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仁梅教授从事科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紧跟学科前沿，及时掌握科学最新成就，以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檀教授作为80岁左右的老人，壮志不减当年，仍豪迈地提出“应以满腔热情和雄心壮志进行这些教育科学领域里的新探索”。他认真学习和研究教育新学科，诸如教育工程学、教育未来学、教学控制论等等，然后把他学习的心得和研究的成果写成论文，先后发表在《教育研究丛刊》、《福建论坛》、《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上。这些理论深奥和立意新颖的论文是：《教育科学的一些新探索》、《在教育学科研究中处理数据的新方向》、《试谈教育工程学问题》、《电子计算机在教育中的应用》、《从两本教育专著谈我国教育未来学的研究》等。
三
檀仁梅教授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十分重视教学工作。他在十几年的学校教学领导岗位上，经常要求“教授要上教学第一线”、“教授必须上基础课”。他以身作则，行政工作再忙也不脱离教学，几十年坚持上教育系的基础课《教育学》及其他系的公共教育课。改革开放后，随着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教育系增加了许多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新课程。为了帮助中青年教师上好新课，他往往自告奋勇先上第一轮课，然后逐渐放手让他们上，手把手地指导年轻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为了帮助中青年教师学习外语，他主动为他们开设“英语语法”和“专业英语”课，并组织他们翻译国际师范教育学术讨论会的优秀论文，认真校阅批改每篇译文，以提高他们的外语水平。对于中青年教师的学术论文及外校、外省寄来请教的论著，他都来者不拒，在百忙中挤出时间细心审阅，提出修改意见。正如笔者在《教育家的风范——记檀仁梅先生辛勤耕耘的一生》文中所说的：“他就是这样甘当人梯，无私奉献，主动让中青年踏上他宽阔的肩膀，更快地登上科学的高峰。”
檀仁梅教授热心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除担任多个学术组织的职务外，还担任民革师大主委、民革福建省委常委、民革中央委员、福建省政协常委，积极参加其中的各种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自己省吃俭用，生活异常俭朴，而把一生的积蓄捐献给少年宫和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
檀仁梅教授业余爱好广泛，尤其对体育和诗词情有独钟。他从大学学生时代开始，就跟名师学习太极拳、大刀、单剑、齐眉杖等武术。参加工作后，每天坚持练打太极拳和太极单、双剑。除体育锻炼外，他有空常吟诗作赋，诗词的数量较多并已结集的有《北京诗集》和《社教诗集》，可惜均未正式出版。
檀仁梅教授为人正派，光明磊落。他一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于团结同志，能正确对待人生旅途中的挫折，不计名利得失，勇往直前。对人民教育事业无限忠诚，辛勤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曾多次被评为省、校的先进工作者，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一家三教授，个个表现突出，福建省教委和省工会授予他家“优秀教育世家”的光荣称号。檀仁梅教授热爱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相信党，听党的话，跟着党走。他多次要求入党，也写了入党申请书，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庄明水教育学院1956级，教授，曾任教育系副主任）刘蕙孙教授二三事
◎胡沧泽
一谈到刘蕙孙教授，人们便会津津乐道他不凡的家世。他是晚清著名小说《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嫡孙，我国甲骨文研究开创者、著名金石考古学家罗振玉的嫡外甥。下面据回忆追述刘老平生治学为人鲜为人知的二三事，作为对刘老和母校105周年校庆的纪念。
我是20世纪70年代中跟随刘先生学习历史学的。说来也奇怪，那完全是一种缘分。当时我在历史系当学生，听说原历史系有一位老先生很有学问，现安排在图书馆整理中国南海诸岛和中琉历史资料，便不经介绍，自己跑到刘老家中请教。没想到刘老竟是那么平易近人，有问必答，循循善诱，使我如坐春风。后来几乎每周我都要去他家一两次，他也从不感到厌烦，反而是越讲越起劲。我们成了“忘年交”。
1978年，我准备报考隋唐五代史硕士研究生，因感到唐代中日关系密切，想重新学一门外语日语。我把想法告诉了刘先生，他十分支持，说：“我来教你。”当时，在他家中，他开办了义务的日语学习班，专门为院子里的教师子女免费教授日语，已经坚持了十几年。刘老要我先跟他们学日语基础，等到临考试的前半年，刘先生说：“这半年我给你开小灶，每天半小时，从主要单词到基本语法，我们从头学，多做练习。”在刘先生的因材施教下，经过半年的刻苦学习，我的研究生日语考试居然获通过，而且据说成绩还可以。我真感谢刘老的悉心教诲。在刘老的这个学习班里，有教无类，有十来岁稚气未脱的小学生，也有像我这样二三十岁的大学生，还有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家聚集在刘老的书房里，勤奋学习，硕果累累。现在有的学生已成为国内颇有成就的博士、教授、官员、导游，留学日本的则成为日本博士、研究员、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我想将来如果有机会，应该组织一个“班友会”活动来纪念刘老对这一群男女老少的辛勤教导。
1980年，是我正式跟随刘先生念研究生的第二个年头，为了扩大眼界，搜集资料，刘先生决定亲自带领我和其他两位研究生到西安等地访问学习。当时，刘先生已是70多岁高龄，眼睛高度近视，出行不便。但为了拜访到硕学大家，他还是坚持亲自出马，他说：“我如果去了，你们就能拜访到更多的老专家，我跟他们都认识，我可以向他们引荐你们，否则很难见到专家。”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拜访了著名的唐史和历史地理学专家史念海教授、中日关系史专家胡锡年教授等等，聆听教诲，获益很深。
刘先生很重视带领学生参加重要的学术会议，扩大见识，拜访名家。1985年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刘先生接到邀请后对我说：“你也跟我去，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们可以向一流的专家学习。”会议期间，他带着我逐一拜访参会的专家，向他们介绍我这无名小辈和我的论文。会后，他又带我到北京大学拜访史学大家周一良教授、邓广铭教授，到小雅宝胡同拜访中日关系史专家汪向荣研究员，到中央民族大学著名边疆史地专家吴丰培教授家中请教，等等。一次出行就拜访到这么多的大专家，睹其风采，听其教诲，这是我最有意义的一次开会出行。
