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地，萨特竟然习惯了时刻把左手大拇指蜷起来，不熟悉他的人还以为萨特真的只有4根手指呢。
萨特慢慢习惯了4根手指牵着安东尼漫步，习惯了用食指和中指夹着刀叉进餐，甚至习惯了用4根手指教安东尼弹琴。晚上睡觉时，他的左手大拇指还紧紧地贴在掌心里呢，要用很大的劲才能把它舒展开来。
聪明懂事的安东尼听了爷爷的故事后，突然对他的第六指特别爱护起来，他总喜欢在小小的第六指上涂很厚的营养霜，以免它干裂什么的。他还告诉所有人，他为爷爷长了一根大拇指。
安东尼在幼稚园跟同学讲他和爷爷的故事时，小家伙们听得津津有味。有的小孩甚至还祈祷圣母玛莉娅让他们也多长出一根手指头呢。
萨特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善意的谎言会让安东尼因为一根多余的指头而比别的孩子自豪幸福。没有人取笑安东尼，其实对于一个聪明漂亮的小孩来说，多一根小小的手指头又算得了什么呢转眼，安东尼8岁了，已经到了可以做手术切除手指的年龄了，萨特却不知道该怎么跟安东尼说，因为安东尼告诉老师，他要在爷爷的手指伸直后，才会切除第六指。而当萨特想扳直左手大拇指时，他才发现这根手指已经完全变形了。5年来，这根大拇指一直习惯于蜷曲在掌心里，看来现在要重新扳直它已不大可能。这根原本直而有力的大拇指，蜷曲5年后已变得萎缩、瘦小而软弱无力，它已经与其他4根手指有了很大的区别。老实说，大拇指蜷起来的5年里，并没有给萨特带来太多的不便；而那些给孙子讲述”幸福的六指“的日子，也确实给安东尼带来了快乐的童年，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满足与幸福。
当安东尼听说他可以在医院动手术切除手指后，连忙问萨特：“我切除第六指后，您的手指会重新伸直吗？”萨特的心里涌起一阵温暧，他也很想伸直这根手指啊，可是那好像已不可能了。
为了让安东尼安心去做手术，萨特用纱布缠住自己的大拇指，他告诉安东尼他已经动了手术，他的手指马上就可以伸直了。这样，安东尼才听话地去医院做切除手术。
安东尼的手术非常成功，而萨特手上的纱布却缠了好久。他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手指伸直，但不争气的大拇指却不听他的使唤。安东尼做完手术后，见爷爷的手还没伸展开，十分沮丧，他甚至说爷爷欺骗了他，他很后悔丢失了那根属于爷孙俩的第六指。
年后，78岁的萨特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他去世时，左手掌心向上，大拇指一如既往静静地躺在掌心里，这年安东尼18岁。
也就是说，萨特的左手大拇指已经蜷曲了整整15年。这根大拇指曾刻意蜷曲了5年，但在余下的10年中，它想变成原样，却始终没有成功。尽管这样，萨特在这10年里却也过得十分开心幸福。
安葬萨特后，安东尼的父母告诉了他第六指的故事，安东尼十分震惊，他在爷爷的遗像前长跪不起：“爷爷，为了让我相信拥有第六指就拥有更大的幸福，您把一根健康的手指隐藏了15年，是您给了我完美的人生啊。”后来，安东尼成了一名人体器官学教授，他将他的实验室取名为”第六指与一双手，”安东尼对人体各种器官，特别是对手指的研究，在国际医学领域无人能及。生命中曾拥有的那根幸福的第六指以及爷爷那根蜷曲了15年的大拇指，确实给安东尼的爱情、事业和人生指明了方向。
正像很多人说的那样，爱可以创造出奇迹。它能让人变得非常聪明，甚至也能改变人的一生。在这篇文章里，爷爷为了让孙子像别的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突发奇想，编造了一个有关大拇指的谎言，并且从此开始了让自己的手指蜷曲的生活。在这个伟大的谎言中。孙子一天一天快乐地长大了，他甚至还为自己对爷爷的贡献而无比自豪。然而，爷爷的手指却在日复一目年复一年的蜷缩后，变成了一根残疾的病指。但我想，当看到心里充满阳光，健康快乐的孙子时，爷爷的内心一定无比幸福和满足。我也宁愿相信，安东尼多长出的那第六根手指，是伟大而无私的爱凝聚而成的。
