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常要在齐国作乱，但又惧怕齐国的权臣高固、国佐、鲍叔牙和晏婴等人，所以想调四人的兵马讨伐鲁国，借此削弱他们的兵力。孔子听到了这一消息后，就对他的学生们说：“鲁国是我的祖宗的坟墓所在之地，你们是应该去制止他的。”子贡请求前往。
他到了齐国，见到了田常，劝田常说：“您讨伐鲁国，实在是个很大的错误！鲁国是难以攻取的。它的城墙低矮且不坚固，它的土地狭小而不肥沃；鲁国的国君愚蠢而不仁义，它的大臣也虚伪而无用，它的士卒更加厌恶打仗。因此，您不能跟他们作战。您不如去讨伐吴国，吴国的城墙坚固高大，土地宽阔肥沃，兵甲坚利，士卒勇武，而且粮食充足，兵甲财富全部集中在吴国，更加上有贤明的大夫帮助守卫，因此，吴国是很容易攻下来的。”
田常一听，认为是对他的不恭和讥讽，脸色大变，愤怒地说：“您所认为困难的，正是人们认为容易的；您所认为容易的，正是人们认为困难的。您用这样颠倒是非的话来教训我，是为了什么呢？”
子贡说：“我听说：‘忧患在内的，要攻击强者；忧患在外的，要进攻弱者。’如今，您想攻取鲁国而扩大齐国的势力和土地，当然容易取胜。然而打了胜仗，必然导致国君的骄横；攻城掠地，必然会导致大臣的妄自尊大；而进攻鲁国又没有您的功绩在内，这样，您会跟国君日益疏远。这样一来，您派兵进攻鲁国的结果是使君主骄横，使大臣放肆，您想成就大事，不就很难了吗？君主一旦骄横就会恣意妄为，大臣一旦放肆就会争权夺利。您上与国君有了嫌隙，下与大臣有了利害之争，您还想立足于齐国，岂不是很危险吗？所以我说，您不如去讨伐吴国，讨伐吴国不能获胜，官员和士兵死在国外，国内空虚。这样，上边没有大臣是您的对手，下边没有百姓官员指责您的过失。这样一来，孤立国君、把持齐国大权的，恐怕就只有您了。”
田常听了以后，恍然大悟，说：“很好！您说得实在有道理。可是，齐国进攻鲁国的军队已经出发了。我如果让他们中途改变方向。去进攻吴国，恐怕大臣们会对我有所怀疑。”子贡说：“这个好办。您暂且按兵不动，让我去拜见吴王，让他救鲁伐齐，您再因此而派兵抵抗吴国。”田常同意了他的计策，于是派子贡去南方会见吴王。
子贡对吴王说，“我听说，王者有德，世代相延，想建立霸业，就不允许有强大的对手。千钧之重，如果加上一铢这样轻微的份量，秤砣就会倾斜。如今，拥有万乘之众的齐国，企图私自夺取有着千乘兵车的鲁国，与吴国争强。我私下为大王您担忧啊！况且，据我所知，解救鲁国，就会名扬天下；讨伐齐国，又有大利可图，可以帮助泗水流域的诸侯抵制和消灭残暴的齐国，使强大的晋国屈服，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好处了。名义上是保全了危在旦夕的鲁国，实际上是困住了强大的齐国，一个聪明人对此是不会犹豫不决的。”
吴王听了这番话后说：“很好！但是我曾经与越国作战，将他围困在会稽。越王正在苦其心志，休养士卒，对我有报复之心。您等我讨伐完了越国之后再听从您的计策吧！”子贡说：“越国的力量不如鲁国，越国更不如齐国强大。大王放弃齐国而进攻越国，那么，齐国就会趁机把鲁国吞并了。况且大王正好可以用保存将亡之国、接续将绝之嗣的做法来树立自己的名声。如果讨伐小小的越国而畏惧强大的齐国，这算不上勇敢。勇敢的人是不逃避困难的；讲仁义的人不会使人因穷困而毁约背盟；聪明人不会坐失良机。如今，您应当保存越国以向诸侯显示您的仁义胸怀，解救鲁国，讨伐齐国，向各诸侯国施加压力，进行威胁。这样一来，各个诸侯国必然会竞相归顺吴国。您的霸业就可以成功了。如果大王真的仇恨越国，我请求东去，面见越王，让他出兵，跟随大王讨伐齐国。这样做名义上是跟随诸侯国去讨伐齐国，而实际上是使越国空虚了。”
吴王听了当然十分高兴，就派子贡前往越国。子贡见到越王说：“如今我劝说吴王助鲁伐齐。吴王虽然有出兵的意思，但又害怕越国趁其空虚而偷袭，声言说：‘等我讨伐完了越国再去。’如果这样，攻取越国就是必然的事情了。再说，没有报复别人之心，却让人产生怀疑，这是十分愚蠢的；有报复别人之心，而被人知道，这就太危险了；事情尚未成功，就走漏了消息，这就更危险了。这三种情形，对于图谋大事者来说，都是大忌呀！”
