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善于抓住机会的人是很多的，有的人只因抓住了一次机会，就一举成名，“脱颖而出”了。
公元前258年（秦昭襄王四十九年），秦将白起带兵围困赵国的国都邯郸，情况十分危机，城中简直“易子而食”，“以骨为柴”，赵王就派平原君去向楚国求救。平原君的门下有几千门客，但要想从中找出二十个合适的外交人员，真还不容易。平原君找来找去，只找了十九个文武全才的人，要想找第二十个，怎么也想不出来。这时候，有一个叫毛遂的人向平原君自我推荐，说他愿跟平原君一起出使楚国。
平原君不相信毛遂，就对他说：“有才能的人生活在世上，好比锥子放在口袋里，那锥子尖立刻就透露出来。现在先生在我的门下已经三年了，我身边的人对您没有什么称道，我也没有听说什么，这表明先生没有什么能力。先生不行啊，您还是留下吧！”毛遂说：“我今天才请您把我搁在口袋里呀！要是您早把我搁在口袋里，我早就像一个谷穗子一样露出来了，何止仅露出一个小小的尖呢？”平原君见他态度坚决，也只好让他同行。其余的十九人则不断对他冷嘲热讽。
平原君来到楚国，同楚王谈论联合抗秦的事。从太阳刚一出来一直谈到太阳正午，毫无结果。这时，毛遂按剑登上了台阶，进了大殿，跟平原君说：“联合抗秦的利害，两句话就决定了。从日出说到日中，还未说出个道理来，是怎么搞的呢？”楚王大怒道：“还不下去，我跟你的主人谈话，你算干什么的！”
毛遂按剑走上前说：“大王所以敢怒斥我，无非是仗着楚国的人多。
现在十步以内，大王的人再多，也没有用！现在大王的性命操在我的手中。在我的主人面前，你喝斥什么？再者，我听说商汤凭借七十里的土地而统有了天下，周文王依靠百里的土地而臣服诸侯。难道他们靠的是土多人众吗？其根本原因是他们能够审时度势，发扬威力啊！而今楚国领土五千里，武装百万兵，这是大王称霸的资本啊！凭现在楚国的强大，天下是没有对手的。白起不过是个小小的奴才罢了，可白起率领几万人，头一仗就拿下了楚国的郢都，第二仗就火烧了楚国先王的坟墓夷陵，第三仗就凌辱了大王的先人，这种百世之仇，连我们赵国都引以为耻，而大王却无羞耻之心！联合抗秦为的是楚国，难道为的是我们赵国吗？你为什么要在我的主人面前喝斥我呢？”
楚王听到这里，真是汗流浃背，对毛遂说：“先生教导得很对，我决心郑重地以整个国家来从命。”毛遂又问道：“联合抗秦决定了吗？”
楚王说：“决定了！决定了！”于是，毛遂就让楚王的侍臣们拿来了鸡、狗、马的血，毛遂捧着盛血的铜盘跪在楚王面前说：“大王先来歃血盟誓，其次是我的主人，再其次是我。”于是，楚国与赵国歃血盟誓。
在回到赵国以后，平原君说：“我赵胜再也不敢以眼来观天下士人了！”于是，把毛遂待为上宾。
这是成语典故“毛遂自荐”、“脱颖而出”的由来，也是善于抓住时机，勇敢创造的成功的典范。
但在中国历史上，正面成功的事例似乎不如反面成功的事例多，尤其在宫廷的太监之中，他们更善于寻找机会，获取权力。
太监是一群极为特殊的人，他们是“刑余之人”，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大有作用的广阔环境，因此，他们只能在宫廷里活动，就像厕所里的蛆虫一样，不断地蠕动爬行，别看其行不速，但因“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权力的中心地带稍加翻动，就能掀起滔天的巨浪。又由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取得信任和获取权力的方式往往与正常人不同，他们是随时随地地窥伺时机，见缝插针。
