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境之人无不远近皆哭
澶渊之盟建立后，宋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文化建设为国策。使宋的商业、经济、科技、技术等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宋没有倾尽全国之兵、全民之财发动对辽、对西夏的进攻可能是因为吸取了隋炀帝、汉武帝的教训。
宋一代的对外政策，一直在两条不相交的路线（以现实政治为考量的务实策略和保持天下一统的王道政治）上运行，这使得宋帝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前后反复，左右徘徊。宋帝国的高度文明使宋帝国的精英不屑于了解夷狄世界（文字、语言和制度有时是一种特权，与宋缔结盟约的国家——辽、西夏、金，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在外交程序上以中国的先例为规范，外交中使用的语言也是汉文。
文化交流
尽管官方禁止文献随便出境（苏辙曾上奏《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篇，就他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提出了宋辽关系上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如他针对“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及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为防“泄漏机密”，他主张要加强管制。）但出使辽国的苏辙却吃惊发现，在宋国出版不久的东坡诗稿，已经在辽国上市（辽国殿侍对苏辙说：“你兄长（指苏轼）的《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指苏辙）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
同时，唐末的动乱造成边界的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又使传统的边界与边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对中原王朝影响很大。中国的地理西高东低，长江、黄河出海口所覆盖的地区，现被称为黄淮海平原。五代和北宋的首都汴京就在这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的黄河岸边。失去幽云十六州，汴京就失去屏障。游牧民族的轻骑兵可以两天之内迅速奔袭到汴京城下。由于缺乏战马，宋帝国军队基本以步兵为主，无法进行长程奔袭和机动作战。北宋的装备水平，使得宋帝国军队的部署只能是从防御角度层层展开：即边境上只能部署大量步兵守卫宋辽及以后宋夏漫长的边界（秦汉时期与匈奴及突厥对峙时是不存在明确边界的），否则，一旦有敌情发生，无法即时投入战斗；在汴京周边部署重兵构筑梯次防御，以防辽国骑兵突破边境长驱直入，直捣京师。史实证明，作为首都，汴京的战略地理位置并不合适，辽国和金国采用了同样的战术，大军突袭汴京。结果，后晋的皇帝及皇室，北宋的皇帝及皇室都遭遇同样被俘的命运。
宋立国后，一直没有放弃采用武力迫使辽国向长城以外撤出，以恢复汉唐时代的边界。然而几场战争都是先胜后败，功败垂成，反而激起契丹人轻视之心。到真宗朝，成了契丹人不断入侵中原的局势，同样是先胜后败。最后势均力敌的双方都认识到维持现状才是正确的选择。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国萧太后和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围攻定州，来势汹汹。此消息传至京城，朝野震惊，真宗急召群臣商量对策，主和、主战两派各持己见，争论不休。王钦若、陈尧叟等人主张迁都金陵或成都避难，而宰相寇准则力排众议，坚决要求真宗北上亲征，安定民心，鼓舞士气，打退辽军的进攻。宰相毕士安、大将高琼等人也反对南迁，本想赶快南逃的真宗迫于压力不得不把南迁计划压了下来。为了避免王钦若再劝说真宗迁都，寇准便把王钦若调离京城，出任地方官。朝廷中的主迁派气势大减，真宗勉强决定亲征，却拖延着不肯出发。
为了能够让真宗早日启程，寇准不得不动动脑筋。前线战事越来越紧急，战报十万火急的一封接着一封发到朝廷，寇准故意先压下来，没有让真宗知道，等积多了一起拿给真宗看。真宗一见这么多急报，大惊失色，连忙问该怎么办。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真宗当然是想尽快解决。寇准抓住时机说道，如果陛下立即御驾亲征，此事很快就能解决。无奈之下，真宗只得同意立即出征。
