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命尊严的张扬
与元曲艺术自娱娱人的双重娱乐功能不尽相同，元代的文人画家更主张自我愉悦性的艺术活动。元代的文人画家与戏剧艺术家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没有投身市井，而是选择了隐逸山林，在简淡疏朗的艺术情境中表征高洁心志，以求得内心的自娱与宽慰，倪瓒堪称代表。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倪云林……家饶于财，所居有清閟阁云林堂，备潇洒幽深之致。性不喜见俗人，遇便舍去，盖出尘离垢之士也。遭元末之乱，遂弃家乘扁舟，飘然于五湖三泖之间。”生逢元朝统治的末期，社会政治日趋腐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这样一个“滔滔天下，病者良极”，“云霾龙蛇噬，不复辨泾渭”的乱离社会，倪瓒难逃官府的盘剥和豪权的欺压，“督输官租，羁絷忧愤，思弃田庐，敛裳宵遁焉”。面对世道的黑暗与乱离，他选择了隐逸山林，誓不与乱世同流合污，在琴棋书画的艺术世界中表征自己高洁的情志，从而获得人生的快慰，周南老对此有所记载：
所居有阁，名清閟，幽迥绝尘。中有书数千卷，悉手所较定，经史诸子、释老岐黄，纪胜之书，尽日成诵。古鼎彝名琴，陈列左右，松桂兰竹香菊之属，敷纡缭绕。而其外则乔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号云林。每雨止风收，杖屦自随逍遥容与咏歌以娱……平生无他好玩，惟嗜蓄古法书名画，持以售者，归其直累百金无所靳。雅趣吟兴每发挥于缣素间，苍劲妍润尤得清致。
纷乱的世事与坎坷的经历使得倪瓒只能通过吟诗作画以慰平生，在艺术创作之中表露内心的苦痛，抒发高洁的情志。
倪瓒在琴书自娱的艺术活动中抒写怀抱，寄寓情志，以求得体认自我的信心与抒放情志的快慰。他为友人周逊学所作的《幽磵寒松图》就是这样一幅于归隐之中秉持高节的自得与快适的作品。画面疏淡简逸，近坡三松，侧傍枯树，远岫勃勃，流泉汩汩。涧底高松当风而立，仿佛摇曳着倪瓒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怀抱的忧郁，也承托起他不愿俯就污浊世态的清高志节。画面题有五言诗：“秋暑多病暍，征夫怨行路。瑟瑟幽涧松，清荫满庭户。寒泉溜崖石，白云集朝暮。怀哉如金玉，周子美无度。息景以逍遥，笑言思与晤。”虽然作品具有明显的“招隐之意”，清阴覆地、清泉如诉的荒寒意境更是彰显着倪瓒于隐逸生活中高标心志、自我娱情的人生归宿。
朱良志曾对这幅寒松图的象征意味作以分析：“幽涧可以象征地位低下，寒松萧瑟可以象征身世淹蹇。……在那萧瑟的古树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画家天真荒率、纵横高标的情怀，看到于极荒寒处与宇宙并立、与苍天同流的浩落心宇。一幅萧疏古树，可以出于尘格，荡以远思，令人产生‘与元化游’的感觉。”素有“高士”之称的倪瓒正是在这样荒寒冷寂的艺术情境中“平淡天真”地抒写着不屈的个性。笔意徐缓，却饱含着内心的激情，在隐逸与寄情的张力作用下维持着内心的自足，在超脱俗世的艺术生活中抒写着人生的尊严与快慰。
倪瓒也多次在自己的题画诗跋中直接表述不肯与世同浊，情愿隐居山林，在吟诗作画之中寄寓性情，从而“聊以自娱”，以慰平生的艺术功能观念：
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爱此枫林意，更起丘壑情，写图以闲咏，不在象与声。
闲咏以自乐，聊用忘华簪。
疏林小笔聊娱戏。
游戏入三昧，披图聊我娱。
狂歌衰凤聊自慰，旧学屠龙良已非。
杜门我自无干请，闲写芭蕉入画中。
倪瓒一生不仕，清高持节，诚如方闻所言，“倪瓒面对强暴势力，隐退到一种自我独处、自持的境地，表现出一个真正文明人的态度。”他饱谙世味之后扁舟箬笠，寄身江湖之中，正所谓“百年心事归平淡”，疏寒简淡的艺术境界也是他的人生境界，其中满溢着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信念。
楚默在分析倪瓒的墨竹艺术时曾经指出：“倪云林的竹竿一般比较细，但枝却劲健秀颀，叶的堆叠，显示出欣欣向上的朝气和生命，仿佛荒寂中清新的歌。让这些高大、清高、坚实的形象组合在一起，很能寄寓心中的感受，这是倪云林心物同构的一种形式。”可以说，“聊以自娱”的艺术活动不仅是倪瓒的“修身养生之术”，其中更包蕴着他脱俗傲世、独立不羁的人生哲学，正所谓“逍遥自足忘鹏鹦，漫浪何须寄姓名”。
