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安全保障系数明显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家安全状况可以高枕无忧。相反，各种复杂交织的因素不仅使大国间的关系重新调整，也使地区性冲突此起彼伏。这当中，有冷战体制的存留，有传统民族、宗教、地缘的旧账，更多的则是国际经济利益瓜分和新格局构建的“无规则互动”。在未来至少10年左右，很可能在更长时间内，中国在国际上会面临更大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与舆论的压力。经济全球化在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不确定性。由于中国经济迅速起飞及其安全利益在扩展，许多新的国家安全问题正在出现。从长远国家安全利益角度看，中国的保障系数并不算高，被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周边地区冲突的威胁并没完全消除，分裂势力活动的隐患正在显现，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21世纪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施需要进一步从它现今乃至未来所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来加以分析。
一、在国际冲突的大弧上
“9.11”事件之后，美国先后开展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国家的反恐战争，然而到了今天，即“9.11”事件后的5周年，美国的反恐战争越反越恐，正在逐渐演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和以中东为首的伊斯兰教两大宗教文明的大冲突。难怪有人惊呼“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
从阿富汗的中亚到伊拉克的海湾地区，两个多事之地是彼此相连的。而在西亚，巴以、冲突还在僵持中，却在2006年年中又爆发了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事件。从阿富汗往东南看，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对峙依然，因为两国间从边界到宗教的一揽子矛盾没有得到解决。这样，从西亚经中亚到南亚，就形成了一条紧张的动荡链。统观这些连成一片的“局部”，我们不能不惊叹一声：半个亚洲正处在动荡和危机之中！
一个在平静的外表下潜伏着危机的链条，那就是另外半个亚洲--东亚的整个海岸线。从现象说，这一地带目前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动荡，只有局部紧张，似乎不可与动荡不定的另一半亚洲同日而语。但用战略眼光看，这个从朝鲜半岛到孟加拉国湾的重要地带，历来是世界主要力量都力图控制和争夺的地区，仅二战后就曾经发生过著名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旷日持久的局部战争。现在这个地区仍有爆发严重危机的可能，其战略分量决不轻于另半个亚洲。
这里我们所说的“东亚海岸线”，用美国战略家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使用的术语说，就是东亚沿海地区，不过他们话中所包括的范围颇大，“从日本海以南经澳大利亚到孟加拉国湾”的广阔地域。在这条联线上，分散着一些重要战略要地，如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等，日本岛、中国台湾岛和东南亚诸岛构成的所谓“海岛防卫链”。（注解69，“美国防部发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新华网》，2006年2月4日。）
显然，东亚沿海这个链条与西亚到南亚链条在孟加拉国湾相衔接，形成了一个将整个亚洲兜住的大弧圈，用美国战略家的话说，从朝鲜半岛到西亚有一条“大弧线”，上面布满了国际冲突焦点和热点地区，其中一些“无赖国家”（朝鲜、伊朗和叙利亚等）就在这条弧线上。2002年，这些“无赖国家”再次被美国布什总统贴上了“邪恶轴心”的标签。布什用“邪恶”这个概念把3个国家连在“大弧线”的两端，虽然不乏要在“9.11”事件后乘反恐战争之势收拾这些“无赖国家”的打算，更重要的是，从地缘战略角度看，却包藏着控制“大弧圈”的更大战略野心。
面对这样一个高危地带或战略弧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战略态势？国际矛盾和冲突为什么会汇集在这条线上？答案并不复杂，主要是战略位置和战略物质。例如，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从理论上说是典型的民族与宗教冲突，但在美国人眼里却被赋予了浓重的战略色彩。又如当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主要是为了攫取石油；而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发动的海湾战争，则不单为了解放科威特，它更多的是考虑如何确保对中东石油的控制。可以说，中东的战略价值就在于它的石油价值，以色列的优势和幸运正在于它地处中东而不在撒哈拉大沙漠。
同样，中亚因富产石油和天然气而成为世界又一个引人瞩目的地区。加上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难怪有识之士发出预言，美军即使活捉了深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本.拉丹，也决不会从阿富汗撤军。其实，美国捉拿本.拉丹是假，觊觎中亚丰富油气资源和战略位置才是真。美国不禁要控制中亚的能源，还要设法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以便从背后对俄罗斯和中国构成压制。
南亚和印度洋也同样对美国具有战略价值，在现阶段，美国需要该地区保持相对平静。但印巴关系的紧张也有利于美国的另一个目的，那就是给中国造成压力，牵制中国在东部实施国家统一的战略。
再看东亚，由于美国战略调整和反恐行动，这一地区在平静的外表下正酝酿着新的危机。美国在东亚保持屯兵10万的同时，不断在关岛增加尖端武器部署，同时变本加厉地对台湾出售武器，显然有其重大的战略意图。美国的这种行动正在重新造成朝鲜半岛的紧张，而为台湾岛上台独势力助威，则可能引发新的台海危机。
在东南亚，美国在“9.11”后动作频频，它渗透马六甲海峡，设法重返菲律宾军事基地，觊觎离中国不远的属越南领土的金兰湾。但美国采取的任何方式的反恐行动，都将引起该地区穆斯林的关注和反应，而且是反美的反应。其结果是该地区发生动荡，动荡反过来又为美国增加在该地区军事存在寻找顺理成章的口实。
如果把所有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部署和举动加以串联看，一幅地缘战略的地图便赫然惊现在世人的眼前。美国一向看重马六甲海峡和台湾海峡的战略地位，它的盟国日本更视这两个海峡为其经济生命线上的咽喉，必欲竭力协助美国控制而后快。南中国海也是日本的经济生命线，对美国也具重大战略价值。这些又都与石油运输线相关，同时也于东亚地缘政治架构和有关国家地缘战略有直接关系。此外，一向有“东方巴尔干”之称的朝鲜半岛也是美国极为重视的战略要津，美国人在朝鲜半岛的韩国一侧驻军4万，并时时刻刻对朝鲜保持着高度戒备。更重要的是，美国战略家们对中国近些年来经济实力、进而军事实力的显着增强忧心忡忡，担心中国崛起将威胁到美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利益，认为中国将是全球最接近于美国同等级的军事对手，并依据这种判断来调整和制定美国的全球及地区战略。
从“大弧线”上的力量结构来看，力量的不对称性非常明显。美国与两伊之间的不对称，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不对称，印巴两国之间不对称，中美之间不对称，美朝之间更是不对称。在力量对比具有非对称的条件下，冲突双方虽不至于走向大规模战争，但严重的矛盾又使双方都处于对立甚至对抗之中，双边关系紧张，发生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增强。其中，巴以冲突、黎以冲突、印巴冲突，都是一个个显例。眼下，由于美国对在“大弧线”上朝鲜和伊朗两国进行核试持强硬立场，美国和朝鲜、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强。
