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老师是省内外知名的教授、学者，有一套独特的教学和治学科研方法，听过他的课的学生无不有这样的感受。1965年我考进中文系，俞老师当时是系的副主任，却担任一年级两个班的“现代文选”课，这样，我有幸整整听了俞老师一学期的课。他态度和蔼，不论在课堂内外，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讲话不紧不慢，声音结实、厚重，让人听得清清楚楚。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是全年段的大课，地点不在教室，而在学校图书馆的书库。“十年动乱”前师大图书馆就以藏书丰富而在全国高校中出了名，学界泰斗郭沫若也曾来此查阅资料。书库是座4层的楼房，每一层的屋内都排列着短时间内让人很难数得清楚的书橱，给人一种看不到边际的感觉。空气中有点霉味，地上纤尘不染。踏进书库，就仿佛踏进了一个神圣的殿堂似的，这种感觉让我们都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睁大惊奇的眼光东瞧西望。俞老师边走边简要地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带着我们120名新生缓缓地从下而上走完了这座偌大的书库。汗牛充栋一类的词汇，虽说我们多少都能有所理解，但那毕竟是抽象的。今天，当我们真真正正置身于这书山书海之中时，感觉是那样的深刻。俞老师这节别开生面的课的确让我们大开了眼界，也大大激发了我们的学习热情。
俞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篇课文是方纪的《挥手之间》，这篇散文写延安军民在机场给即将赴重庆参加谈判的毛主席送别的情景。俞老师条分缕析，讲得淋漓尽致。这节课至今已过去整整40年了，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住这样的一个细节：文章中有“主席穿起了做客的衣服”这样一句话，俞老师分析到这里，有意放慢了声音，提醒我们思考。他用商榷的语气说，到重庆谈判是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这样的文字好吗？他强调我们思考“做客”一词。这就是俞老师讲课的风格，在讲析的骨节眼上，他常常会亮出自己的观点，但又不强加于人，更多的是引导学生不要迷信权威，走独立思考的道路。
“十年动乱”期间，俞老师被诬为“卡片教授”，这样的称谓也许源于他的一篇专门介绍如何做读书卡片的文章。但这恰恰是俞老师长期治学科研的经验总结。他曾在课堂上向我们做过专题的介绍。我曾见过俞老师的思考卡片和思考笔记，在它们的上面，用简要的文字在不同的位置上列出几个问题，又用箭号表明这几个问题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辩证思维的记录。许多空白处又利于补充记录重新思考后的新观点、新材料。这种思考卡片、笔记把自己对有关问题学习探讨的过程、心得用最简要的文字记录了下来，实在是不失为学习、研究的一种好方法。在我们这些学生中，很多人都从中得到启示和教益！
俞老师对学生十分关爱，有着慈父般的情结。学年伊始，他也搬到学生宿舍，跟我们同吃同住。中文系学生宿舍楼附近有一个花草葱郁的苗圃，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晨读时，我们三三两两在这里阅读、背诵诗文，俞老师也来这里走走。一天，我恰巧遇到俞老师，当我报上名字后，他微笑地脱口而出：“是仰南啊，你写文章喜欢抒情。”俞老师对我情况竟这样熟悉？原来，开学的第一周，也许是要进一步了解新生的习作水平吧，习作课的老师布置了两道作文题，让我们利用课余的时间把文章写好交上去。其中“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这一文题又很适合抒情的写法。显然，俞老师是很详细地看过我们的作文，他的心是多么细啊！我感激地看着他，心中充满着敬意！