刘老自小聪慧，家学深厚，师出名门。幼时与父母一起随外祖父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耳濡目染了中日著名学者讨论学术问题，长大后在日本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留学。1931年22岁时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员，师从著名金石学家马衡教授专攻考古学。1937年曾任冀察古迹考察团团长，组织开展冀察田野考古工作。抗战时期，开始转入教育界，先后任北平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杭州之江大学讲师、副教授等职。1951年到福建工作，历任福建师院史地系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职。他一生主要涉足学术界和教育界，他的主要业绩就是研究和传授中华文化。
刘老热爱中华文化，博学多才，钻研深入，成绩斐然。举凡考古、金石、历史、文学、哲学、文字学、目录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莫不涉猎。他的《中国文化史稿》自成体系，被誉为“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的中国文化通史”，国际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对这本书有很高评价。该书于1994年获福建省第二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为了弘扬“老残”家学，他致力于保存先人的文化典籍。自十二三岁便开始抄录先祖刘鹗等人的诗词，在“十年动乱”中不惧安危悉心保护，将家学资料藏之于写字台面板的底部等处，侥幸免遭一劫。在20世纪80年代编撰出版了《铁云（即刘鹗）诗存标注》和《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为学术界研究刘鹗及《老残游记》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更令人惊异的是，80年代末，先生竟然以其丰富的阅历，娴熟的文笔，呕心沥血撰成《老残游记补篇》、《老残游记外篇》两部著作，续完《老残游记》一书，娓娓述前一世纪之旧事，获得很大成功，被认为文笔神似原著，一时传为佳话。他擅长利用古文字学和金石学治史证史，在易学和太谷学派研究上也极有创获，并开创了中琉关系史的研究领域。他共撰有专著10部，论文150多篇。
刘老既是成果卓著的研究型学者，更是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从教60年，亲承教泽的本科生成千上万，耳提面命的研究生10来位。即使在“十年动乱”身处逆境之时，也仍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为青年学生传授知识学问。他提携奖掖后学的事例不胜枚举，由他推荐考研究生、赴国外留学的青年学子不计其数，他开设“先秦史”、“古文字学”、“中国文化史”等30多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他没有休息日，就在发病的当天晚上，他还在伏案工作，直至昏迷不省人事，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
刘老深受太谷学派思想影响，以“立功立言立德”为法门，以“希贤希圣希天”为主旨，以求达到“祈天永命”的境界。他以自己的行为、著作和德行对学生、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并由他们永远传承下去，因此，他是不朽的。
刘蕙孙教授，蕙者，开淡黄绿色小花气味芬芳的草本植物，它把芳香留给人间。刘蕙孙教授既是刘鹗家芳香四溢的贤惠嫡孙，更是中华文化顽强的研究者、保存者和传播者，散发着醉人芳香的优秀炎黄子孙。
（胡沧泽社会历史学院1979级硕士研究生，教授）峥嵘岁月百年树人——陆维特校长革命征程与教育实践述略◎贺祥云
陆维特（1909~1991），福建长汀人。青年时期的陆维特，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阶段，白色恐怖笼罩城乡，便毅然于192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陶行知先生早期的学生之一，自1928年起，长期追随陶行知先生并受其教育思想的熏陶。在他长达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虽经历种种磨难，仍坚贞不屈，始终坚持革命信念，忠诚于革命理想。与此同时，在兴办人民教育事业的历程中，他长期坚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实际出发，研究和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他在环境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参与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为新中国成立储备干部做出了积极贡献。继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福建省教育事业的创新和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
陆维特17岁到马来西亚谋生。受国内大革命浪潮影响回国后，于1928年考入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文学艺术部学习。1929年，在晓庄师范经刘季平、石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30年代，他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法南区支部书记、区委发行部长，组织并参与了进步的爱国学生运动。当时，还和郑君里、周扬等一道参加左翼剧联活动。这一时期，他曾两度被捕，先后囚禁于上海漕河径监狱、杭州军人监狱。第二次被捕是1931年4月，这一次他经历了长达6年严酷的囚徒生活。在敌狱，他机智沉着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与浩然正气。那时，他亲历一场“爱国有罪”的志士精英所遭受的酷刑与屈辱，眼见一些爱国精英惨遭屠杀和他们书写在牢狱墙上告示后来人的励志诗篇，这些深深震撼了陆维特的心灵。在狱中，他深情地谱写诗文，《流浪儿合奏曲》长诗曾秘密传送到《生活教育》杂志，陶行知先生以“维特”署名发表。直到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陆维特才被提前释放。他原名赖成瑚，出狱后改名为陆维特，以之纪念他的6年铁窗生活和他志同道合已牺牲离去的女友廖履冰，也是对陶行知先生给他笔名的敬重。为了那不能忘却的狱中抗争经历，他撰写了报告文学《三千六百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