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殊时期。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中原汉族总能够成功地征服或者同化僻远落后的少数民族，以中原汉族的儒家正统文化为本位的夷夏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了汉族文人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所以，当处于较低级发展阶段的蒙古民族的入主中原，成为汉家江山的统治者，汉族文人的民族自尊心与文化自豪感史无前例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面对江山的失落，他们沉痛不已，郁积了满腔的愤懑。当这种家国失落的痛楚在艺术活动淋漓尽致地倾泻而出，元代艺术活动的自遣自适功能便流露出浓厚的悲情色彩。
宋元之迹的遗民画家大多属于这种类型，温日观、龚开、郑思肖、钱选、颜辉等人都在“绘事”中抒写了亡国的痛楚和乱世的悲凉，寄寓了浓厚的民族情感。其中，又以郑思肖最为激烈。宋亡以后，郑思肖隐居苏州，满腔悲愤抒泄在了艺术活动之中，《一是居士传》有云：
癖于诗，不肯与人唱和。懒则数岁不作，一兴动，达旦不寐。作讽咏，声辞多激烈意，诗成章，数高歌，辄泪下，若不能以一朝自居。每弃忘生事，尽日遂幽闲之适，遇痴浊者则急去之，多游僧舍，兴尽即飘然，惬怀终暮坐不去。寡与人合，间数月竟无至门者。独往独来，独处独坐，独行独吟，独笑独哭，抱贫愁居，与时为仇雠。或疾如哆口不语，瞠目高视而僵立，众环指笑，良不顾。常独游山水间，登绝顶，狂歌浩笑，气润霄碧，举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或告人以道，俗不耳其说，反嫌迂谬，率耻与之偕。破衣垢貌，昼行呓语，皇皇然若有求而弗获。坐成废物，尚确持“一是”之理，欲衡古今天下事，咸归于正，愚又甚众人。
亡国家毁，悲莫大焉，性格耿介的郑思肖选择了隐逸避居，矢志守节，用遗民的身份与激情同纷乱的世道顽强抗争，以独立于世人的激愤歌咏缓解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悲郁沉痛。这时的诗词歌咏不仅是他与元廷相抗的武器，更成为他寄托生命尊严的艺术手段。悲壮激越的吟咏虽然能够尽情地抒泄胸中的悲愤，聊以获得生活的乐趣与生存的慰藉，其中却不免流露出无尽的哀怨与凄楚。
这种蕴藏于艺术活动之中的悲情色彩不仅存在于元初艺术家的创作之中，蒙元贵族重武轻文与歧视汉人的统治政策所导致的汉族士人社会地位的下沉与价值尊严的辱没，构成了有元一代整体文人的精神困境，正如朱经《青楼集序》所言“百年未几，世运中否，士失其业，志则郁矣”。汉族文人在元代大多沉抑下僚，空抱满腹才华却志不得伸。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部分文人选择了退避隐居，在渔隐山林的避居生活中独抒己志，自陈高洁，正如倪瓒所言，“断送一生棋局里，破除万事酒杯中。清虚事业无人解，听雨移时又听风”，参透社会的黑暗与世道的纷乱，渔隐生活的自娱自乐成为人生的唯一选择。正是因为“厌听残春风雨”，所以才“卷帘坐看青山”，在艺术活动中自遣自适。无处报国、身无所寄可以说是元代文人的人生至痛，满腹才华却无处寄身，心怀修齐治平的凌云之志却生不逢时，那就只能选择退居山林，在艺术活动中寄托情志、抒写性灵。
另一部分文人选择了混迹市井，在茶楼酒肆的放浪生活中控诉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抒泄着内心的积郁与悲愤。马致远的《岳阳楼》、《汉宫秋》，关汉卿的《单刀会》、《西蜀梦》等等，抒写了朝代更迭、山河异色的历史沧桑感，寄托着作者的离乱之悲与民族之恨，以及对故国家园的无限怀恋；王实甫的《破窑记》、范子安《竹叶舟》、无名氏的《冻苏秦》等等，都穷形尽相地状摹了文人生活的穷困潦倒，控诉了社会的黑暗，抒泄怀才不遇的苦闷忧郁；无名氏的《渔樵记》、马致远的《陈抟高卧》、郑光祖的《王粲登楼》等等，则唱出了元代文人不甘沉抑的昂扬气节。
这些怀才不遇、沉抑下僚而选择寄身市井的元代文人只能在艺术活动中寄托情致，抒写感慨，通过对内心深处的悲楚与愤慨的倾情抒泄而获得心灵的宁静和人生的快慰。虽然艺术活动能够让他们重新找到自我的认同，获得生活的情趣与生命的尊严，但是沉积在心底的传统文人的仕进精神令他们在“士失其业”的残酷现实面前，难免心生悲郁。
即使有幸出仕为官，也难免遭受嫌疑而无法伸展抱负，同时还要背负变节的沉痛与罪咎。他们在艺术活动中寄托坚贞高洁的君子之志与向往隐逸的超脱情怀，也从另一个侧面呈示出他们内心深处的矛盾与痛苦。一品大学士何澄在其踌躇满志之时，以简约枯瘦的笔法描绘了一幅《归庄图》，足见其身在魏阙又心存江湖的矛盾心境。赵孟頫更是“官从一品，荣际五朝”，拥有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社会地位，但他在内心深处却不断地憧憬着以艺事自娱的平淡而有尊严的生活，“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为笼中鸟。哀鸣谁复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离别，丘垅谁为扫。秋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沓。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自惭自疚的沉痛心理可见一斑。
