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潜在军事威胁来自美国。美国政府出于其全球战略考虑，把中国看成是“假想敌”来加以围堵。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鉴于不愿意看到一个崛起的强大中国，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从军事角度看，美国之所以在亚太地区维持庞大军事存在，除朝鲜问题之外，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针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的。如与美国形成对抗关系，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将受到全面威胁。中美对立将导致美国在亚太合作中进一步强化日美联盟，用日本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大国作用，而中国则失去利用日美联盟矛盾的可能。如果中国在政治上与美国形成对抗，便可能被美国定为主要国际竞争对手。
中美对立也将造成美国加强对中国分裂势力的支持，使中国统一安全受到威胁。美国当局在冷战结束后不断增加对台军售，希望通过提升台湾军备水平，平衡台海两岸军事力量，这样既可防止两岸发生战争，又可阻止中国统一。美国不断增加对台军售，不但长期拖延了中国实现统一大业的设想，而且也有可能加剧两岸军事对抗的局势。美国的军事支持可能使台湾当局误判为美国在中国一旦使用武力统一时必然会介入进行军事干预。这种误判是非常有害的，它可能使台湾当局冒“独立”之大不韪，最终使台海战争无法避免。中美对抗的结果，还将刺激美国加强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分离主义分子，尤其是“藏独”和“东突”分子的支持，从而加剧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难度。
最后，中美对抗也会被其它国家用来增加他们与中国解决矛盾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近些年来虽然不断得到改善，但终归还有许多边界纠纷。中美一旦对抗，美国必然会在这些问题上支持与中国对立的一方。在南沙问题上，美国政府虽然表示采取中立，但实际上，美国舆论是明显支持其它国家的。美国官方的支持往往会强化那些与中国领土或海权有利益矛盾的国家的立场，使矛盾更加复杂化。
冷战后，在中国周边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使中国卷入区域性突的可能大为增加。韩国与朝鲜虽然在1991年底就签署了和解条约，但朝鲜半岛仍是东亚军事力量高度集结的地区，朝韩依然进行着军事对峙。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对立不但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而且双方在核技术竞赛方面越演越烈，这为今后战争升级带来了更大的潜在威胁。如此之多的潜在的、现实的军事对抗和冲突围绕在中国四周，一旦国际战略关系发生逆转，这些冲突便有可能被大国、特别是美国利用来遏制中国。。
而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在观念、实力、策略上都远不能满足新的国家安全要求。实力不足与国际舆论，是两个对中国国家战略安全构成的最大问题。与世界主要对手相比，中国军事力量还不很强。从数量看，中国军队规模庞大，但现代战争武器装备严重不足，大部分坦克、枪炮、飞机和军舰都是多年前从前苏联获得的或按西方模型仿制的，肯定不能与世界最新生产的先进武器装备相匹敌。由于1998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后西方对中国高科技武器的禁运，中国获得西方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一直非常有限。中国从生产一个武器样品、批量生产、试制和实验，一直到武装部队拥有武器，周期相当长。严重的挫折，包括发射导弹时潜艇可能产生爆炸，取消或放慢执行武器计划，缺乏冶金技术专门知识、先进的喷气引擎、雷达、导航和通讯设备等，都在继续阻碍着中国为在军事上达到同俄罗斯和美国真正平起平坐的地位。中国的海军虽然每年都要进行大规模的例行太平洋演习，却远非“远洋”舰队，导弹潜艇力量也将长期落后于俄、美两国。目前，这两个大国正在大批投资开发比以前任何潜艇潜水更深、行驶更快的巨型潜艇（如俄亥俄级、A级）。最后，谈到中国的军费开支，虽然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呈现几何级数增长，但只要中国的国防费用仅及美、俄两个军事超级大国的1/8或左右，中国的军事力量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无法与他们势均力敌的，所以中国是无法指望得到世界每一种高尖端武器，或者说是无法指望应付一场全局性的突发性战争危机的。
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另一个困境是如影随形的国际舆论。冷战结束后，中国成为经济发展最快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现实使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一直十分敏感。自从“中国威胁论”的变种--“中国军事威胁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笼以来至今前后历时10多年，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构成了很大的不利因素。“中国军事威胁论”为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增强军备的口实，使西方发达找到了对台湾出售武器的借口，也为美国阻止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对华出售高端军事技术增加了理由。在保持核威摄上，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在放弃核试验同时又继续保持核防卫能力。而不进行核试验，核武器水平也就提不高。在反核意识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进行核试验难免要承受很大国际舆论压力。几年前日本对中国提出要把日元贷款与核禁试联系起来，就是强大国际舆论起作用的一种表现。而当西方核国家早已以电子模拟来代替核试验时，中国却受到掌握这方面技术的困扰。
中国国防后勤保障技术离开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由于高技术局部战争具有突发性强、时间短和速战速决的特征，所以可利用的战争准备时间和战争进行时间都非常有限。目前，中国军队后勤保障能力还很弱，最主要的运输能力不足。运输能力的主要弱点是空运力量太小。加之中国战略预警系统装备落后，一旦战争爆发，中国所能用于进行战争准备的时间将十分有限，这就更显得中国军队后勤保障的滞后。
最后，冷战结束后建立集体合作安全体系的要求，给中国维护国家军事决策权带来了困难。军事现代化需要进行军事采购和军事科研实验，但冷战后关于增加军事透明度的国际舆论越来越高，要求禁止核试验的国家也越来越多，这些趋势显然都不利于中国的国防现代化。
结语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的断想
本书稿是因应“中国将经历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问题的一次研究，它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21世纪中国经济进行了中长期预测。在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作出详尽研探的基础上，我们概括出本课题一些主要基本结论，它们是：
