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情人
常言道：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以为，不会谈恋爱的大学生未必是好学生。一个人只要心智健全，在20岁出头的时候就应该学会如何去爱异性。这也是人生的一门必修课，这门课学得好能够受益终生。当然，这是我现今作为过来人开窍后的看法。当年我可没有这么先锋和觉悟。不但不觉悟，而且很迂腐。由于从小家教比较严格，父母又近在跟前，使我备受约束，做什么事都放不开手脚，想谈恋爱却前怕狼后怕虎，加上过于勃发的青春美丽嘎啦豆毁了我的自信，使我很有“丑小鸭”的感觉。30年前，当全班同学第一次集合在宿舍楼前时，我发现本班颇有几位气质高雅、美丽端庄的女同学，心中曾窃喜：其中会不会有一位就是将来我的“她”。可是，想归想却迟迟不敢付诸行动，待我受不了情感折磨痛下决心准备下手的时候，却发现“天鹅”早已飞了。怪不得，一年级第一学期寒假的时候，我和刘某某同学一起留校护校，发现该同学埋头疾书写了好几页东西。不久，我就从系办替他转递了一封来自本班某女同学给他的回信。现在看来，“大炮”早在一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把炮口对准了目标，可那时我还处于懵懂未知的状态，没有看出刘同学的异样，可见姜还是老的辣。由此推而广之，在那个大学生男多女少的年代，每一个美女同学的身边不知有多少异性追求者。我不否认自己也有梦中情人，可是一旦遭到婉拒，便立打退堂鼓。殊不知，爱情需要追求。羞于在异性面前言表的我，就只配当爱情课堂的小学生。直到大学毕业好几年，爱神才来到我身边，我的妻子来自遥远的西北。当年我本不愿谈福州以外的对象，因为许多现实问题难以解决，特别是没有户口指标，没有接收单位，造成两地分居的障碍难以逾越。我的婚恋经历让我深信爱情全凭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门不成亲。
（陈颖文学院1980级，福建师大学报编辑部主任、编审）逼上长安山
◎方祝平
1980年10月10日，我第一次踏进大学的校门，心情是复杂的，既是长久的期待，也有些许的无奈。上大学前，我是农民，是“吃谷子”（即农业户口）的，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唯一的路就是通过高考博取“吃米”（即城镇居民户口）的资格。
我的求学生涯是一段段弯弯曲曲又断断续续的人生之路。我在这样崎岖坎坷的路上艰难地摸索，如同暗夜里的苦行者，那样疲惫，那样辛酸。等到了老天开眼，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惨痛，我们的民族总算熬到了天明的一天。当时正处于迷惘中的我，忽然有一天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真是石破天惊。当时迎考热潮可谓盛况空前，无奈我为了生计，只有眼巴巴地看着人们在复习迎考。我不敢放弃眼下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个相对固定的工作。但是，参加高考就像春天里播下的一颗种子，在心里慢慢地生根发芽。大学梦也萦绕不已。
不久，工厂经济效益不好，把我们辞退了。
这时，我想到了高考，我以一个农民的毅力和勇气，找来几本旧的课本，关起门来开始复习。首战高考仅差几分失利，虽名落孙山，但看到希望的曙光。1980年再战高考，我终于有幸踏进了大学的校门。从此，福建师范大学就紧紧地与我的人生连在了一起。我有幸成为当年千万高考大军的一员，抓住了幸运的尾巴，走进了福建师范大学。
当时是先报志愿后考试。因我父亲是农村小学教员，我可能天生就对师范类学校有一种亲近感，便报福建师大为第一志愿。一天，在家正干农活，忽然有人在我家院子外大叫方祝平。我一看，是一个穿着邮政制服的人手里拿着封挂号信。我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跑过去迫不及待地接过信一看，是福建师大的录取通知书。上帝保佑，我的梦想成真了。
报到那天，我用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做木工时的工具箱放行李，另一头扯一块农用薄膜裹着棉被，独自一人从农村老家出发，先是乘船到福州湾边码头，接着挤上6路公共汽车到了上渡车站，晃荡晃悠地挑着行李，沿着长安山的大道走到师大中文系报到，完全一副农民的模样。
