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常玉老师
◎欧鼎生
陈常玉老师既是我20世纪50年代初在师院求学时的老师，也是我随后在数学系任教时期最敬重的老前辈之一。当时，她已年近花甲，对于教学工作一丝不苟，十分负责。尤其是她出色地履行了系工会福利委员的职责，对于系里教工同仁的生活困难不论亲疏老少都主动关怀，竭力帮助解决。其热心为大家服务的感人事例不少，深得大家赞许。
在我和她共事的短短几年间，每当我生活中遭遇困难时，她总是及时主动地给我排忧解难。我自幼得了一种不明病因的常流鼻血的毛病，参加工作后这顽疾有所加重，多方求医无果。一位老中医建议不妨采用民间一服秘方试试，即用黄酒炖鲶鱼内服治疗。可是，当时我住在学校单身宿舍，父母不在身边，三餐全靠学校食堂，想要施行上述秘方治疗，根本无法操作。常玉老师得知此情况后，立即主动想方设法为我购得几十只活鲶鱼，用大洗浴盆储养在她自家仅有的几平方米房内，每天按照秘方要求用黄酒炖好带到学校让我服用。在她持续精心照顾下，不久，困扰我多年的流鼻血顽疾居然奇迹般根除了。1961年我获得外出进修两年的机会，在此期间恰逢我爱人分娩。由于当时国家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食品供应匮乏，我爱人分娩前后得不到充分的营养补充，身体十分虚弱。刚诞生的女儿不仅缺乏母乳喂养，而且满月前后曾数度病危住院，甚至因骨髓炎而动手术。可是，当时我不在福州，父母年迈无力照顾，我爱人所面临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此时，还是常玉老师自始至终帮助我爱人解决诸多难题，渡过难关。就以帮助雇佣奶妈和保姆的麻烦事来说，她不仅多次主动带领候选的拟雇对象赴医院做体格检查，随后还要与体检合格者谈判工资，而且为了能找到满意的雇佣对象，她还不辞辛苦多次徒步奔走于城区内十几里的土路上。面对她这种十分感人的无私帮助，我们全家无比感激。至今回忆这些往事仍历历在目，并将永生难忘。
常玉老师那种爱护同志、热爱集体、乐于助人的品德，忠实履行系工会福利委员职责的感人事迹，举不胜举。比如：在评议教工经济困难家庭生活补助费的申请过程中，当群众对某些申请对象有异议时，她作为工会的福利委员，能不厌其烦地访问申请对象家庭，做具体的调查工作，把真实情况向有关领导汇报，向相关群众做好解释工作，使那些工作表现不错，家庭经济确有困难的教工都能如愿获得困难补助，从而维护了团结和谐，调动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
一个共事的集体，要想事业有成、蒸蒸日上，就必须始终维护团结，就必须要有常玉老师那种爱护同志、热爱集体、热心奉献的精神。今天，我们怀念常玉老师，就是基于推崇这种精神品德。
（欧鼎生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1949级，校图书馆研究馆员）难忘恩师的教诲
◎胡善美
1954年夏天，我考进福建师范学院地理系。地理系在仓前山上山路的一所教堂里。那里绿树成荫，盆景花卉四时不败，环境幽美。
要开学了，我外出买笔记本回来，以相当快的速度在礼堂左侧的走廊上跑，就在那90度的拐角处，不迟不早狠狠地“撞”上了一位“老头”。他抓住我，我抱着他，总算都没有倒下地去，我吓得一身冷汗。
“走快了一点！”“老头”笑着对我说。我伸了一下舌头，真不好意思，吐出的“对不起”三个字恐怕连自己都听不清楚。
过了两天，系里在礼堂举行迎新大会。只见被我“撞”过的那“老头”坐在前排。嘿，又见面了！主持会议的老师请“系主任讲话”时，他竟然站出来说话了。
啊！那是系主任。五十开外，高16米左右，花白的头发，一身干净的中山装。讲着福州腔，还看了我几眼，我真怕他今后怎样给我穿“小鞋”……
他叫林宗熹，经打听，他是宁德甘棠镇南塘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后来，他给我们讲授的是“地理教学法”课程。
别以为“地理教学法”枯燥无味。他深入浅出，讲得生动有趣，有实践，有范例。
“有个校友，分配在一所中学教地理，教得很好，并且当了班主任。”系主任说，“那班主任就是歪歪地戴帽子，结果，全班男同学的帽子都戴歪了。看见帽子戴歪的，全是他班上的学生。嘿！影响多大呀！”
“我有一个同学，在一所医院当医生，医术高超，我对他说，医术不好，会误病人的。”系主任说，“那医生对我说，我误病人只是一个一个，而你教书匠，误的学生是一批一批的。”
言下之意，是告诉我们教书育人，肩负重任，要以身作则，兢兢业业。