总之，由于“大弧线”上汇集了具有冷对抗的这两种特性的对立和冲突力量，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这一幅员辽阔的地带都会危机频仍，动荡不定，严重的对抗此起彼伏，谋求和平、安全、稳定和发展则要化费巨大力量。而中国，就在这一国际冲突的大弧线上。
二、“中国威胁论”与围堵中国
东欧和苏联剧变之后，西方世界便把目标集中到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特别重视现存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大的国家──中国。1989年的北京天安门的政治风波加剧了中国和西方的对立。显然，在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里重演类似前苏联、前东欧各国的剧变，是西方多年来不会放弃的终极目标。他们试图在中国实现的两个目的是：首先，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政权以实现其政治利益，即，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将其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并按照西方的民主政体来改造中国。第二，分裂乃至肢解中国，以削弱其广袤的地缘政治优势，使中国在分裂和内战中积弱从而变为西方强权的附庸。这就是西方大国在亚太地区一直在着手实施的“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实质。只要后冷战时期新的国际格局没有完全定型，只要在冷战时期存在的那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架还在不断地被用来解释世界范围的种种新现象、新问题，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仍将继续存在，从而给发展和改善这种关系造成障碍。
1992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在这种背景下，源自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便产生了，并在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盛行开来。“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大的战略压力。树大招风，中国失去了冷战时期美苏两极争霸时期的部分战略空间和主动性。
随着中国崛起，21世纪初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至少发生了以下三个重大的也是必然的历史转变：第一，中国由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国家变成一个迅速崛起，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第二，中国由国际体系的反对者、旁观者变成一个积极参与者和改造者；第三，中国由一个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和偶尔借重的对象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又被借重，同时又加以防范和制约的对象，而印度、东盟等国则成为大国竞相拉拢的对象。由于以上三个角色定位，中国已不可能置身与大国矛盾之外，而越来越成为别人可以利用的矛盾之一。“中国威胁论”正是这种矛盾的体现之一。
面对中国经济起飞和大国的兴起，某些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所处的比较复杂的心态是不难理解的。这些西方大国猛然发现，一个非西方化的具有庞大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不但没有被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没有被肢解介和分裂，它反而变得更加强大，在不久的将来还可能和它们平起平坐。这一点对它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中国威胁论”的出台，正好反映了西方大国对崛起的中国的一种无知和偏见。
“中国威胁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学术界里，它的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在《诸君》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注解70，转引自刘小彪，《“唱衰”中国的背后》，转引自《网络中国E书》，2003年。以下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均出自该权威图书，特此声明。）他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取代前苏联的潜在威胁。当时他的这一观点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直至1992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英美等西方国家才开始了舆论上的随声附和。西方一些人士意识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或许不一定是世界之福，也许是世界之祸。
1992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物《政治研究》秋季号刊登了芒罗题为“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危险来自中国”的文章，并专门就此发表了新闻公报，指出中国将对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构成威胁。
日本《朝日新闻》1992年8月3日报导中提及“中国正在成为破坏亚洲军事均势的不稳定因素”。
印度尼西亚安塔拉通讯社在“中国作为经济军事力量而崛起”的文章中宣传中国军事现代化使东南亚国家感到不安。
1996年，克林顿政府就“建立亚太安全机制”问题致函东盟各国时，声称“中国已有取代前苏联在亚洲构成主要安全威胁的迹象”。
1996年，《华盛顿季刊》（秋季号）中，“东亚新的安全问题议程”一文指出：在东亚安全方面，引起人们极大担忧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实力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增长可能会转变为一种军事实力。
美国已经渗透到了马六甲海峡，眼下正在设法重返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它还在觊觎中国不远的属越南领地的金兰湾。以学术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性影响的有两个人的观点，一个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另一个则是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奇特.布朗的“中国粮荒论”。这两个向世界传递的、带着明显误导的信息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不能持续增长，社会不能保持稳定，中国肯定是世界之祸。一个四分五裂、混乱无序、人口庞大的中国将是世界背不起的包袱。越南难民、几百万波黑难民曾经影响到世界和平与安宁，更何况有着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历史上，中国发生过的内战，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惨烈、次数之频仍，是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中国一旦发生灾难，必然波及到世界，漫流全球的难民潮更将一发不可收拾。上述观点可以将西方人看中国演绎成两种看法：一是你发展起来，就是威胁；二是即使你发展起来了，这一奇迹也是虚假的，最后也会象东欧和苏联那样崩溃。
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达到了极致，并不断发展成较为系统的理论。总括起来，“中国威胁论”大致可以分成军事威胁、经济威胁、政治威胁、文明威胁等4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