农村的生活经历锻造了我不屈的意志。到了长安山，犹如来到了开垦人生希望的伊甸园。在师大的4年时间里，虽然因历史的断层，我与年少的同学有着不小的年龄差距，很羡慕他们无忧无虑尽情地挥洒着青春和快乐，但我更多的是朝着长安山的知识金矿，以农民的方式默默地开采着自己的宝藏。
长安山犹如一座熔炉，让我嬗变，让我升华，硬是把我这一个农民，炼成为福建师大永恒的学子。
（方祝平文学院1980级校友，福建省烟草专卖局纪检组长）青春的记忆
◎严小华
从不经意想起，却总难以忘怀。青春的记忆，历久弥新，撷起几片，抖动岁月封尘，触摸曾经的青春思绪。
入学那一天
终于等到学校通知入学的日子，前一天联系了一辆往福州的“便车”，一早吃了母亲煮的蛋面，我与3班肖德茂同学一起出发。我们把箱子、棉被等行李往后车厢里搁，车厢里就我们俩，棉被当坐椅，新鲜舒适，惬意得很。车一开动，数天前揣着入学通知书感到即将离家求学的紧张完全消除。到了师大校门，站在校门前张望校区，那么熟悉，仿佛早已来过此地。后来才知，那是于梦中相识。
新生陆续到校，门口有些热闹。迎接我们的是平潭的几位高年级同学。顺着坡往长安山上走，比较着中学校园，感到大学是如此宽广，几乎容得下整个世界。十几分钟的路程，同乡的同学已经把学习、生活注意的事项全部介绍清楚，实际上是我把所有想知道的都问了一遍。
中文系宿舍大楼尚未完工，我们先被安顿在政教系宿舍楼1楼。整理被褥时，系领导黄广恩老师来看望新生。看到我微笑地一问：“个这么高会打球吗？”记不清回答了他没有，我自己没感到个高，只是瘦长些，后来我还真的成了年段的篮球、排球队员。同屋的新生互不相识，招呼也是浅浅的，只互问一下哪里来的。傍晚早早地随老乡到食堂吃饭，看到学校1、3食堂连在一起，瓦屋顶，陈旧得很，餐桌椅多有破损，跟想象差异较大。但饭菜很香，独特的师大荔枝肉香味，那一天起就植入记忆，以至于后来总感到聚春园的荔枝肉不地道。为此，我在校庆90周年返校时，又特意到食堂重温了一下师大荔枝肉的香味。食堂虽旧，但在后来的生活中，我们开晚会，看高年级跳交谊舞，包括欣赏朱以撒老师的书法展，以及我们在周末偶尔几个好友聚会饮酒，快意人生，也多在此处。近年去过新校区几次，才感到长安山校园文化无论在哪个角落都是那么厚重。
那一天夜晚也是早早降临，躺在床上，既亲切又陌生，没有孤
独感，没有思乡情，感觉就像在躺在船舱里，轻轻地摇晃。
“姿三四郎”们
那时看电视，都在操场上。有好的节目，就赶紧搬着方凳往前排占位置。人若没看着，不知何时凳子就会被别人挪到边角上。特别是看女排世界杯决赛，一台电视机前挤着上千个学生。那时看球的热情，现在已难找回。中国队赢了球，同学们太过兴奋，热血被爱国热情点燃，总要掷水瓶、烧草席和被单、敲脸盆，直闹到半夜。不知现在大学城里的学子们有没有我们当年那般闹腾，他们闹腾的形式与内容或许都变了。
当时，我们还看一部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看得很过瘾。日本的柔道，虽无中国功夫精妙，但同出一源，阳刚、正气、侠义，同样让人荡气回肠。那时学校也流行武术，各系都有爱好者，强身健体的人们在校园里四处可见。于是，杠铃、哑铃都摆在宿舍走廊上，下午下课和晚自修后，一批爱好者就摆弄这些“铁家伙”，不知这些“铁家伙”后来怎么都逐渐集中到了我们组宿舍门前。我乐此不疲，坚持练了4年，力气越练越大，掰手腕，早早就全班第一。到了大三，在年段和系里已难逢敌手，觉得豪气平添、心高气傲起来，当然最大的成效还是把身体炼得相当结实。无论春夏秋冬，我都是洗冷水澡，特别是冬天清晨，都要冲一下水，光着膀子进出房间，总要吓着怕冷的同学。记得大学4年，仅有过一次感冒，只吃了两片药。当时的记忆力特别好，一下午可背诵诗文30多篇。可见经常性做高强度运动，既可增强身体素质又可激发人的潜能。现在虽不运动，但仍记得运动的好处，所以一有机会，我就会对学生强调文体活动的重要性。
军区礼堂
省军区礼堂是我们看电影最近的地方，坐公交就两站4分钱即到，所以常在那看电影。逢周末，或放新片，我们都会去看。到了大三，我们开始有了选修课，记得我们年段有相当多的同学选修了“戏剧与电影”，他们并非对戏剧电影理论有多大的兴趣，主要是想多看电影，看影报、杂志，多娱乐。当时学风很正，选这门课，就能把娱乐与读书修身这些正事联系起来。除上课外，老师会安排我们看些内部电影，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巴顿将军》、《原野》等。选修课作业不多，考试交小论文、影评皆可，轻松得很。当时大学考试是有压力的，我就想每门课都这样就好了。