我个子矮，上课坐在前排。各科都要选个科代表，与科任老师多加联系。选科代表时，系主任一直笑着看着我，同学们心领神会，除了我一个外，30个人举手赞成，让我当上了这个“官”。
一天下午，我从系办公室门口走过。“小胡，最近同学们有什么活动？”系主任招着手，叫我进去聊聊。
“昨天，在学校竹篷大礼堂，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报告太精彩了！”
“讲什么的？”
“讲国内外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快要结束时，有人递上一张纸条问‘部长，我们能不能抽烟？’”
“部长怎么回答？”
“‘可以抽，可以抽。抽烟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增加国家财税收入，国家对烟酒消费收税高；二是可联系群众，客人、朋友来了，倒杯茶、抽根烟；三是可以提神醒脑，深更半夜写总结或者备课，累极了，抽根烟，嘿！精神大振，思路有如泉涌——真是点心可以不食，烟不可不抽呀！’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但是，但是……”
“但是什么呀？”
“部长的结论是，同学们还是不抽烟为妙。‘因为除个别调干生之外，生活学习费用，还是要靠父母辛勤地支撑。支撑——不容易！’嘿，全场爆发出更加热烈的掌声！”
系主任听了，哈哈大笑，连说：“讲得好，讲得好，很辩证。的确，不抽烟为妙！”
我问系主任：“您为什么不抽烟？”
“小时候抽过一次，烟屁股把新裤子烧了一个洞，被老爸老妈教训了一顿……”说着说着他又笑了起来。
哪知第二天他讲新课前，竟然“大方”地用两三分钟，重复了部长的结论，还非常直爽地补充了自己为什么不抽烟的“秘密”。全班28位男同学，50多年没抽过一支烟，不能说与此无关。
我永远忘不了1955年1月20日。入学半年多，我还没有去过西湖公园。这天星期日，与来自安溪的同学陈水生，早饭后步行前往。过解放大桥，经小桥、吉祥山、茶亭、南门兜、鼓楼，进了西湖公园，好好地兜了一个又一个圈子。
待两个馒头塞进肚子，已经一点多了。正准备返程时，全城“呜呜”地拉响了警报。很快，“轰——轰轰”巨响，台江被炸，我俩赶回大桥，桥头戒严，只好拐到轮工影院江边，乘老太婆摆的小船过江，往学校跑。
正要进传达室时，系主任赶来叫住我：“小胡，你找班里的每个同学，一个个见面，有没有回校，晚饭后告诉我。”
哎哟，这个“老头”，时刻关心着我们的安全。第二天报载，蒋机12架，滥炸台江居民区，投弹36枚，烧毁房屋4000余间，受灾8000余户，3万余人，炸死220多人，伤74人……
4年学习生活，风风雨雨，弹指一挥间，系主任的一言一行，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们铭记在心。
1958年8月5日，大伙奔向“党指向”的地方，挥泪告别母校，赶来送行的系主任一句句：“为人民服务，要日日、月月、年年。”
我的一生，得到系主任的关怀、教导、鼓励、爱护，是一种缘分，终身难忘！
（胡善美地理科学学院1954级校友，曾任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副总编、副社长，编审）梦
◎缪鹏飞
怀着兴奋、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跨进师大大门，是45年前的事了。当时我20岁，还从未单独离开过家乡。那时的交通非常不便，鹰厦铁路尚未建成，好像是到三明，再转乘汽车，奔波了两天才抵达的。福州给我的印象，首先是街道上成排倾斜的灰色木屋，我诧异于很多人活动期间它并没有倒下。套上黑色眼罩的马车，叮叮当当的在街上行走，也很令我新奇。温泉路上有很多浴室，两片装有弹簧的小门闪动，男女共处一室休息，风气很开放。经过了天桥，行到仓前山，有一群西式建筑和教堂，那就是艺术系的所在地，风景不错。20世纪50年代的福州是前线，台湾海峡的形势很紧张，时时听到连番的炮声和飞机的轰鸣声，起先学生们都老老实实地躲到防空洞里，后来习惯了，午睡时间听到警报也不起床，不当一回事。
当时我最大的梦想是到苏联去，满脑子的幻想，满脑子的梦。耳边时时响着低沉的伏尔加船夫曲的旋律，眼前出现列宾的“纤夫”、赛洛夫的“桃子与少女”，还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梦着无边无际雪地上的三套马车，发奇思于天外。梦，做完一个又一个。