姥姥的大饼妈妈说，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很黄很瘦，吃什么吐什么。医生说是我是天生的贲门狭窄，必须开刀治疗。才刚生下的婴儿就要动手术，成活的几率当然很小。所以，姥姥坚决反对，每天都去找院长好几次，要求想出更好的治疗方法。在姥姥的强烈要求下，最终没有开刀，经过精心的治疗，我不吐了，慢慢地好了起来。妈妈常说，我的小命是姥姥救回来的。
由于爸爸常年在外地工作，妈妈的工作又很忙，我的童年就是牵着姥姥的衣角度过的。
姥姥是北方人，喜欢做面食，于是我从小就养成了吃面食的习惯。
我特别喜欢吃姥姥烙的大饼。把白白的面粉放进盆子里，加进适量的水，然后揉成面团，放进些麻油，擀成面饼，不用任何其他的作料，就这样放进锅里烙熟，就可以了。说起来挺简单，可是想做好就难了，从小我就看着姥姥烙大饼，可是从来也没烙出过姥姥烙的那种味道。
烙好的大饼有点儿发黄，上面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焦痕，像豹子身上的花纹。我喜欢那股香味，淡淡的，有股麦子的纯味。这样做成的饼很有嚼头，咬上一口，嚼着嚼着，就会变得甜甜的；这种香甜的味道很淳朴，很实在，很自然，和任何加了作料的食物都不相同。
还记得小时候，每次姥姥烙大饼，我都会搬着凳子坐在旁边等着，馋馋地看着。等大饼一烙好，我就迫不及待地拿着就咬，也不怕烫，一口气能吃两个像小盆子口那么大的饼。我就这么吃着姥姥烙的大饼，一点一点地健康成长着。
后来，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也不再馋姥姥的大饼了。长大了的我开始学会不听话，学会顶嘴，学会跟姥姥吵架。
再后来，我离开家一个人住在外面，一两个月也不回去一趟。
姥姥想我，我知道。几乎每个星期天，姥姥都打电话给我，每次都会说，烙了大饼了，你回来吃吧。而我呢，却毫不领情，只是偶尔才回去一趟，还经常冷言冷语，自以为是地给姥姥脸色看。
姥姥就这么变老了，我却浑然不觉。直到有一天，妈妈告诉我，姥姥病了，得了癌症，而且，病情还很迟了。我在医院里，看见了很瘦很苍老的姥姥。姥姥看见我，很高兴，抓着我的手，紧紧的，连睡着了都不肯放开。姥姥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只是不再光滑，不再丰满，而且布满了皱纹。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满头的黑发变成了白色。我想起小时候姥姥烙大饼时那慈祥的笑脸，现在却变得如此的苍老，如此的陌生。这还是我的姥姥么？这双手就是曾经为我烙大饼的手么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只会偷偷地躲起来哭。回想这么多年来，自己从来没有为姥姥做过些什么，就连让姥姥高兴的话都没有说过几句。
突然很怀念姥姥的大饼。我多么希望能再吃到姥姥烙的大饼啊，多么希望姥姥能像原来那样健康啊。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代替姥姥的大饼，在我的生命中，姥姥的大饼曾经是我的最爱，也将永远会是我的最爱。
姥姥，你还能为我烙大饼么？你会等着我为你烙的大饼么？会么我读了《姥姥的大饼》，勾起了对奶奶的思念。那种思念带着一丝丝的愧疚。