看电影、看戏的人多，真正懂戏剧的人少，于是我们又显得与众不同了。我们也常到图书馆阅览室看戏剧电影杂志、看影评，啃一两部电影理论专著。经过一些时日，似乎也就专业起来。这时看电影也就懂得些许门道，就更专注、更兴奋。也因此，看完电影，我们三五成群在回校的路上，对编剧、表演、导演就会大加评论，各执己见，最终总要演变为“专业化”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回到宿舍大家还感到意犹未尽。人的观点一旦有了理论依据，就是那么顽固。有时看电影，受感染的情绪要延续多天，年轻纯真的心灵，艺术是那么容易地撞击着它。情感加理性会把人的潜能推高，按当时的水平，我们写起影评，绝不比专业评论家逊色。军区礼堂，也是我们情感的礼堂，伴随着我们走过大学4年生活，在我的心中，它是长安山的一部分。
简易教室
1977年恢复高考，大学生逐年增多，全国各高校同样拥挤，师大的老教室也容不下人数渐多的学生。新文科楼、化学楼都还未建成。当时办学者真有办法，建起了许多简易教室，红砖、瓦屋顶，单层单屋，加上单人靠背椅，就有了简易教室。教室容得下100多人听课，为节约资源，我们多是上大班课。教室虽简陋，但老师都不凡。1980年适逢教育改革，教授、讲师都要到一线教学，每年有严格的课时任务。我们1980级很幸运，名讲师、教授都给我们新生开课。许多高年级的同学，羡慕得很，有的干脆重新再上一次，对照我们的课程表来旁听，简易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夏季，教室旁的大树树荫能挡暑，室内很清凉。我们班的文娱活动有时也在简易教室里进行，椅子一整，空间就有了，很方便。击鼓传花，免不了。有时还学唱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家都唱得很有激情。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激情的年代。
当时简易教室就建在校园墙边，看出去就是种满作物的田野，教室里外空气都是新鲜的。现在这些教室早已不见踪影。长安山学区当时有5000多名学生，显得很拥挤。现在师大在校师生已超过5万人，上街新校区宏大，高楼一片，教室明亮，看上去却像厂区。花木精细，但已嗅不到往日草木的香气，感受不到简易教室的宽松。
长安山老校区里恬静如昔，但周边熙熙攘攘，商气浓重，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农田，入内虽静，但总有受困与压迫感。
离校时分
大学4年过得很快。临近毕业，同学们多数表现得依依不舍，互相道别。大家揣着留言簿，让同学写些留言赠语，以求能安抚自己不舍的心情。大家都在忙着完成离校的程序，每天晚上，都很迟入睡。一些同学神色黯然，有的是对分配去向的忧虑，有的是难以割舍恋情。一些考上研的同学与可能分配好单位的同学信心满满，意气风发。我的心情很轻松，想去参军，但部队又不在我们系里招人，分配上没有太多的想法，于是心里没有负担。那时已没有了功课，整天无所事事，只想与几个好友去喝酒、热闹，年少不知愁滋味。
大学4年，许多事记忆犹新，但离校的情形却早早地忘却，记不清如何离校，坐什么车，与谁一起离校回家。那是一段模糊的记忆，没有了精彩，没有了激情，也就没有了记忆。但4年淳朴向上的大学生活，长安山的景色，老师同学们的身影，已铭刻在我的心中。
（严小华文学院1980级校友，平潭经济开发区经贸局副局长）青涩岁月里的花痕草迹
◎洪晋成
岁月就像一条长河，汩汩滔滔，奔流不息。曾经的花红月好，曾经的沧海桑田，已一去不复返，而30年前青涩岁月里的花痕草迹，却隐约在我如今缕缕斑白的发丝里。
1980年7月一个热得发烫的日子，蝉噪阵阵，令人躁动不堪。我在我阿姨承包的建筑工地里打工，挑着一担担沉重的湿沙，沿着坡度颇大的单板，一步一个脚印，直挑到3楼，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中午1点多钟，烈日当空，令人头昏眼花。忽然听见一阵自行车铃响和呼叫声：“晋成，你被录取啦！”我撂下沙担子。“什么？”我高声喊道，声音随即被工地的机器轰鸣声淹没。“你被大学录取了！”“真的，哦！”我听清楚了……
“啊！”我大喊一声，纵身一跃，从3楼跳下，离地五六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