“十年动乱”期间，课停了，校图书馆大门紧闭。有段时间，我想比较集中地看些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包括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以群编写的《文学基本原理》，但哪找得到？我想俞老师家中一定有这套书。俞老师的大公子俞启圣跟我同班，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通过他向俞老师借这套书。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书就送到了我的手里，还捎来俞老师的一句话：这书就送给你了。我接过书一看，上下两册的封面中间都用红色笔写着“俞启圣”3个字，醒目，遒劲，是俞老师的手迹。再一细看，这3个字是叠写在原有的“俞元桂”3个字上面的，肯定是俞老师刚刚添写上来的。我自然明白俞老师的用意：俞老师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样的书在当时自然也是黑书，读不得的。为了避免意外的麻烦，为了划清所谓的界线，但又为了满足我的学习要求，俞老师不得不这样做。其用心多么良苦，其心地又是多么善良！至今，这套书依然插在我的书架上，每看它，我的内心都会涌起一股温馨的感觉。
由于种种原因，我很迟才得悉俞老师病逝的噩耗。古稀老人走了，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但每每忆及往事，我的心情总感到沉痛。后来我又看到了省内外许多专家学者、政要名流写的悼念文章，其中不少人是他的学生。忝列门墙，我算是俞老师的一位很不景气的学生。追昔抚今，作为教书匠的我，对师恩难忘这句话更有切肤之感。在他老人家谢世13周年的日子，我谨将这篇短文作为自己的一瓣心香，敬献给俞老师的在天之灵！
（吴仰南文学院1965级校友，诏安一中高级教师）像潮水一样漫过（外一篇）
◎朱以撒
大学生活结束后，我留校任教。在中文系资料室的大桌子上睡了一段时间，汪文顶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到现代散文研究室去工作，给系主任俞先生当资料员。这份工作无须坐班，自由度大。想想这一段时间，人总是在一个位置上坐着，整理文字卡片，腻味透顶，又不能在台面上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时间长了，没有不被扭曲的。就我知道的许多生性灵动的人，坐班坐坏了性情，年纪轻轻已是老气横秋，连行路的姿态都显出了死板。这样的人生，当然与我向往的自由自在相去甚远。
我马上就答应了，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好机会。
一个仲夏的夜晚，月明星稀，汪文顶带我到乐群路14号的文园拜见俞先生。这一带坐落着许多旧日小洋楼，都是当时的官僚或者传教士建造的，俞先生自然不会是别墅的原主人，只是寄居。入得门来，自成一格的庭院，砖木结构，质朴典雅，月光之下，树影斑驳，可视为养生的好去处。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清室内的结构，由于年深日久，已经显出苍老之相。俞先生深目高颧，清癯简净，只是很简单地和我说几句，表示欢迎，便转向其他几位青年教师。倒是师母的柔和眼神消解了我几分拘谨。晚年的师母依然清秀优雅，我想一定是大家族出来的小姐才能养出这般的气质，小家碧玉是断断不能如此的。后来，师母的名字让我更为惊异，名曰“破奴”，而她的妹妹，则名“解忧”，这都引起我无端的联想。
我每隔一段就到文园去，俞先生把需要查找的资料大要标在纸上给我，让我从书堆里将其钩沉而出，复印装订。它们大都是一些序、跋，寻找算不上困难，只是需要耐性。有时资料过多，俞先生一时未能读完，也就不再给我布置新的任务，这段时间也就由我支配，看我喜爱的书，偏嗜趋于古典的、艺术的。比较而言，我对现代文学实在是提不起兴致，尽管这个时段出了鲁迅、林语堂、周作人，也出了萧红、林徽因、谢冰心，在我看来也就是如此这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时段、一批人物，倾心投入，持守不放，一时说不清缘由瓜葛，却任情而往，眼看就收不住了。
我对俞先生抱怨道，能否让我直接进入书库自由翻动呢，老在窗口“点菜”也太被动了。俞先生伸手把我的借书证拿过去，写下几行小字：“朱以撒同志是我的助手，领导上派他协助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所以在查阅图书馆资料方面请给予方便。”有了这几行字，进出图书馆如入无人之境。近百万册的图书尽在我的眼下，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进入时的眩晕，排闼而来，心胸堵塞，越往昏暗的深处走，越是有一种不知何往的惊恐。过不了多久，我的眩晕就平息下来，熟悉了其中的门道路径，分类编号，下手一个准。除了更快地完成俞先生交代的任务，更多的时日我就埋在古旧的字帖里畅读，靠笔记也凭心记，不知不觉已忘了主次。大概是哪位老先生看到了，对俞先生说过，或者是俞先生和我交谈时发现了我的分心。他和我谈现代散文时，我是有一句没一句，而我对俞先生描述书库深处有那么多古旧宝贝时，则滔滔不绝神采飞扬。俞先生只是笑笑，既然要谈书法，他知道的也很多，那么，就两人一起来谈书法吧。