此后，朝廷确定了亲征的相关事宜，安排雍王赵元份留守京城，真宗于十一月二十日出发亲征。两天之后，真宗一行抵达韦城，但前方战况究竟如何没有人说得清楚，王超的部队又没有能够按照事先约定南下接应，真宗开始惶恐不安，犹豫是否继续按原计划北上。此时随行的官员中，有人主张尽快撤退到金陵，也有些人主张撤回京城。寇准则坚决反对，他对真宗说：“陛下现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河北诸军日夜盼望陛下到来，若是现在撤退，军心必然大乱，辽军趁势前来攻打，恐怕到不了金陵就成了辽军的俘虏。”真宗听后心中忐忑，于是不敢再提撤退之事。
与此同时，辽军继续南下，其主力早于真宗到达澶州（河南濮阳）城下。宋朝大军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到达澶州南城。澶州以黄河为界，分南、北两城，南城相对较为安全。真宗看到河对岸烟尘滚滚，就想留在南城，不去北城。寇准劝真宗：“宋军的主力都在北城，陛下如果不去北城，亲征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再说各路大军已经陆续到达澶州，不会有什么危险。”高琼也劝真宗过河，不等真宗同意，他就催促卫兵们护送真宗前进。真宗勉强到了北城，在城楼上召见了各军将领。宋军将士看到城楼上的黄龙旗，得知皇帝到了，立即高呼万岁，士气大振。巡视完毕，真宗把军事大权交给寇准。他相信寇准的能力，但真宗内心还是生怕出现意外。其实寇准等人内心的忧虑决不亚于真宗，但却不能表露出来。为了稳住真宗，寇准每日与杨亿等人饮酒作乐，装出毫不在意的模样。真宗得到密探关于寇准动静的汇报后，以为寇准胸有成竹，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
宋、辽双方在澶州相持了十多日，形势对宋军越来越有利，宋军坚守辽军背后的城镇，又在澶州城下射死辽军大将萧挞凛，使辽军士气一落千丈。萧太后唯恐腹背受敌，秘密派人前来求和。真宗本就没有与辽军一决胜负的决心。早在亲征之前，他就曾经暗中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议和，只是因为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这时辽朝主动提出议和，真宗简直求之不得，于是急忙催促曹利用前去议和。
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成功，和约规定：宋朝每年输给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双方为兄弟之国。因该盟约在澶州签订，其西有湖泊曰澶渊，澶州亦名澶渊郡，故史称为澶渊之盟。据说曹利用在议和之前曾面见真宗，询问给辽朝财物的数量限度。真宗考虑后，提出了可以接受的最高标准为100万。寇准知道后把曹利用找去，恶狠狠地警告曹利用：“皇上虽然说可以给100万，但是若超过30万，回来我就砍你的头。”曹利用最后果真以30万代价谈判成功。
曹利用回来之后，真宗派宦官去问他答应给辽多少钱物。曹利用觉得这种大事要当面回奏，因此没有回答，只伸出三个手指。来人回去告诉真宗，曹利用伸出三个手指，估计是300万吧。真宗惊叫：“太多了！”想了一会，真宗又居然认可了如此巨大的赔付数额：“能了结此事，300万就300万吧。”等到召见之时，曹利用只是一味谢罪，真宗北寨宴射时（和约签订后，真宗举行了庆祝活动）问他到底许给辽朝多少财物，曹利用说许了30万。真宗大喜，重重奖赏了曹利用。
“澶渊之盟”是现实政治的产物。“澶渊之盟”规定宋辽是兄弟之邦，辽帝尊宋帝为兄长，宋帝尊辽帝为皇弟。宋帝国每年给辽的岁币叫做“助军旅之资”，以避免加给他们的屈辱性称呼——“贡物”。同样地，岁币由边界雄州的宋帝国下级官员交付，以表明朝廷认为这只是财政事务，纯粹是一项经济援助而不是含有屈从的政治行为。虽然“澶渊之盟”一直被当作丧权辱国条约，是北宋帝国绥靖主义的代表作，被后人广泛诟病。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澶渊之盟”开启了宋辽两国百余年和平，从此宋帝国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革除五代长期动乱的各项弊端。
宋帝国每年送给契丹绢的份额大概相当于南方一个州如越州的产量。而且支付的款项要置于辽—宋贸易的整体中去加以考虑，宋朝后来通过开设“榷场”有一定收入补偿。而周世宗北伐时收复的“幽云十六州”中的瀛莫两州，契丹在和谈中曾一度索还，也被宋朝拒绝；另外，盟约中没有要求割地。盟约签订后尽管在地方当局间有一些小的侵扰，而在1042年和1074—1076年间则发生了更严重的危机。但是和约仍被大体上遵守。