基本结论之一：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利用引进和改进发达国家的的科技成果，缩短赶超世界强国时间，节省大量费用，从而提高后发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具有“大国优势”。中国资本存量可观，这是21世纪中国经济得以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的的最重要物质基础，而较高的投资率又具有较强的动员资源能力。
基本结论之二：未来一二十年，充分可利用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在产业、职业、地域间的有序流动和转移，将伴随着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而有可能拉动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这一内需大市场由于制度创新、新农村运动、城市化、新消费群、新增长点、新主导产业群等因素，而可能使中国经济存在着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基本结论之三：如果把现在看作第二次起飞的话，那么，中国在其人口老龄化正式到来之前还将有大约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在持续高速增长20年的基础上，中国经济总量将在超过法国和英国的基础上再上层楼，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3，到21世纪中期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2，仅次于美国，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强国。
基本结论之四：中国不会经历严重经济萧条，非但不会，中国经济还将有一个持续高速发展期。然而，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将在浑浊骚扰中推进，中国社会内部深刻的变革也将呈现出多重危机和困境，特别是中国现代化在总体加强社会稳定的同时，必然带来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它所形成的稳定与不稳定互相消长拉锯局面将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阻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21世纪头2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排除台海战争和其它不可预测的国际争端发生的种种可能性，中国经济发展更将始终面临着世界强国特别是头号大国--美国的剧烈竞争和严峻挑战。
基本结论之五：未来，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起飞能否克服重重发展障碍，实现中华民族振兴，关键在于今后几十年中能否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选择可持续发展战略，比较成功和顺利地实现经济起飞。严峻的现实迫使中国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与发展方式，渐进改革，以稳健改革促进长治久安，在长期稳定中求得持续发展，逐步地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除此之外，中国别无选择。
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生产力推进因素的创新，扩大国内外市场，抓好主导产业，发展相关支柱产业，改革国营大中型企业，转变政府职能。至为关键的是，中国未来的大国领先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在世界新一轮知识与信息经济浪潮中抢占先机，在高新科技和高精产业竞争中后来居上，争创优势；取决于关键产业人才的培养；取决于科学研发的投资水平；取决于经济持续增长各领域的持续不断创新。
21世纪的中国要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必须继续实行全方位开放，通过开放，西方发达国家样板作用才可资借鉴，其过程中某些曲折和降落才得以避免。而且由于国际互利互惠格局、互通管道的建立以及传播媒介的畅通发达，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利用国际财富、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以至于设备等都将从过去的期待变为现实。这样，原本只是一种可能的机遇，而在大开放的21世纪里将在中国变成活生生事实。开放也将使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融入全球经济，在参与世界产业结构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中更好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中国经济第二次起飞发展战略目标并没有一个现成仿效模式。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谈到：“绝对有必要’摆脱‘照抄今天西方现代技术和一个世界前西方老技术的错误困境。”（注解76，邓英淘，《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中信出版社，1999年。）在目标实施中，中国能否成为沿用经典发展方式实现高度现代化的一个新的例外？所谓经典发展方式就是，耗用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为基础，以大批量生产的存量型技术为手段，千方百计地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来实现国家的富裕和繁荣。这一经典发展方式曾在20世纪很长一个时期里被视为普遍适用的法则。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里，多数不发达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实行着这一模式，他们片面追求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希望以此早日实现工业化，因为在他们前面的成功者无一例外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正视这种发展方式所带来的严重隐患。然而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这一经典发展方式带来了令人伤心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国家内部贫富悬殊在加深。这就指出了，经典发展方式及其变种--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道路，其内在逻辑使之无法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普遍效尤，因为在这种方式下少数几个硕果仅存的成功者（例如，亚洲“四小龙”）是以该方式下大多数不成功者的存在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