有差不多半年,我们只保持着点头之交。当时,文学社能人不少,居然说服校方,拨款给我们打印一些作品集,我和她合出一本散文。我虽然是她的学兄,若纯粹以文章而论,却只能甘居下风。因为集子的事,我和她在一起交往的机会便多起来。她是孤傲的,我提起文学社里几位喜欢鼓噪的才子,她只是嘴角轻蔑地一撇,不以为然地说:“几只毛毛虫,注定成不了大器。”说到功利心很强的某些学生会的干部时,她的评功价则更为严厉:“都是一堆垃圾!老想往上爬,甚至不择手段,真让人恶心!”
很多男生都竭力想接近她,就为了得到惊鸿一瞥,然而,她对他们几乎是不屑一顾。
她独往独来,很少有朋友,异性对她不敢高攀,同性是打心里嫉妒。可想而知,她那居高临下的神气会令她们如芒在背,浑身不舒服。
我毕业后,偶尔还能收到她的信,总是很简短。
文学或者说艺术是比鸦片还鸦片的东西,使人自觉自愿受害终身。我要逃出去,我很想逃出去,可是如果不写,我又能干什么?肉体需要生活,灵魂更需要生活,不写的话,灵魂怎么活?
“对于北大,我久已厌倦。大学是个磨盘,可以把人的一切个性、意志、理想都消磨殆尽。现在,我很想早出‘监牢’,到外面去奋斗出一片天地。其实,我也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幻想,校园的围墙外是另一个磨盘,更大更复杂罢了。”
她毕业不久,就办理出国事宜,却因为一些环节上受阻,迟迟未能成行。她一气之下,便把那份某大报晚班编辑的工作给辞了,干脆报名去参加京城一家时装模特队。以她的身材、容貌、气质,可说是这一行相当出色的人选。然而,很多同学都为她惋惜,认为她甘当高级衣架,这是自毁前程,她本可以顺顺当当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对于这一点,差不多没有人会产生怀疑。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时装模特大奖赛中,我又看见了她,还是那样窈窕,还是那样冷艳,还是那样微微扬起下颌,让人感觉她的高傲,所不同的是,她身着华贵的服装,翩若惊鸿,已没有一丝一毫学生时代的气息。大赛中,她获得了仪表奖第三名。我想,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挫败,以她不肯甘居人下的心性,又怎能忍受自己不是冠军,甚至不是亚军,而是尴尬的季军?果然不出所料,她没有上台领奖。
除此之外,她的消息我是一点全无。北京的那些同学也都说:“这位大侠早就失踪了,也许出了国,也许嫁了人,二者必居其一。”
文学曾教会她如何去感知这个寒凉的世界,但文学并没有教会她怎样去把握多变的人生,这就全靠她的临场发挥了,但愿她能拿到一手好牌。
我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断断续续有十二、三年,其间与不少作者打过交道,然而,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寥寥无几。书桌上总堆着读不完的文稿,我穿过那些方块字布下的迷阵,不难见到他们的真性情。
大约在十五年前,我主持《文学月报》上一个“大学生诗笺”的栏目,就在那时,我认识了她。
单从诗艺的角度看,她的诗还远远未臻成熟之美,但因其浓烈的抒情气息而在大量来稿中独具魅力。于是,我给她发出了采用通知。她显然很高兴自己的诗稿未遭泥牛入海的厄运,在回函中,对我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也给这个栏目提了几条颇具建设性的意见。有意思的是,她一直恭恭敬敬地称我为老师,我也乐得受用。直到有一天她终于知道我比她“老”不了多少。
我原以为你是一位老编辑,至少也已人到中年,所以处处谦卑,没想到你刚跨出大学校门不久,那跟我也谈不上什么‘忘年交’了。
你也许已经看出来,我这人相当细腻。所幸这种细腻多是对爱对美的体会与品味。我爱许多许多人,爱许多许多物,甚至一棵树、一片落叶。我喜欢在精神上深深地与人相恋,与人相知。但现在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真正爱一个人。
“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朋友往往是很淡然的,无需多余的表达,就可给人纯净之至的感受。面对这样的朋友时,我可以敞开胸怀,袒露自己的任何一隅,所以得到一个知己,是我生活中最感幸福的事情。”
她完全是一个艺术气质的女孩,不仅写诗,还画油画,居然代表南开大学挤进了天津的一个画展,而且获得好评。
我自觉比两年前给你写第一封信时成熟多了,起码自己能做自己的主人了。最可庆幸的是,还葆有当初的那份爱的冲动。
“我目睹了许多同伴在精神上的崩溃。她们也是女大学生,正值妙龄,可是心灵却已衰老不堪。因此,当看到我那双依然充满幻想与微笑的眼睛时,她们常常会慨叹不已。或许我真是值得她们羡慕的,我的心依然充满活力。”
她有一首精短的散文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致陌生人
真正的人生,就是埋葬几次真正的爱情。真正地爱过,真正地被抛弃过,这样的女人才算是真正的女人。
我不相信此生的幸福,只相信你将带给我更大的不幸。为了不幸去爱,才是真正的爱;因为爱而不幸,才是真正的不幸。我要深深地涉入爱河,不在乎被溺的危险,也不在乎被劫去什么……
然而,她也并非时时沉湎于爱的梦幻中,现实必然要教给她许多书本之外的知识,因此她偶尔也会对现实生活发表看法。
“你的语气中透露出一种沉重的乐观,我想,这也许是想干点什么又无从干起的青年人共同的语气。在一个不纯洁的环境中维护个人的纯洁,毋宁说这就是一种反抗。这种反抗时时显得过于势单力薄而最终归于顺从,现代人构成坚固的心理机制的许多因素就是以这种顺从为依据的。把方的变成圆的,或根本不变,只是把方的臆想成圆的,其规矩不在,而方圆自成。这世界早已方不方,圆不圆不止一日了。我们这颗敏感的心又怎能做到麻木不仁呢?”
我和她通信的时间长达四年,但始终缘悭一面,后来,她去美国攻读比较文学,在大学洋彼岸,不知她是否还写诗、画画,也不知她是否依然自信豁达,热情似火。在大学中文系里,不乏世故油滑的青年人,但她是一个例外,一个真正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