越王勾践向子贡叩拜说：“我曾经自不量力，跟吴国作战，被困在会稽。对此我痛之入骨。我只想和吴王先后死去，这就是我的心愿啊！”子贡说：“吴王为人凶猛残暴，大臣们都不堪忍受。吴国因为屡次发动战争而凋敝，士兵们无法忍受，百姓也都怨声载道。吴国的太宰做事，顺从吴王的过错，以图保住一己之利。这都是败亡之道啊！如今，大王您发兵去帮助他，以激起他称霸诸侯的野心；赠送重金使他高兴；用谦卑的词句表示对他的顺从，他一定会去讨伐齐国。如果他讨伐齐国没有取得成功，那是大王您的福气。如果他战胜了齐国，必然发兵威逼晋国。到那时，我就请求到北面去见晋国国君，让他与诸候一起攻打吴国，吴国必然被削弱。吴国的精锐部队都在讨伐齐国，他的大军对付晋国，这时大王趁机进攻吴国，就一定会灭掉吴国。”
越王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子贡离开越国，回去向吴王报告说：“我恭敬地把大王的话告诉了越王。越王十分恐惧，他说：‘我十分不幸，从小便失去了父亲，又不自量，得罪了吴王，导致军队被打败，自己受辱。栖身于会稽，国家变成了荒原。靠吴王的恩赐，我才没有失去宗庙社稷。如此的大恩大德，我到死都不敢忘，哪里还敢图谋不轨呢？’”五天后，越王派大夫仲到了吴国，仲磕头参拜以后，对吴王说：“东海的卑贱臣子勾践的使臣仲，拜见大王，并问候各位大臣。如今，大王将兴大义，驱除强暴，解救弱者，讨伐残暴的齐国，安抚周天子的宗室。我请求国内士卒30人全部随从大王出征。勾践请求亲自披坚执锐，作为先锋，首先迎受敌人的箭矢，因此，特派贱臣文种，供奉先人所缴获的盔甲20套，还有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作为军中将士的装备之用。”吴王大喜。把这件事告诉了子贡，说：“越王想亲自跟随我去讨伐齐国，这样可以吗？”子贡说：“不行啊！让人家国内空虚，将人家的军队全部调动，还让人家的国君跟随您去作战，这太不仗义了。您可以接受他的礼物，答应他的军队随您出征，但要谢绝他的国君跟随您出征。”吴王答应了，谢绝了越王的要求，于是出兵讨伐齐国。
子贡离开吴国到了晋国，对晋国的国君说：“我听说吴国跟齐国就要交战，如果齐国打败了吴国，越国必然会随之大乱；如果吴国打败了齐国，吴国必将进攻晋国。”晋国国君大惊，问道：“这怎么办呢？”子贡说：“修造武器，休养士卒，做好与吴国打仗的准备。”晋国国君同意了。
子贡离开晋国，回到了鲁国。吴国果然与齐国军队在艾陵会战，打败了齐军；然后果然兵临晋国，与晋国的军队在黄池相遇。晋国军队向吴军发动攻击，打败了吴军。越王听到了这一消息，发兵袭击吴国，离城七里扎下营寨。吴王离开晋国返回吴国，跟越国的军队在五湖交战，连打三仗，都没有取胜。吴国的城门失守了，国家被灭亡了。子贡出使，保全了鲁国，使齐国混乱，使吴国灭亡，使晋国强盛，使越国称霸。
在这件事当中，当事人完全是用欺骗的手段来推行自己的主张的。这完全是阴谋家所做的事，跟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没有什么两样。子贡是圣人的高徒，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必定是战国时代的说客伪托，司马迁好奇，因此才把它写进了《史记》。苏东坡说：“我看《左传》，齐国讨伐鲁国，是由于季姬激怒了悼公，而不是田常引发的。吴国讨伐齐国，是由于悼公反复无常，而不是子贡从中引发的。司马迁的记载，都不真实。”明代文学家茅坤也认为，子贡救鲁一事，肯定是当时阴谋家杜撰的，《史记》中所记载的，已经失去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春秋记事本末》当中，有许多奇谋良策，至于是非真伪，也不必深究了。这些话立论十分巧妙，入情入理，正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而子贡也堪称能言善辩了。
政治和道德
政治与道德应该是什么关系？也许有人认为道德应该服从政治，也许有人认为政治应该服从道德。其实。二者的关系可以套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明，即没有政治保障的道德是不可靠的，没有道德基础的政治是没有合法性的。