北宋时期的宋真宗有一位刘皇后，此人生性颖悟，通晓诗书，对历史的治乱成败颇有研究，因此，宋真宗对她很敬重，遇事也常常同她商量。真宗晚年多病，许多政事就委托刘皇后处理，刘皇后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但是，她一生未曾生下一个儿子，正在为此事着急的时候，李宸妃生了一个儿子，刘皇后就派人把这孩子抱来，说是自己所生，并告诉李宸妃，说她生的儿子生病死了。李宸妃地位低下，惧怕刘皇后的权势，不敢过问。
刘皇后把李宸妃的儿子立为皇子，后来即位，是为宋仁宗。宋仁宗起初并不知道自己是李宸妃所生，就对刘太后十分尊敬和孝顺，就是刘太后干政，他也能容忍。在李宸妃死时，刘太后居然要用一般妃子的规格去埋葬她。这时，宰相吕夷简出面干预了，他知道，仁宗迟早会知道李宸妃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此时替李宸妃说话，将来仁宗一定会感激自己的。
吕夷简问刘太后说：“听说宫中有妃子病逝了，怎么没听说有治丧的内旨发出来呢？”刘太后不高兴地说：“宰相也干预宫中的事吗？”吕夷简态度很坚决，他说：“臣待职宰相，事无大小，都得闻知参予！”
刘太后不愿跟他多说，便拉着仁宗退朝回去了。后来，刘太后心里不踏实，就单独把吕夷简召进宫来问道：“李宸妃不过是个一般的宫妃，你为什么要用厚礼去葬她呢？”吕夷简意味深长地说：“她可不是一般的宫妃啊！”这话把刘太后说得心里发毛，遂命人按吕夷简所奏，厚礼安葬了李宸妃。
刘太后死后，燕王告诉了仁宗的身世，仁宗才知自己为李宸妃所生，不禁号啕大哭，竟连续几日不上朝。后尊李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对刘太后深恨不已。
对刘太后之恨，仁宗便迁怒到她所使用的大臣上来，有一天一次就罢免了张煮、夏竦、陈尧佐、范雍、赵稹、晏殊、钱惟演七个人的官，回到后宫，还恨恨不休，对郭皇后说：“这些人阿附巴结刘太后，在同宰相吕夷简商量了以后，一下子就都罢了他们的官，总算出了我一口恶气！”谁知郭皇后也不是个懦弱无知的人物，对于朝政，她也十分了解，她“哼”了一声，对仁宗说：“难道吕夷简就没有阿附过刘太后吗？”仁宗一听，即刻下旨，免了吕夷简的宰相职务。
吕夷简本以为罢官风潮已经过去，自己已逃过了这一关，没想到罢官的诏书竟送到了自己的家里，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毛病出在哪里，就托宫中的宦官阎文应打听。
阎文应是开封人，因他善于见风使舵，不断升迁，到仁宗时，已升为内副都知。经过详细的了解，阎文应终于知道吕夷简遭免是郭皇后所致，于是，两人合谋，想寻找时机废掉郭皇后。
吕夷简事先做的铺垫工作果然有成效，经过一番活动，仁宗觉得吕夷简为自己母亲的葬礼出了力，也算为自己争了一些面子，就又恢复了他的宰相职位。吕夷简大权在握之后，便进一步同阎文应勾结，要把郭皇后废掉。
恰在这时，宋仁宗的妻妾之间发生了一场冲突，被阎文应及时地利用了。当时，宋仁宗最宠爱的妃子有两个，一个是杨美人，一个是尚美人，两人相互争宠，但同时又联合起来对付郭皇后，生怕郭皇后专宠，让仁宗弃了她们两人，因此，杨美人、尚美人和郭皇后的矛盾就越来越深。郭皇后又是个好强斗胜之人，不甘于被两个美人分宠，就经常训斥她们。一次，郭皇后当着仁宗的面训斥尚美人，尚美人见仁宗在场，就有恃无恐地顶撞了她几句。郭皇后怒火上冲，一巴掌打在了尚美人的脸上。尚美人不敢还手，连哭带喊地跑到仁宗的背后躲避，郭皇后紧追不舍，竟一巴掌打在了仁宗的脖子上，留下了几条血印。这下子惹恼了仁宗，也吓坏了郭皇后。但事已至此，郭皇后只好赔罪，但仁宗仍拂袖而去。
