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高考落榜后就随本家哥去沿海的一个港口城市打工。
那城市很美，强的眼睛就不够用了。本家哥说，不赖吧？强说，不赖。本家哥说，不赖是不赖，可总归不是自个儿的家，人家瞧不起咱。强说，自个儿瞧得起自个儿就行。
强和本家哥在码头的一个仓库给人家缝补篷布。强很能干，做的活儿精细，看到丢弃的线头碎布也拾起来，留作备用。
那夜暴风雨骤起，强从床上爬起来，冲到雨帘中。本家哥劝不住他，骂他是个憨蛋。
在露天仓垛里，强察看了一垛又一垛，加固被掀动的篷布。待老板驾车过来，他已成了个水人。老板见所储物资丝毫不损，当场要给他加薪，他就说不啦，我只是看看我修补的篷布牢不牢。
老板见他如此诚实，就想把另一个公司交给他，让他当经理。强说，我不行，让文化高的人干吧。老板说我看你行——比文化高的是人身上的那种东西。
强就当了经理。
公司刚开张，需要招聘几个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当业务员，就在报纸上做了广告。本家哥闻讯跑来，说给我弄个美差干干。强说，你不行。本家哥说，看大门也不行吗？强说，不行，你不会把这里当成自个儿的家。本家哥脸涨得紫红，骂道：“你真没良心。”强说，把自个儿的事干好才算有良心。
公司进了几个有文凭的年轻人，业务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过了些日子，那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知道了他的底细，心里就起毛说，就凭我们的学历，怎能窝在他手下？强知道了并不恼，说，我们既然在一块儿共事，就把事办好吧。我这个经理的帽儿谁都可以戴，可有价值的并不在这顶帽上……那几个大学生面面相觑，就不吭了。
一外商听说这个公司很有发展前途，想洽谈一项合作项目。强的助手说，这可是条大鱼哪，咱得好好接待。强说，对头。
外商来了，是位外籍华人，还带着翻译、秘书一行。
强用英语问，先生，会汉语吗？
那外商一愣，说，会的。强就说，我们用母语谈好吗？
外商就道了一声“OK”。谈完了，强说，我们共进晚餐怎么样？外商迟疑地点了点头。
晚餐很简单，但有特色。所有的盘子都尽了，只剩下两个小笼包子，强对服务小姐说，请把这两个包子装进食品袋里，我带走。虽说这话很自然，他的助手却紧张起来，不住地看那外商。那外商站起，抓住强的手紧紧握着，说，OK，明天我们就签合同！
事成之后，老板设宴款待外商，强和他的助手都去了。
席间，外商轻声问强，你受过什么教育？为什么能做这么好？
强说，我家很穷，父母不识字。可他们对我的教育是从一粒米、一根线开始的。后来我父亲去世，母亲辛辛苦苦地供我上学，她说俺不指望你高人一等，你能做好你自个儿的事就中……在一旁的老板眼里渗出亮亮的液体。他端起一杯酒，说，我提议敬她老人家一杯——你受过人生最好的教育，把你母亲接来吧！
我们首先得做一个“能做好你自个儿的事”的人！杭州路十号我讲一个我的故事。
今年的夏天对我来说很重要。
随着待业天数的不断增加，我愈发相信百无聊赖也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这当然是从前。很多故事都发生在从前，但未必从前的故事都可以改变一个人。我是人。我母亲给我讲的故事无法述诸数字，我依旧一天到晚吊儿郎当。
所以，我说改变一个人不容易。
夏初那个中午，我从一场棋战中挣脱出来，不免有些乏味。吃饭的时候，我忽然想出这样一种游戏：闭上眼睛在心里描绘自己所要寻找的女孩的模样，然后，把她当做自己的上帝，向她诉说自己的苦闷。这一定很有趣。
我激动。
名字怎么办？信怎么寄？
我潇洒地耸耸肩，洋腔洋味地说：“都随便。”
乌——拉——！
万岁！这游戏。
我找了一张白纸，在上边一本正经地写了“雪雪，我的上帝”几个字。这是发向天国的一封信。我颇为动情地向她诉说我的一切，其中包括所谓的爱情经历（实际上是对邻家女儿的单相思），包括待业始末，包括失去双腿双手的痛苦（这是撒谎！）。
杭州路十号袁小雪。
有没有杭州路我不知道，也不必知道。我说过，这是游戏，是一封类似乡下爷爷收的信。
信寄出去了。
我很快便把它忘却。
生活中竟有这么巧的事，巧得让人害怕。