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同，但生活中的一些经历和情感却常常很相似。每个人对亲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回忆符号。《姥姥的大饼》中“我”记住的是姥姥烙的大饼，而现实中我记住的是奶奶的房间。奶奶的房间很暗，就像奶奶的命运，充满波折而且疾病不断。每次我走进奶奶的房间，她总会给我一些零食，山楂、话梅、小饼干之类。我知道那是她舍不得吃，留给我这个小馋鬼的。那段时光是温馨的。但随着自己慢慢长大。我也像故事中的主人公那样和最疼爱自己的人越来越遥远，越来越陌生。我讨厌奶奶的哕嗦，我常常和她吵架越来越不听话。直到3年前，她永远离开了我，我才知道她在我生命中是那么的重要。我是多么想感谢奶奶的疼爱，多么想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但现在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背弃了那个长大之后骑着单车，载着奶奶去兜风的誓言。
报答是有一个保质期的。在这个保质期里，记得对你的亲人表达你的感谢，报答他们的恩情。如果过了这个保质期，你再发现你遗失了美好，就会像我和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被后悔煎熬了。云襟胸怀”我从来就不恨北方佬，最可恨也最让人诅咒的就是那场战争……”我的姨妈贝蒂一讲起她的故事，总是用这句话开头。她的故事，在我还是个小孩时就听过了许多遍。
贝蒂姨妈住在弗吉尼亚州贝列维尔的一所旧房子里，每逢我们去看望她时，她都要讲她的这个故事。那时，尽管贝蒂姨妈快80岁了，但我可以想像到故事里她的容貌——刚刚20岁，长着一双亮晶晶的蓝眼睛，非常漂亮。
贝蒂姨妈完全有理由憎恨内战——南北战争，她的兄弟中有一位在葛底斯堡战场上战死，另一位当了俘虏。随后，她年轻的丈夫詹姆斯——南部邦联的一名军官——也被俘虏，关到了某地的一所不为人知的战俘营里。
月下旬一个热天，贝蒂家从前的奴隶迪克·朗纳来到贝蒂家，告诉她一件奇怪的事。他在查看离范·米特家半英里处的一家农舍时，原以为那是一所空房子，但他却听到屋里有人的低声呻吟声。他随着呻吟声来到阁楼上，发现那里有一名受伤的联邦政府士兵，在他的身边还放着一支步枪。
贝蒂姨妈跟我讲起她第一次看到那个身穿污泥斑斑的蓝军服、长着胡子的人时，她总是说：“我简直就像是步入了一场噩梦之中：令人作呕的可怕的绷带，吓人的血腥气味。孩子，那就是战争的真实写照：没有军号，没有战旗，只有痛苦和污秽，无可救药与死亡。”在贝蒂看来，这个伤兵不是敌人，而是一个受苦受难和需要帮助的同胞。她喂他水喝，并设法洗干净了他那可怕的伤口。然后，她走出农合，到外面去呼吸一点儿清凉的空气。她倚在房子的旁边，想到自己看到伤兵那只血肉模糊的左手和断裂的右腿时，竭力抑制因惨不忍睹的场面所涌上喉咙的阵阵恶心。
贝蒂在阁楼上发现伤兵的证件，她从这些证件中得知，他是弗蒙特州第十一志愿兵D连的中尉亨利·比德尔，现年30岁。她很清楚应该把这位联邦政府军官的情况向南方邦联的军队报告。但是，她也明白自己不会那么做。她是这样向我解释的：“我一直在想，他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有一位妻子等着他，盼着他，可又毫无音信——就像我这样。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也是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她的丈夫重新回到她的身边。”由于贝蒂的精心护理和照料，重新点燃了亨利·比德尔身上奄奄一息的生命火花。要说药品，她几乎一无所有，而且她又不愿从南方邦联医院里少得可怜的医药用品中去拿。但她还是尽其所有做了最大的努力。