这种徘徊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心态，孕育了元代文人内心深处矛盾而复杂的情感，因此，这部分文人在寄情诗画的艺术活动中也流露出一份淡泊、孤寂、萧条与落寞，也凝结成一种游走在冲突与内敛之间的艺术张力，维系了艺术功能的自娱与自适。
背负历史苦难的元代文人满怀激情而无处言说，他们选择了在艺术活动中寄托情志、展开人生，正所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元代文人虽然通过艺术活动得以疏解内心的痛苦，进而获得了审美的愉悦，实现了生存的慰藉，但是，因为积淀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他们的内心深处又充满着深沉的无奈。无论是块垒难平的任情宣泄，还是在山居乡隐之中表征情志，元代文人通过艺术活动而实现的自娱自适总是充盈着无可奈何的被动色彩。
所以，倪瓒将自己的艺术活动称为“聊以自娱”，反复声称“疏林小笔聊娱戏”、“披图聊我娱”、“纵情丘壑间，聊以写我忧”、“江渚出吟聊自适”，吴镇直言自己的创作乃是“闲情聊尔寄丝纶”，柯九思也坦称自己图画墨竹是为了“聊寓意于物，适有涯之生”，程钜夫也认为文人墨客们的艺术活动乃是“胸中殊磊块，笔底聊复且”。一个“聊”字潜藏着元代文人内心深处的挣扎与无奈：既然无处寄身，那就姑且这样吧！如果说中国古代传统文士言志述怀的自娱性艺术活动常常带有“民之秀杰”的骄傲与自豪，那么，元代文人赋予艺术活动任情自娱、适慰平生的审美功能的同时，却潜藏着浓厚的悲情色彩。
小结
宋元易代，传统文人士子所承载的苦痛是前所未有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一大江南北，给文人士子带来的沉痛不仅是故国的沦亡，更有着草原文化对于正统儒家文化的断裂性冲击所招致的不幸，文人这一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倾覆性的巨变，“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在蒙古铁蹄的践踏之下沦为“九儒十丐”，汉族儒士的身份地位由社会主流沦为“边缘”人群，传统文人的自我价值丧失殆尽，不仅没有了进取仕途的道路，甚至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特殊的历史境遇在客观上促成了元代文人与政治的剥离，元代文人的艺术活动也随之与政治世功相脱节，完全成为抒泄积郁、寄托情志，进而自娱自适的愉悦性的审美活动。正如曾瑞【南吕·四块玉】《述怀》所言，“冠世才，安邦策，无用空怀土中埋。有人跳出红尘外，七里滩，五柳宅，名万载。白酒篘，黄柑扭，樽俎临溪枕清流。醉时歌罢黄花嗅。香已残，蝶也愁，饮甚酒！鸡恰啼，人忙起，利逼名煎苦相催。争如我梦胡蝶睡。由你好，笑我痴，强似你！雪满簪，霜垂颔，老拙随缘苦无贪。狂图多被风波淹。享大财，得重衔，休笑俺！衣紫袍，居黄阁，九鼎沉如许由瓢。调羹无味教人笑。弃了官，辞了朝，归去好。”没有了世功的牵绊，元代文人更愿意选择一种洒脱适意的生活方式，将自己的人生展开在自遣自娱、自慰自适的艺术活动之中。
对于元代文人来说，艺术活动既不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不是挥洒意气，拓展自身价值的舞台；既不是独抒高节、唱和适意的自信行为，也不是颐养性情、自陈高雅的自傲活动。元代文人所纷纷标举的，是艺术活动的抒泄性情、适慰平生的审美功能。他们或者“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通过元曲艺术尽情抒泄内心的愤懑，寄寓胸中的情志，以获得自我尊严和人生的快意；或者退居山林，在简淡萧疏的隐逸生活中通过艺术创作寄托情致，正所谓“杜门我自无干请，闲写芭蕉入画中”，不需要计较政治与世功，艺术活动完全成为内心情致的抒写和主观意愿的寄托，在“泉石供延赏，琴书悦性情”的艺术生活中，抒写感慨，高标内心深处的君子情致，从中获得内心的宁静和人生的乐趣。
可以看出，通过艺术活动，元代文人不仅抒泄了内心深处的积郁与愤懑，实现了心灵的解脱与愉悦，找到了生活的情趣与生命的尊严，全面展开了元代艺术娱乐性审美功能，更在沉抑下僚的现实境遇的触动下走向市井、走向民间，赋予艺术娱乐大众的审美功能，更在艺术活动中张扬出新兴的市民精神与浓厚的乡野情趣。
在元代之前，这种自由娱适的审美功能并没有成为时代的主潮，只是潜存在少数文人的艺术观念之中，宋代苏轼也曾强调“某生平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何薳：《春渚纪闻》卷六“东坡事实”），阐扬通过艺术创作而淋漓尽致地抒发胸臆所实现的愉悦与快意的艺术观念。但是，因为身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人社会，虽然苏轼也强调艺术活动超脱世功的愉悦功能，却在内心深处积淀着“民之秀杰”的自尊与自傲，他对世功的超脱是建立在已经得到世功的基础之上的，他的自娱自适可以说是世功之外的一种生活调剂。
而元代文人的心境却与此迥然相异。蒙元贵族的入主中原沉重打击了汉族文士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无处报国、身无所寄更是元代文人的人生至痛，他们虽然满腹才情、心志高远，却屈沉下僚、志不得伸。是特殊的历史境遇消解了汉族文人兼容官僚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他们虽然从政治生活中彻底解放出来，但却是时代所迫的被动选择，正因此，元代文人虽然赋予了艺术活动怡悦性情的审美功能以广泛性和普遍性意义，高扬了“聊以自娱”的艺术功能观念，其中却蕴藏无限的不安和深沉的无奈，而表现出无尽的悲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