阎文应看到了这件事，觉得捞权的机会到了，若能废了郭皇后，再立一位新皇后，哪有不受宠信的道理？他从一旁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郭皇后的坏处，弄得仁宗更加气恼，决定废掉郭皇后。但仁宗生性谨慎怕事，胆小懦弱，他担心随便废立皇后会引起大臣的不满，就问阎文应该怎么办？阎文应一听，正中下怀，对仁宗说：“陛下圣明，虑事周密，这本是陛下的家事，朝臣不应干涉，但陛下愿意交给朝臣讨论，实在是英明仁厚之举。不过，像您脖子上被打了几条血印这种事，恐怕不好当众展看。陛下可把宰相吕夷简召进宫来，让他验看，他若没有异议，其他朝官就不会阻拦了。”
宋仁宗像仁宗觉得阎文应说得很有道理，就把吕夷简召进宫来，吕夷简早由阎文应告知，一见仁宗脖子上的血痕，当即显出痛心疾首之状，而且引经据典，大谈君臣之道，极力主张废掉郭皇后，并建议谁不同意废掉郭皇后，谁就是不通君臣大义，就坚决罢掉谁的官。在吕夷简的大力支持下，仁宗顺利地废掉了郭皇后。
郭皇后被废以后，阎文应不仅得到了皇帝的进一步信任，后宫的嫔妃也都对他倍感敬畏，尚美人和杨美人也对他感激不尽。只是两位美人生性轻薄，郭皇后被废以后，两人更加肆无忌惮，日夜纠缠不休，弄得仁宗沉溺酒色，有时连早朝都不上，后来干脆病倒在床。于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都说杨美人、尚美人淫荡成性，妖害君主。
阎文应见显示自己忠心、取得皇上信任的时机又来了，就三番五次地劝仁宗要保重身体，弃绝两位美人。仁宗听得烦了，就顺口说了一句：
“好吧！”阎文应一听，即刻来到两位美人居住的地方，喝令小太监把两位美人强行拉上车子，推出宫外。两位美人哭泣求情，阎文应口称是奉了皇上的旨意，无人敢违。杨美人还想再见皇上，阎文应骂道：“你们这两个宫廷奴婢，别再痴心妄想了，赶快出宫去吧！”
第二天，阎文应向仁宗汇报了这件事，仁宗瞠目结舌，不知以对。但他总不能再让人把两位美人请回来，只好承认这种现实，诏令她俩做了尼姑。
仁宗的身体好转后，越发觉得阎文应忠心，朝廷内外也都交口称誉阎文应是一位公忠体国的宦官。
自两位美人被逐以后，仁宗又想念起废后郭氏来，大有再复立郭氏做皇后之意。阎文应听了，十分担心，恐怕郭氏复立后对自己不利，就想寻机害死她。正巧郭氏偶染小病，阎文应就胁迫医生，故意错开药方，使郭氏的病越来越重，终于致死。医生深知其中利害，当然绝不敢说。
阎文应害死郭皇后以后，在宫廷之中自然独霸了天下，上下莫不畏之如虎，其权势之大，可以想见。阎文应得意忘形，经常以权谋私，并专权害人，逐渐引起了部分正直大臣的不满，在大臣们的压力下，仁宗不得不将他贬为外官，后死于相州任所。
阎文应的专权过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他没有刻意的追求，没有惊人的壮举，但当机会来时，他就见缝插针，顺水推舟，积极利用矛盾，蛊惑别人，表现自己，一步步地走向了权力的顶峰。当然，他的不正当的手段和他的卑鄙的作为是不足取的，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宫廷这一特殊环境里，太监是怎样取得权力的。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宦官屡屡专权。其致权之术是多种多样的，但见缝插针、顺水推舟，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采取什么样的进取策略。在什么样的人际关系中采取什么样的处世方针，既能审时度势，又能顺时应世，既要有耐心的等待，又要有积极的进取，应当是明智之人所采取的明智之举，古人的所谓的“与世推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壮烈之士固然是应当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是殉道者，是为理想与信念而捐躯的志士，他们的作用是激励后人。且不管他们所信奉的东西是否合理，就他们能为信念而献身这一点来讲，就足可称道。但是，要实现一种理想，仅靠这种精神是不够的，真正具有实践价值的，是把努力、创造、等待、寻找和时机有机地结合起来！