南方阳光充足，绿荫满地，树上蝉鸣不停，令人慵懒得不想起床，有时午睡到三点钟还不起来，国画老师林子白先生到宿舍来找我们，我们便请他画只公鸡给我们看看，或者一时兴起，躲进石膏像室，不让老师发现。
班主任陈运义老师瘦削、英俊，拿着根烟斗，不停地吐出一圈圈的烟，好像契诃夫的小说《带阁楼的房子》里的画家。他腼腆、羞怯，不善辞令，讲话很少。在我们那个年龄，体会不到中年人的感情，似乎他有所企盼，有些隐痛。毕业后我曾遇到过他一次，在上海，我请他看我的画，期望他指出一点方向，他只鼓励我从政治上多学习、多上进，对画没有提一个字的意见。我想这大概就是那个“言不由衷”时代的特征吧。
谢投八主任不太和我谈政治，可学问、艺术渊博深邃，学校里我最敬重他。他一瘸一拐地到教室里巡视，帮我们看画的形象，常常浮现在脑中。记得毕业时，我模仿雷诺阿的风格画了一些“节日的灯饰”，现在想起来那张画素描关系很松，当时我沉醉于华丽的色彩效果。谢老师看了良久，对我说：“要老老实实地画，不要搞花样。”当时我不以为然，一团兴奋顿时消失。但这次诲导，却深深印在我的心上。年轻时心态浮躁，喜欢追求表面效果，事隔多年，我自己的心态沉了下来，才体会到其中的真意和苦心。
学校生活理应是人们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日子，可那时是一个多事之秋。到学校半年多，运动就开始了，“除四害”、“大跃进”、反“右”，一些老师成了“右派”，连学生中也揪出了“右派”，认真学习的同学反成为“白专”道路的典型、批判的对象，画画成为偷偷摸摸的勾当。离开学校后的道路更艰难了。这才明白艺术可能要你付出一辈子的心力，可能你一辈子穷，一辈子都辛苦，一辈子都没有回报。在荷兰，我特地去了伦勃朗在阿姆斯特丹的那间曾带给他辉煌岁月的大屋，坐在那里，想到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将面临破产，离开大屋后再也不能回来，不禁悲从中来。他原本可以舒舒服服地生活的，但为了艺术的真诚，社会遗弃了他，他可悲地离开人世。这是何等的不公平！老天爷对真正的艺术家常常不公平，可艺术家的梦也总是不醒。至今我的梦还没有醒，它曾经支持了我度过几十年的艰难岁月，或许还将继续支持着我度过余生。至今我不能应对周围的世界，不能，也不会在市场、画廊之间周旋。与我同时代的艺术家有很多人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为了圆一个梦，而付出了一切，一身在坎坷、贫困中度过。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
我多羡慕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他们学习的条件好得多，道路也宽广得多，机会也多得多，也许他们也在做着不同的梦，愿这些梦能支持他们一生的事业。
（缪鹏飞美术学院1954级校友，
澳门理工学院艺术高等学校教授）余音缭绕的怀念
◎季仲
“牙牙学语”是人生必经的天真无邪的阶段。可我上大学那年，已经19岁，而我的同窗有些是调干生，二十几岁甚至将近而立之年，我们仍在“牙牙学语”。因为我们的普通话说得很糟。福建古代属东越族，乃南蛮之地，山高地僻，交通阻塞，在许多地方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语。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真是南腔北调。闽南人说“是不是”变成“希不希”，称“老师”为“老希”；福州人叫“大桥”为“大球”，称“香蕉”为“香纠”；客家人称“我们”为“呃梅”。而我这个来自闽北的山里人，舌尖天生笨拙，怎么也发不清带“R”声的字，把“热水”说成“捏水”，把“温柔”说成“温由”。更不用说我们同届同学中，还有少数江浙人、四川人、安徽人和东北人，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相聚一堂，像树林中的鸟儿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如果仅仅是同学间交流，说得慢一点，辅以手势，加上一定的语言环境，即使不可言传，还是能够意会的。然而，我们学的是师范专业，毕业后将为人师，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怎么能给学生传授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