春秋战国时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思想十分“解放”。前无古人的各种做法和观点可谓层出不穷，独立高标者有之，以无耻为荣者亦有之。纵横家苏秦的言论在当时是颇具代表性的。
苏秦对燕王说：“请您允许我今天借此机会与您谈话。如果我能够像曾参那样孝敬父母，像尾生那样严守信义，像伯夷那样清正廉洁，即使有人诽谤诬陷我，我是否可以问心无愧了呢？”燕王说：“可以了。”苏秦紧接着问道：“如果我仅凭着守信义、讲孝道、清正廉洁这三条替您做事，您看是否可以了呢？”燕王说：“足够了。”苏秦说：“如果您认为这就足够了，那我恐怕不能为您做事了。如果像曾参那样讲孝道，怎能离开父母呢？这对国家是没有用处的；我如果像尾生那样守信义，就无法使用计谋，这同样对国家没有用处；如果像伯夷那样廉洁，就无法出任政事，这对国家也没用处。因此，我认为讲信义的人是不能飞黄腾达的，讲仁义的君主也不能称霸诸侯。”燕王听了苏秦的话觉得十分不理解，问道：“照你说来，难道不能讲信义吗？”苏秦回答说：“当然不能够！人讲信义就不能通达事理，国家讲仁义就不能进行统治。信义是用来修身养性的，而不能用来为别人做事。讲信义是一种保守复旧的方法，而不是进取向上的方法。三王之所以更替，五霸之所以变更，都是因为不墨守陈规。我是一个敢于进取、积极有为的人，也不愿替无所作为的君主做事。如果大王不愿听信我的话，我宁愿告辞回东周的家中耕种务农，不愿同一般的人一样，不求进取，辱没了大王的宫廷。”
燕王对苏秦的话仍然感到疑惑不解，问道：“难道真的不能用您所说的古代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吗？”苏秦干脆说：“如果可以的话，楚国的疆土就一定不会超出沮水和漳水，秦国的国土也不会超出那狭小的商于之地，齐国的疆域肯定不会超出吕隧，燕国国土就不会超出夏屋山与勾注山，晋国的疆域也不会超出太行山。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开疆拓土，都是因为不墨守陈规而积极进取的缘故。”
看了上面的事例，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掌握一国之权的燕王像个书生，而苏秦倒像一个政治家。苏秦不守陈规，不用新规，一切以实用为准绳，正所谓有奶便是娘，是个十足的流氓无产者。
以臣代君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样的俗语，具有很强的革命性。能够解放人们的思想，帮助人们打破君权神授的迷信观念。皇帝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万年不变的江山。周朝再长也不过700年，中间还有一多半是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天子跟着诸侯的屁股转。至于别的朝代，就更不用说了，有的甚至几十年一换，十几年一换，走马灯一般，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天地玄黄，周而复始，这皇帝大运说不定哪天就会转到我家。别看今天我家族寒微，祖坟上连青草都不长，说不定哪天时来运转，就冒出一个文臣武将，乃至开国皇帝。
如果睁开眼看看历史，实在令那些想做皇帝的人伤心。且不说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史并无多少朝代，就是改朝换代，也多发生在封建贵族内部。以平民出身靠武装起义而做皇帝的人，屈指算来，也只有那么几个。看来，皇帝梦是无法圆的，也只是借此过过口头上的瘾。像鲁迅小说里的阿Q那样，大喊“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儿子将来也比人家阔多了，来吓唬一下老爷、太太或是王胡、小D们，过一把精神胜利的瘾而已。而实际上呢，现世的某些当权者似乎并不为这空洞的恫吓所吓倒，也不考虑那么长远，并不想为自己的子孙留条后路，还是一如既往地压迫百姓。百姓的口头瘾显得多么软弱无力啊！