几天之后，我正躺在床上看书，突然一阵急切的敲门声把我惊起。我打开门，邮递员的手正好触到我的鼻子上。
“信”
“我的？”我不相信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给我写信。
杭州路十号。
我惊坐在沙发上。仿佛有无数只小手在信封里捣鬼，我好半天才把它拆开，字很清丽，一看就是女孩子。信很短：谢谢您信任我向我诉说您的痛苦。我不是上帝，但我理解您，别放弃信念，给生活以时间，您的朋友雪雪。
人都有良心。我也有良心。从这封信可以知道袁小雪是个善良的女孩子，欺骗善良无疑是犯罪。我不回信不能回信不敢回信。
这里边有一种崇敬。
我认为这件事会过去。只要我再闭口不言。
但是，从那封信开始，我每个月初都能收到一封袁小雪的信。信都很短，执著、感人。她还寄两本书给我：《张海迪的故事》、《生命的诗篇》。
我渐渐自醒。
袁小雪，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
我渐渐不安。
四个月过去了，你知道我无法再忍受这种折磨。我决定去看看袁小雪，也算负荆请罪。告诉她我是个小混蛋，不值她这样为我牵肠挂肚。我想知道袁小雪是大姐姐小妹妹还是阿姨老大娘。我必须亲自去，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再平静地生活。
秋天了。
窄窄的小街上黄叶飘零。
杭州路十号。
我轻轻地叩打这个小院的门，心中充满少有的神圣和庄严。门开了，老奶奶的一头花发映入我的眼帘。我想：如果可以确定她就是袁小雪，我一定会跪下去叫一声奶奶。
“您是？”
“我，我找袁小雪。”
“袁？……噢，您就是那个……写信的人？”
“是，是他的朋友。”
“噢，您，进来吧。”
我随着她走过红砖铺的小道走进一间整洁明亮的屋子里，不难看出是书房。就在这间屋子里，我被杀死了。从那里出来，我就是另外一个人了。
“她不在么？”
“……”她转过身去，从书柜里拿出一沓信封款式相同的信，声音蓦然喃喃：“人，死了，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这些信，让我每个月寄一封……”
我的血液开始变凉。这是死的征兆。
“她？”
“骨癌。”
她指了指桌子让我看。
在一个黑色的木框里镶嵌着一张三寸黑白照片。照片是新的。照片上的人的微笑很健康很慈祥。照片上的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
他叫骆瀚沙。
他是著名的病残心理学教授。
有了这种真诚与真情，我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所有人的微笑都会显得“很健康很慈祥”！小梅你好我们几位朋友在一个黄昏时分谈到了爱情。谈到了哪种求爱方式最为感人。一向沉默寡言的小梅忽然要求给大家讲个故事。她是我们圈子里最漂亮的姑娘。
不知道为了什么，这两年我常回忆自己的大学时代。也许你们以为它曾留下我情感的痕迹，其实恰恰相反，在那四年里我几乎从未对谁产生爱情。我那时确实算校花之类角色，而且身边也有着一群挺不错的追求者，可我觉得他们除了狂热总缺少点什么。
这也表现在求爱方式上。他们火箭炮一样发射情书，甚至在上课时也递纸条要求会面。你们说这能使我感动吗？所以现在，他们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模糊。
只有一个不能确定的形象除外。
在大学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我并不惊讶地收到骑士们寄来的画片和其他礼物，他们中有几个还不约而同地邀我看电影。但我仍旧只和寝室里的同伴们提着小板凳去学校电影场。
那天晚上，放映获奥斯卡金像奖的《罗马假日》，露天电影场挤满了人。我们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了下来，埋着头嗑瓜子。
放映前幕布上不时打出幻灯，写有“某某去西门，有人找”之类字样。旁边的伙伴忽然推我一下：“你快看！”我抬头望向银幕，只见上面打有四个字：“小梅你好！”没有署名。