赵匡胤的权术
权是什么，在封建专制社会，权是财富，是尊严，是欲望的满足，是为所欲为，是一切。因而，在纵观中国历史之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好像要改一改，应是“人为权死，鸟为食亡”。老百姓很难得权，就把财当做人生的目的了，其实，有财并不一定能有权，有权则可以有财，所以，“人为权亡”才最贴切。因而，怎样抓权，怎样保权，一直是中国帝王的恒久课题。但权术再高明，经验再丰富，也逃脱不了封建王朝的必然规律：那就是播下龙种，生出跳蚤。老子可能是英雄，儿子未必是好汉；开国者也许是人杰，后继者就可能是人渣。更何况老子未必是好汉，开国者也不一定是人杰呢？
权者，把柄也。有了把柄固然有操纵之便利，但要被操纵者顺从，就要为人着想，尽量克制一己之私欲。因此，得民心者，其权自生；失民心者，有权不保！
赵匡胤即宋太祖，是宋朝的开国皇帝。据说，赵匡胤出生之时，有红光绕室闪烁，有异香盈室，经久不散，赵匡胤也体罩金光，三日不变。
但无论后人怎样附会，他还是人，还是肉胎俗种。
赵匡胤像赵匡胤生于公元927年（唐天成二年），祖籍涿郡，其父赵弘殷，是后周的一员高级将领。虽然如此，赵匡胤也只能读上几年的书，无力继续深造，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遗憾，因为赵匡胤本不喜欢“子曰诗云”，倒是极爱枪棒，又兼生就力大无比，在不经意间就学了一身武艺。在二十一岁时娶妻，因见跟着父亲仕途无望，就决心独闯天下。
关于赵匡胤的传说是很多的。在明代小说“三言二拍”中，就有《宋太祖千里送京娘》一篇，描述他如何急人之难，又如何仗义疏色，以至弄得京娘最后羞愧自杀，让后人读后往往产生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据说赵匡胤力气很大，而且皮坚肉厚。一次，他骑马穿过城门，没想到马忽然颠狂，在狂奔中将他掀起，赵匡胤的头撞在城门的拱顶上，撞下马来。别人以为赵匡胤已经脑浆迸裂了，可他从地上爬起来，追上奔马，一跃而上。有一次，赵匡胤看见一群麻雀在地上吃食，他猛扑过去，想捉住麻雀，没想到用力过猛，一下子撞到屋墙上，连屋子也给撞塌了。
人说赵匡胤有金甲神护身，遇难不死，其实无非身强力壮兼会武功而已。
赵匡胤到处投亲告友，屡屡令他失望，以至囊空如洗，与人赌钱，被流氓围住痛打，可见其窘迫之状。在穷极无聊之际，一个老和尚送了他一点盘缠，指点他去投靠郭威从军，对于这次从军，赵匡胤也未存什么特别的信心，在路过一座庙宇时，他见人们都在占卜算卦，他带着一种玩玩的心理，也挤进人群，拿起竹签，准备算上一卦。
他先问能否当个小校，卦象不吉。赵匡胤心中愤懑，心想凭浑身的劲力武艺，连一个小校都当不上？不由激发了他倔强的脾气，就连算几卦，而且越问越大，卦象皆不吉。赵匡胤发怒，干脆问能否当节度使，仍是不吉。赵匡胤一不做二不休，节度使之上就是天子，干脆问能否做天子吧，这一次，卦象大吉。据说从此时开始，赵匡胤就树立了当皇帝的雄心大志。
在漫游之中，他见到几个文人在对着初生的旭日咏诗，见他们穷酸做作的样子，赵匡胤不禁失笑，继而豪兴大发，脱口胡诌道：
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
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
这非诗非文非歌非谣的东西据说是龙吟虎啸，有帝王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