不过，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样的俗语是劳动人民对历史的总结也好，说是他们的革命理想也好，说表现了他们的反抗意识也好，或是说反映了小农意识中的平均主义幻想也好，总而言之，中国历史变动无方的朝代更迭，确实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历史依据。皇帝不多，官僚却是不少，因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不是一种幻想，很多人都有实现的机会。皇帝当不上，退而求其次也满可以了。你能说劳动人民的智慧不可靠吗？
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想探讨谁由平民当上了皇帝，当上了文臣武将，或是怎样当上了皇帝、文臣武将，以此去鼓动那些妄想狂们干蠢事。我们只想看看一些著名的由臣子取代君王的历史事件，从中总结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
在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以臣代君的历史事件有三个，一是鲁国的“三分公室”，一是晋国的“三家分晋”，一是齐国的“田氏代齐”。
鲁国是孔子的故乡，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生活的这七十多年间，正是春秋的晚期，也是鲁国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分公室”的时代。孔子的一生正与这一历史时期有关，所以孔子才会发生“礼崩乐坏”的慨叹，才会提出“悠悠万世，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理想。
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这“三桓”的出现，有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鲁桓公有许多儿子，他死后由儿子鲁庄公即位。公元前662年，做了三十多年国君的鲁庄公病危。他的许多兄弟都想争位，尤其是异母弟庆父，蓄谋已久，这次更认为良机已到。他私藏兵器，遍结死党，本打算刺杀庄公，正赶上庄公病危，也就暂缓行动。庆父派他的死党、胞弟叔牙先到庄公那里，假意探视病情，实是侦察情况。庄公也知他并非只为探病而来，就故意问他：“我已病人膏肓，无药可救了，我死之后，由谁来继承君位呢？”叔牙竟毫不避讳地说：“兄死弟及，自古如此。庆父是您弟弟，德才兼备，是最合适的继承人，您还犹豫什么呢？”
庄公敏锐地觉察到他的篡权阴谋，立即召见他的另一个弟弟季友商量。季友对庄公十分忠诚，一听庄公介绍完情况，马上就说：“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他对你说这样的话，是公然的挑衅，他们马上就要动手作乱了，若不及时处置，后果不堪设想。”庄公全权委托季友办理，季友立刻逮捕了叔牙，将其斩首。但由于宗法观念太重，顾及所谓的亲情，明知叔牙为庆父所指使，竟未追查，由此种下了祸根。
鲁庄公死后，季友立庄公的儿子公子般即位。不到两个月。庆父居然急不可耐，指使一名马夫刺杀了公子般，然后又嫁祸于这名马夫，将其杀死灭口。随后，庆父与庄公的夫人哀姜合谋，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开为国君。季友在公子般被刺杀时看到无法在鲁国呆下去，就逃到了陈国。公子开即位只过了一年多，因为庆父急于做国君，竟又派人杀死了公子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