宋、辽之间澶渊和约的缔结以及此后出现的缓和局面，党项首领为李德明与宋帝国间的谈判营造了非常有利的氛围。元昊的父亲李德明曾称臣于宋（1004—1005年），很可能是为了观望宋、辽和谈的后果，李德明尽量拖延了与宋帝国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分歧，但是双方都迫切希望达成和约。
在宋真宗最初提出的要求中，包括西夏归还灵州和向宋帝国称臣纳质，而李德明则对这些条款持反对态度。但是双方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方案，允许李德明保持1006年拥有的定难军节度使和西平王的称号，而宋帝国则提供绢、钱、茶等物，并在每年捐赠冬衣。这样一来，就建立了西夏对宋帝国的形式上的朝贡关系，而宋帝国则承认党项统治者事实上的君主地位。在李德明统治期间，他一直迫使宋帝国在贸易上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在争取越境销售党项盐方面却没有获得多少成功。
这种纳贡体系只是形式上的君臣关系，不具备实际内容。但素有大志的元昊决定利用宋辽固有矛盾以使自己渔利（在李德明晚年，他的长子李元昊统率着河西的党项军队，并赢得了作为一名武士和战略家的美誉，在不少史料中，都记述了这对父子间的一段未经证实的对话。在谈话中，年轻的王子对父亲向宋帝国的卑躬屈膝行为和贪恋由边境贸易得到的汉地产品的态度提出了批评）。
刻苦的李元昊
他相信，父亲的政策削弱了党项社会和经济的基础——游牧，从而对党项的文化价值，毫无疑问，也对其武力优势构成了威胁。李元昊还特别谴责了李德明实行贸易代理人的做法，认为他们在宋帝国市场上没能得到赚钱生意。李元昊自幼就通晓汉、蕃佛典、法律、占卜，并精于军事谋略。即位伊始，他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发起了一场大胆的改革运动，意欲增强党项统治者的权力，进而力求表明自己独特卓异的地位。此外，这位傲慢的君主还特别希望宋帝国承认他与契丹统治者的地位相等。
但是，李元昊牺牲与契丹的联盟关系，发动与宋帝国间的长期的消耗战争（1039—1044年），换来的不过是一些局部的胜利。1040年范仲淹挂帅到陕北多次打退西夏军，从此西夏对宋的战争不得不更加谨慎。宋帝国巨大的经济优势和似乎耗不尽的战争资源（除了战马），让元昊意识到战争难以为继。元昊的中央集权政策（还有疏远宋、辽的政策），在西夏招致了强烈的反对（最终使他遭到暗杀），与宋帝国和谈又是现实政治的唯一选择。
1043年初，党项统治者在致宋仁宗的书信中，就双方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新的表述程序：“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邦泥定”似是西夏党项名的异译（汉文写作“白上国”），“曩霄”则是元昊本人的新名字。宋帝国一位大臣指出，这种表述不过是当时在宋、辽外交往来中使用的类似程式的翻版。
最后，宋帝国否决了元昊的新建议。经双方多次的讨价还价，最终于1044年5月达成和约，元昊最终同意接受称“臣”的地位之后，宋廷扩大了居住在开封的政府邸店里的党项使节的贸易权，并增加了岁赐的数额。值得一提的是，宋帝国与吐蕃一直保持友好的同盟关系，这种关系对于战略上牵制辽与西夏十分有益。自960立国至1044年，宋帝国花了60年时间解决边境问题并理顺了国际关系。
在宋辽、宋西夏的和平对峙中（冷战之中伴随局部的热战）渐渐地，经济与文化上的实力悄然改变双方的国力。中原的富庶繁华；中原的文化魅力使契丹人、党项人困惑和心动。从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历史，可以看出，他们都步上了同一条历史轨迹。野蛮民族逐渐步入文明社会，然后被更野蛮的民族毁灭。
可以说，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整个世界史，就是文明社会最终毁灭于野蛮民族的历史。和平加快了这两个国家的“汉化”速度，加快了这两个国家进入文明国家的速度。然而，文明程度愈高，他们就离他们的传统愈远，离他们的传统愈远，他们的传统优势就愈少。夹在高度文明和高度野蛮中间的民族是最尴尬的。一方面，野蛮的方式，他们已经不会；另一方面，文明的方式，他们还不够娴熟。宋帝国经济与文化的蓬勃发展与辽、西夏传统优势的逐渐丧失，使力量对比渐渐地向有利于宋帝国的方向发展。
到了辽道宗时代，这种趋势就更明显。道宗显然不是大有为之主。道宗朝（1055—1101年）是辽国由盛转衰的时期。辽国皇帝几位皇帝深知两国交兵的危害，不愿轻启战端。契丹人民因承平日久，人人安居乐业，也不愿意打仗。