当比德尔的体力有所恢复时，他给贝蒂讲起他在弗蒙特州韦斯·菲尔德的妻子和儿女。当贝蒂讲起她的两个兄弟和丈夫詹姆斯的情况时，比德尔也仔细地倾听着，贝蒂姨妈总是给我说：“我知道他的妻子一定在为他祈祷，就像我为詹姆斯祈祷一样。真奇怪，我觉得我和他妻子之间的感情是那么接近。”在山谷地带，10月的夜晚变得越来越冷。骤降的气温加剧了比德尔伤口的感染，在一个黑夜里，贝蒂果断地将比德尔搬到她自家暧烘烘的厨房上面的一个秘密阁楼上。
但在第二天，比德尔发起高烧来，贝蒂明白她必须求人帮助，否则他就会死去，所以她就去找她的私人医生、多年的朋友——格雷厄姆·奥斯本。
奥斯本医生仔细地为比德尔做了检查，然后摇摇头说：“几乎没什么希望了，除非能弄得到合适的药品。”“那好，“贝蒂说，”我到哈珀斯渡口的北方军队那儿去弄。”医生惊讶地看着她说：“你简直是疯了！联邦政府军的司令部在20英里之外。即使你去了，他们也决不会相信你的话。”“我要带上证据，“贝蒂说着，从阁楼上取下一份血迹斑斑的、上面盖有战时统帅部官方大印的证件，”这是他最后一次晋升的记录，我让他们看看这个，他们就一定会相信的。”她叫医生列出了所需药品的清单。第二天清早，她就揣着清单启程赶路了。
她赶着马车走了5个小时，马要休息时她才停下来。当她终于赶到哈珀斯渡口并找到联邦军司令官时，太阳都快落山了。
约翰·D·史蒂文生将军听了她的叙述，仍不相信她的话。他说：“我们已经接到比德尔阵亡的消息。”“他还活着，“贝蒂坚持说，”但是如果他得不到清单上的这些药品，他就活不了多久了。”“好吧，“将军最后说，”我不想为了搞清这件事，而拿一个巡逻队的生命去冒险。”他转向一个下级军官说，”你负责让范·米特太太得到这些药品。”他并不怎么理会贝蒂的感谢，却说道，”不管你讲的是真是假，你都是一位勇敢的女性。”有了贝蒂带回贝利维尔的药品，奥斯本医生将比德尔从垂危中拯救出来。10天以后，比德尔就能拄着贝蒂为他制作的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路了。
“我不能再这样连累你了，“比德尔对贝蒂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够棒了，可以走了。我想尽早回去。”于是他们做了安排。由贝蒂的邻居和朋友萨姆先生用他的运货马车送比德尔回驻守在哈珀斯渡口的联邦政府军司令部。
他们将贝蒂的马和萨姆先生的骡一起套上车。比德尔躺在一个装满干草的旧木箱里，他的步枪和拐杖就在身边。
那是一个迟缓和漫长的旅程，差一点儿功败垂成。在离联邦政府军防线仅有一小时的路程时，突然出现了两个骑马的人。一个人举着手枪，开口逼着要钱；另一个把萨姆先生从车上拉下来。贝蒂吓呆了，坐着一动也不敢动。就在这时，一声枪响，举手枪的歹徒应声倒地，一命呜呼；又一声枪响，另一个歹徒也倒地身亡。
是比德尔开的枪！贝蒂看着他放下步枪，掸掸头发里的干草。
“上车吧，萨姆先生。”他说道，”我们继续赶路吧！“在哈珀斯渡口，联邦士兵们惊奇地盯着这位老农和这位年轻的女子看。当缺了一条腿的比德尔从装着干草的木箱里站起来时，他们更是惊愕不已了。
比德尔被送往华盛顿。在那里，他把自己的经历向战时陆军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作了汇报。斯坦顿给贝蒂写了一封感谢信，并签署了一项命令，要求把詹姆斯·范·米特从战俘营中释放出来。但首先必须找到詹姆斯。经过安排，由比德尔陪同贝蒂，查找贝蒂的丈夫。
有关文件记载，有个叫做詹姆斯·范·米特的曾经被送到俄亥俄州的一个战俘营。可是，当那些衣衫褴褛的俘虏们被带到贝蒂面前时，詹姆斯却不在其中。接着又查了几个战俘营，结果也是一无所获。贝蒂担心自己的丈夫已经阵亡了，但她还是拼命地控制住这种令人战栗不已的恐惧感。
后来，在特拉华堡，在靠近一排战俘的末尾处，一个高个子的士兵从队伍中走出来，蹒跚着扑向贝蒂的怀里。贝蒂拥抱着他，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