我至今也难以描述那一瞬间的感受。本来我坐在不起眼的角落，这时却感到熟悉的人全转过头来看我，我成了电影场的中心。我有点羞涩地低下头，内心却涨起一种幸福的潮水。他是谁？是我认识的人，还是一个我并不认识而在默默喜欢我的人？
那时我还是个好奇心过分强烈的女孩，电影一散场我就急切地去放映室打听。放映员说那人没留下名字，只模糊记得他留着小平头，很精神。我逐个想了一下，身边的骑士似乎没谁留那种小平头。
这种神秘更刺激了我的好奇，我托几个知心朋友秘密打听，也没弄清是谁在我生日那天远远地送来一句祝愿。
两个月后，我就毕业了，有十几位爱过我的男孩送我到火车站。我不易察觉地审视他们，觉得他们都像那个人，又都不像那个人。
直到今天，那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也许你应该感谢这个故事的神秘感。如果你真寻找到那个人，也许你会非常失望的。”我冷静地剖析。
停顿了好一会，小梅说：“有这种可能。但同样，我也有可能爱上他。因为他至少是不带任何功利的态度爱着我。这几年每当孤独和痛苦的时候，我常想起那四个字——‘小梅你好’。于是会轻松和满足一些。毕竟有人曾经或者仍然在远远地祝福着我。”
我想起那个神秘人物，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小梅默默望着窗外，仿佛望着非常遥远的往事。这时一只白鸽子从窗外林阴一闪而逝，像一道微弱而又美好的闪电。
“我想起来了，那天我穿着一袭雪白的连衣裙。”小梅用梦一样的声音说。
它虽然表面上是在探求“哪种求爱方式最为感人”，可实际上却在引导人们对爱情观乃至人生观的深入思考。木头伸腰市长以前曾是位小有名气的作家，所以上任伊始，对市里的文教工作便非常热心，鼎力支持。这不，在他的倡议下，市里正轰轰烈烈地举办每年一届的“桃李杯”全市作文大赛，他亲自担任了大赛评委会主任一职。
他这个主任可不是名义上的或象征性的，他身先士卒，放着有空调的办公室不坐，深入基层，跟他亲自挑选的一干精兵强将一起奋战在批阅作文的第一线，冷了喝口白开水，搓搓手、跺跺脚，饿了啃上口干面包，任劳任怨，以身作则。功夫不负有心人，市长终于在这次大赛上发掘出一个好苗子。
作文是市里最偏远的一个叫桑木桥的小学（那里素有市里“大西北”之称）的学生写的，光看题目就很别致——《木头伸腰》。市长情不自禁地读出声来：“你可曾听过木头伸腰的声音？我们坐在教室里，有时便会听到阵阵‘咯吱吱’、‘咯吱吱’的响声，仿佛屋梁上有许多魔鬼在狂笑，我们很害怕，大人们说那是木头伸腰的声音……”
市长激动地拍着那篇作文，禁不住舞之蹈之：“听听，听听，多么鲜活的语言，多么新颖的想像力！真希望多听到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见有人光扑闪着眼睛在发愣，市长便老道而又富有感情地介绍起来：乡下的房梁都是木头的，其中有的树木在做梁条时还未停止生长，所以有经验的木匠在盖房时，两根梁条之间总要预先留出一点儿空隙，以便木头伸伸腰、长足劲。据说黑松林那儿有座东寺庙，你悄悄地走到正梁下面，乍一抬眼，便清晰可见有一条缝……众人纷纷为市长渊博的学识所倾倒。结果，这篇《木头伸腰》以绝对优势夺得本届“桃李杯”作文大赛惟一的一个特等奖。
颁奖大会热烈而又隆重，与会代表对这样一件功在当代泽被后世的活动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会上，市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称这次大赛使我们聆听到真正来自底层的心声，其间他又举了那个《木头伸腰》的典故。
不过，惟一遗憾的是，那个惟一获特等奖的小作者不知什么原因却缺席了，未能到现场来领奖。
会后，本次大赛赞助方之一的国际大酒店举办了盛大的招待酒会，宾主双方觥筹交错，其乐融融。席间，秘书匆匆赶来告诉市长：桑木桥小学校合因年久失修，房梁断裂，今天上午坍塌了两间教室，死伤十多名小学生……这个十分形象、十分生动的细节，最终也便成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十分沉重甚至是十分沉痛的对教育的“贫穷”的记忆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