按照近代文艺心理学的观点，情感抑郁在心里不得发泄，最容易酿成性格的怪癖和精神的失常。而文艺的功能就在于“松懈我们（既包括作者，也包括读者）被压抑的情感；情感的表现就是从情感中解脱”。元代艺术家主张艺术功能的自娱娱人，正是出于主观情志的寄托和心中激愤的抒泄。
同时，因为参与艺术活动的审美主体的组成成分不同，元代艺术活动的自娱娱人功能也可以按照艺术门类的不同侧重而做出区别。杂剧艺术由民间文艺发展而来，其创作主体多为不遇文人，欣赏主体则以普通民众为主。虽然文人的创作也有抒写心中情志的自娱倾向，但是赋形场上的艺术形式则使其更多地呈现出娱乐大众的功能倾向，因此杂剧艺术的功能更具娱人的性质；书画艺术的欣赏主体和创作主体基本固定在文人这一阶层，文人书画的创作多出于作者自身情感的抒泄，旨在发抒胸中逸气而获得自我的愉悦，因此，文人书画艺术更多地体现出自娱的倾向；散曲艺术既有文人抒写自身情志、倾心中怨愤的自娱性创作，也有文人与艺伎演员之间酬唱赠答的联谊之作，还有歌伎感叹自身命运、抒写心中才情的作品，这样，元代的散曲艺术既有抒写自身情感的自娱性质，也有与人共赏的娱人性质，呈示出自娱和娱人的双重功能。
二、自我适慰
“所谓‘自适’，就是化悲怨为旷达。”远离污浊的世道，在艺术创作中挥洒性情、标举高洁的情志，进而获得生命的支点和生活的情趣，元代文人赋予了艺术活动“适慰”功能。
孔颖达《诗大序正义》：“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在中国古代社会，作诗既是文人遣兴怡神、抒写性灵的主要方式，也是文人珍视自身的精神价值，实现自我认同的方式之一。通过艺术创作以自我适慰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古代的文人志士或者因为自己经世致用的抱负不得施展而放浪形骸，长歌当哭；或者为了使自己的志向得以敞亮，进而拓展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而挥洒意气，吟咏性情；或者因为不愿与纷乱的俗世同流合污，为了保全自己高洁的情志而隐逸山林，唱和适意。秉承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神积淀，元代文人也赋予艺术活动自我调适的功能，正如刘将孙所言：“夫诗者，所以自乐吾之性情也，而岂观美自鬻之技哉”。艺术活动对于元代文人而言，因为能够自由地抒发自我性情，进而获得自适之乐，所以具有适慰平生的审美愉悦功能。
同时，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下，元代文人赋予艺术创作的自适功能也呈示出独特的历史意味。元初文人不同于以往的易代文人，他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朝代更迭的藏行之难，更要面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夷夏之辨。而且，有元一代的整个汉族文人群体还要面对异族统治之下的民族歧视。面对朝代更迭、异族入主和自身沉沦的三重困境，元代文人不仅需要找到维系生存的动力，更需求安慰生命的尊严，因此，艺术活动在元代具有更加强烈的“自我适慰”功能，诚如朱光潜所言：“我们有美术的要求，就因为现实界待遇我们太刻薄，不肯让我们的意志推行无碍，于是我们的意志就跑到理想界去寻求慰情的路径。”正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对于元代文人而言，既然不能“行义以达其道”，那就只能“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在隐逸生活中徜徉书画，寄托情意，抒泄郁愤，从而获得人生的快适。
具体说来，元代文人赋予艺术的自我适慰功能是从“生活情趣的展开”与“生命尊严的张扬”两个方面的得以进行的。
（一）生活情趣的展开