一个助手和导师从事研究的方向出现偏差，心事不一，说起来是很危险的，是一个大忌。有位老先生就是这样，把那个我行我素的助手打发走了，以至于后来都过得不好。
我不知俞先生在他微笑的背后，是否也隐藏着不满。
应该庆幸，大学毕业后遇上了俞先生，给了我这个略带散漫的学生一个自在的空间。
俞先生找我谈话了。他的思路超出我的意料，让我惊愕不已。他说：“喜欢书法也不是什么坏事。中文系多年来一直没有人开设书法课，师范大学的学生写不好字怎么行？这学期新生入学后，你就给他们上这门课吧。”
这时，我如果冲动一些，真要上前紧紧地抱住俞先生，表达我内心的快乐。
后来，在俞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我才知道，开设这门课也不是那么顺利……俞先生总是这样，不大声言语，言语中微笑，语速缓慢平和，却有风骨在语言的内部支撑着。
俞先生给汪毅夫说过：“像以撒这样的人，我是要保护他的。”
我开始忙碌，这门课程使我全力以赴，有一种开创性的乐趣。俞先生又找了一个人来当他的助手，我远离他所研究的那个方向了。
1984年，我参加《文汇报》举办的一次全国性书法竞赛，一幅小楷在50000多件作品中被评委相中，拔得头筹，并得以免费游玩沪上一周。回来后到文园，俞先生和师母已从媒体上得知，高兴之至，原以为小打小闹，不意弄出这么大动静。这当然也助长了我的脾性，其中就包括了我的审美方向，还有一些待人接物的方式。许多艺术样式是需要合作的，而书法艺术则强调独立而为，以单干为乐事，沉醉于那个泊然无染、空无幽渺的世界里，渐渐就如脱羁之马了。那些日子我到外地比较多，有时是讲学，有时是办展览。一个人有了自己喜爱的专业方向，每一天都觉得天是蓝的，空气是清新的，空间中没有栅栏，任凭翱翔。却不想到，有时就疏忽了那些用来制约人的纪律。俞先生说：“请假总是要的吧，免得别人说话。”俞先生总是这样，说话不急，声响不大，从未有过居高临下的架势。这也使我十分受用，感受到他的苦心和爱护。相反，我更多地见到一些资历、学识浮浅者的声色俱厉，有如横空出世，却没有达到好的效果。俞先生总是和风细雨地待我，引我到正统的轨道上而不过度地偏离。他说：“你可不要遗世独立啊”，或者说：“随和一点不好吗？”……
俞先生总是很忙。中文系为一校之大系，不同资历的人，不同的需求，大到评职称，小到排课，既有关乎中文系的大事，也有纯属鸡零狗碎的小事，忙完回家，已经有人坐着等待了。那个时代的中文系是个清水系，无车，少饭局，绝不像现在，有大把大把的钱可供打发。俞先生总是举止安和，如同斫轮老手，刀斧之下了无痕迹，佝偻着腰走来，佝偻着腰走回去。在文园，看着他斜靠在晃晃悠悠的躺椅上说话，我想到了“指挥若定”这个词。我的疑问是，一位有才华的学者为何不单纯从事学术研究，而要进入管理层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师母不止一次向我抱怨，俞先生的身体都是为系务操劳而每况愈下的，并且告诫我引以为戒。我告诉师母，除了做自己喜爱的书法研究，行政上的事务我毫无兴致。师母大乐。其实，俞先生除了系主任一职，社会上还有许多职务，譬如他是省里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委，曾经这么说过：“如果要加入党派，40岁之前你加入共产党，40岁之后可考虑加入民主党派。你是否有意，我可以当你的介绍人。”这一年我已跨入40，显然，俞先生希望我考虑他的建议。我表示无意于此道。我喜爱简单，倾向无羁绊少瓜葛的寻常生活。俞先生一时无语，良久才说：“也好。”我喜欢的生活与俞先生些微不同，学术研究，尽管案牍劳形，毕竟是倾向于自己，撰写一篇论文、一本论著，都是个人成果的体现，是纯粹私人性的。行政上的地位固然能给人带来利益，但是也把一些不快乐的情绪带回家中，带回梦中，不得安宁。对于俞先生而言，声名早已确立，薪水也是最高一级，生活素来清淡，理应在给研究生上点小课之外好好安养，这也是完全有条件的。这时的俞先生60来岁，还来得及。我只能说，俞先生乐于公务忙碌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宋史·欧阳修传》中这么认为：“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俞先生已越了小我之思。否则，如他所陈，“解放后前30年，我挨斗的次数数不清”，早就心灰意冷。有一些人看透了世相，超然物外，自得逍遥，全然不肯复出，怎么会像俞先生不顾念自己老树苍颜，为振兴一个系，楼台再起。有几个傍晚，我在校园闲逛，见他佝偻着腰往家里赶，寒风掀动起他灰色的衣襟，形影单薄，我记起了曾国藩所说的：“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俞先生还是很倾向于家庭生活的，只不过如今为了“偶然之事”，折腾得如此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