钱钟书言：“山水美原是不得志者的发现。《全后汉文》卷六《荀爽贻李膺书》：‘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象于阳城。’……又可窥山水之好，初不尽出于逸兴野趣，逸致闲情，而为不得已之慰藉。达官失意，穷士失职，乃倡幽寻胜赏，聊用乱思遗老，遂开风气耳。”元代文人面对人世的扰攘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退隐闲居，将自己生命的舒适与生活的情趣挂靠在了“泉石供延赏，琴书悦性情”的渔隐生活之中。乔吉的散曲【南吕·玉交枝】《闲适》即为我们描述了一幅闲居田园的舒适生活：“山间林下，有草舍篷窗幽雅，苍松翠竹堪图画，近烟村三四家。飘飘好梦随落花，纷纷世味如嚼蜡，一任他苍头皓发，莫徒劳心猿意马。自种瓜，自采茶，炉内炼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闭上槿树篱，醉卧在葫芦架，尽清闲自在煞。”在避世幽居的隐逸生活中，元代文人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与舒畅。张养浩更将自己的散曲命名为《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将自己的生活与理想安置在山水田园之中，在品评历史得失之间纵情娱戏。
画家吴镇堪称元代隐逸生活最坚定的守护者，他性格孤高，抱才高蹈，终生不仕，也不屑与权贵往来，甘心于清苦孤寂的渔隐生活，在书画之中自我消遣。吴镇多作“渔隐”题材的作品。他的《渔父图》大多笔墨苍劲，画意清俊，近树远山，水天空阔，渔父荡舟其间，垂钓悠闲，正所谓“碧波千顷晚风生，舟泊湖边一叶横。心事稳，草衣轻，只钓鲈鱼不钓名。”凝重沉稳的笔墨与寒寂苍茫的意境是吴镇孤耿性格与淡泊心境的真实写照，他将自己的人生寄托在了渔隐生活与艺术创作之中。吴镇还创作了很多《渔父词》，直抒渔隐闲居、纵情艺事的适意与情趣：
轻风细浪漾渔船，碧水斜阳欲暮天。看白鸟，下长川，点破潇湘万里烟。
舴艋为家无姓名，胡卢世事过平生。香稻饭，软莼羹，棹月穿云任性情。
绿杨初睡暖风微，万里晴波浸落晖。鼓枻去，唱歌回，惊起沙鸥扑漉飞。
钩掷萍波绿自开，锦鳞对对逐钩来，消岁月，寄芳怀，却似严光坐钓台。
桃花水暖五湖春，一个轻舟寄此身。时醉酒，或垂纶，江北江南适意人。
钱棻在《梅花道人遗墨序》中写道：“古高隐之士，若传记所载，投渊洗耳，疵俗激情，类皆不得志于时，或胸有所感，奋然后托而逃焉，以放于无何有之乡，鸟入林，鱼沉壑，宁独天性然哉？畏缯缴之及也。若乃不讳曲俗，不治名高，淡然无闷，而声光所溢，千载犹馨，此非得道者不能，而吾邑吴仲圭先今真其人也。”吴镇不附世、不媚俗，在清苦孤寂的渔隐生活中“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在“适一时之兴趣”的“墨戏”之中维系着生命的尊严，抒泄着自己虽清贫却适意的闲居生活的自乐与自足，与人生的快适。
同样，素有“一代文学”之称的元曲也是一种表征着元代文人人生情趣的艺术门类。元代的散曲艺术家也多为看透世事的洒脱文人，面对山河的破碎和自身的沉沦，他们大多选择了散诞逍遥的艺术生活，或者以“隐士”自居，或者以“浪子”自嘲，在散曲创作中回味人生，寻求生活的乐趣。李昌集先生认为，作曲本身即是“逍遥”的一种方式，元初散曲就是以逍遥散诞、嬉戏玩乐为主调的。元代的散曲艺术家们放逸逍遥的玩世行为和怡悦性情的艺术旨趣奠定了全元散曲的整体风貌，“玩世”的主题几乎贯穿了元代散曲创作的始终，元曲作品中张扬着放纵享乐的人生旨趣和逍遥游戏的艺术精神。略举几例如下：
1.张可久【双调·水仙子】《秋思》
海风吹梦破衡茅，山月勾吟挂柳梢。百年风月供谈笑，可怜人易老，乐陶陶尘世飘飘。醉白酒眠牛背，对黄花持蟹螯，散诞逍遥。
2.吕止庵【仙吕·后庭花】
一声金缕词，十分金菊卮。金刃分甘蔗，金盘荐荔枝。不须辞，太平无事，正宜沉醉时。相逢饮兴狂，两螯风味长。鲜鲫银丝鲙，金锥拆蛎房。透瓶香，经年佳酝，陶陶入醉乡。风满紫貂裘，霜合白玉楼。锦帐羊羔酒，山阴雪夜舟。党家侯。一般乘兴，亏他王子猷。
3.无名氏【中吕·齐天乐过红衫儿】《叹世》
茅庵草舍活计，直吃得醉醺醺如泥，吃的尽醉方归。咀清歌道童声齐，相随。乐乐跎跎，又不管是非。快活了一日，一朝便宜。闲时节看古书，闷把青山对，归去来兮。
一带山如翠，牢把柴门闭。危来催，危来催，不恋荣华贵！不如饮金杯，饮金杯，一世儿清闲落得。
元代艺术家们大多被时代抛到了政治的边缘，他们空抱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于是，便将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散曲的创作之中，用逍遥玩世的人生态度慰藉沉抑下僚的现实处境。他们或者出没歌台楚馆，流连于诗酒丝竹之间，或者投身勾栏行院，逍遥于“粉墨”“排场”之中，用任情娱戏的艺术活动冲击着“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人生窘况，张扬着逍遥洒脱的生活情趣，从而赋予艺术活动娱情自适的审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